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丁型肝炎病毒(HDV)共感染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HDV需要HBsAg蛋白质进入肝细胞,共感染通常是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形式.共感染患者面临更高的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细胞癌风险,因此早期识别和诊断至关重要.HDV RNA阳性患者面临更高的肝相关并发症风险,且需要更复杂的治疗策略.提高HDV筛查覆盖率和接受度、制定综合治疗策略及加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参与,是应对HDV共感染的关键.本文探讨了 HDV共感染的临床学意义、检测方法、治疗策略以及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旨在为优化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 基于铁死亡通路探究大叶茜草素抑制肝细胞癌的作用机制.方法 体外培养肝癌HepG2细胞,根据IC50分为对照组、大叶茜草素低剂量组(10 μmol/L)、大叶茜草素中剂量组(20 μmol/L)和大叶茜草素高剂量组(40 μmol/L),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乳酸脱氢酶(LDH)试剂盒检测细胞毒性,克隆形成实验观察细胞克隆能力,检测细胞谷胱甘肽(GSH)、丙二醛(MDA)、活性氧(ROS)、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超氧化物、脂质过氧化物含量及线粒体膜电位(MMP),Western blot检测细胞铁死亡抑制蛋白1(FSP1)、GTP环化水解酶1(GCH1)、二氢乳清酸脱氢酶(DHODH)、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4蛋白表达,RT-qPCR检测FSP1、DHODH、GCH1、GPX4 mRNA表达.在过表达和沉默GPX4条件下观察大叶茜草素对HepG2细胞活力和GSH、MDA含量的影响.结果 中、高剂量大叶茜草素可减少HepG2细胞克隆形成数目,降低细胞GSH含量和SOD活性,升高MDA、超氧化物、脂质过氧化物和ROS含量,降低MMP(P<0.001).大叶茜草素干预对HepG2细胞FSP1、GCH1、DHODH蛋白和mRNA表达无显著影响,可降低GPX4蛋白和mRNA表达(P<0.001),过表达和沉默实验验证GPX4是大叶茜草素调控铁死亡的核心靶点.结论 大叶茜草素主要通过调节GPX4介导的铁死亡发挥抗肝细胞癌作用.

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中期肝细胞癌的首选治疗方式。目前适合TACE的最佳化疗药物尚无定论。伊达比星独特蒽环结构使其具有高亲脂性和强细胞毒性，逐渐被应用于TACE治疗肝细胞癌的一系列基础及临床研究。本文就伊达比星-碘化油乳剂配制方案、伊达比星-载药微球的装载方案以及伊达比星-TACE治疗肝细胞癌的安全性和疗效等进行综述，为后期进一步规范伊达比星-TACE治疗、设计相关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目的:观察异紫堇碱衍生物COM33对肝癌Huh7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方法:以0.625、1.25、2.5、5、10、20、40、80 μmol/L COM33分别处理正常肝细胞LO2和肝癌细胞Huh7 24 h后，采用细胞计数法(CCK-8)检测细胞吸光度( A)值，并在Graphpad prism软件中通过非线性回归分析获得半数抑制浓度(IC 50)。随后采用COM33处理Huh7细胞，以无COM33组设为对照组；细胞克隆实验用于评估COM33对Huh7细胞增殖的影响；10 μmol/L COM33处理Huh7细胞24 h后，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用膜联蛋白V-异硫氰酸荧光素(Annexin V-FITC)/碘化丙锭(PI)双染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情况，免疫印迹实验检测给药前后细胞中Gasdermin D(GSDMD)蛋白、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蛋白、bcl-2相关X蛋白(bax)、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Caspase)-9剪切体(cleaved Caspase-9)的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 结果:COM33剂量依赖性地抑制Huh7细胞增殖，且在Huh7细胞中的IC 50值明显低于LO2细胞[(11.99±0.53) μmol/L比(33.33±3.10) μmol/L， t＝11.810， P<0.01]；给药组细胞形成的克隆集落少于对照组[(681±13)个比(387±29)个， t＝15.950， P<0.01]；Huh7细胞经COM33处理后出现皱缩变圆、贴壁不良；给药组Annexin V阳性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7.28±0.86)%比(1.37±0.09)%， t＝11.820， P<0.01]；两组细胞GSDMD蛋白表达并无差异，且未检测到GSDMD剪切体；bax蛋白相对表达量给药组高于对照组(1.02±0.04比0.50±0.06， t＝12.250， P<0.01)；cleaved Caspase-9蛋白相对表达量给药组高于对照组(0.39±0.11比0.07±0.03， t＝4.726， P<0.01；0.39±0.11比0.16±0.07， t＝2.942， P<0.05)；bcl-2蛋白相对表达量给药组低于对照组(0.54±0.06比0.82±0.12， t＝3.551， P<0.05)。 结论:COM33对LO2细胞毒性不明显，可有效抑制Huh7细胞增殖，并诱导其凋亡。

目的:评价α-硫辛酸对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及乙醛脱氢酶2(ALDH2)在其中的作用。方法:在体实验：雄性SD大鼠24只，体重250~300 g，8~10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6)：假手术组(Sham组)、肝缺血再灌注组(IR组)、肝缺血再灌注+α-硫辛酸组(IR+ALA组)和肝缺血再灌注+α-硫辛酸+黄豆苷组(IR+ALA+D组)。采用阻断肝左叶及中叶肝蒂60 min后再灌注的方法建立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缺血前45 min时，IR+ALA+D组腹腔注射ALDH2拮抗剂黄豆苷50 mg/kg；缺血前30 min时，IR+ALA组和IR+ALA+D组腹腔注射α-硫辛酸100 mg/kg。于再灌注6 h时，采集下腔静脉血标本，检测血清AST和ALT活性；然后处死大鼠，取肝组织，行HE染色光镜下观察病理学结果，并行肝损伤评分，测定ALDH2活性和ROS水平，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4-羟基壬烯醛(4-HNE)和MDA表达。离体实验：体外培养的大鼠肝细胞BRL-3A，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15)：对照组(C组)、缺氧复氧组(HR组)、缺氧复氧+α-硫辛酸组(HR+ALA组)和缺氧复氧+α-硫辛酸+黄豆苷组(HR+ALA+D组)。HR组、HR+ALA组和HR+ALA+D组于37 ℃、95% N 2+5% CO 2条件下培养6 h，然后于37 ℃、95%空气+ 5% CO 2条件下培养24 h；于缺氧前60 min时，HR+ALA组加入α-硫辛酸100 μmol/L，HR+ALA+D组加入α-硫辛酸100 μmol/L和黄豆苷60 μmol/L。于复氧24 h时，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分光光度法检测ALDH2活性，DCFH-DA荧光探针法检测ROS水平，JC-1法检测线粒体膜电位。 结果:在体实验：与Sham组比较，IR组血清AST和ALT活性、肝损伤评分、肝组织ROS水平、4-HNE和MDA表达水平升高( P<0.05)，ALDH2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IR组比较，IR+ALA组血清AST和ALT活性、肝损伤评分、肝组织ROS水平、4-HNE和MDA表达水平降低，ALDH2活性升高( P<0.05)；与IR+ALA组，HR+ALA+D组血清AST和ALT活性、肝损伤评分、肝组织ROS水平、4-HNE和MDA表达水平升高，ALDH2活性降低( P<0.05)。离体实验：与C组比较，HR组细胞活力和线粒体膜电位降低，ROS水平升高( P<0.05)，ALDH2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HR组比较，HR+ALA组细胞活力、ALDH2活性和线粒体膜电位升高，ROS水平降低( P<0.05)；与HR+ALA组比较，HR+ALA+D组细胞活力、ALDH2活性和线粒体膜电位降低，ROS水平升高( P<0.05)。 结论:α-硫辛酸可减轻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其机制与激活ALDH2，减少毒性醛类物质积聚，恢复线粒体膜电位有关。

肝脏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当发生毒性损伤或手术切除后，肝细胞可快速进入细胞周期，迅速恢复受损肝脏体积和功能。肝再生涉及多种复杂过程，依赖多种细胞间相互作用。由于传统测序方法受限于组织内平均细胞变化水平，只能获得反映优势细胞亚群的平均遗传信息，而次级细胞亚群的作用常被忽略，导致细胞异质性信息丢失。单细胞测序技术可以解析单个细胞亚群的生物学行为，更加深入了解肝再生过程中不同细胞分布状态、相互作用及细胞异质性。笔者针对单细胞测序技术在肝再生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乙型与丙型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肝细胞癌的重要病因之一。我国约有7 000万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和1 000万例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而健康体检是目前我国发现HBV与HCV感染者和患者的主要途径之一。为此，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制定本共识，希望提高健康管理部门对体检人群关于病毒性肝炎咨询和转诊的规范性，促进健康管理机构与临床、检验的多学科、多部门联合，从而推广在健康体检中病毒性肝炎的筛查，有助于促进病毒性肝炎患者的诊断和抗病毒治疗。

肝细胞癌（HCC）分子靶向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HCC一线治疗方案及根治性治疗高复发风险患者抗复发治疗的选择之一。本期执行主编南月敏教授为本刊组织了HCC靶向及免疫治疗肝损伤应对策略的重点号专题。南月敏教授等从HCC分子靶向药物、ICIs及其联合治疗方案的适应证，与靶向药物、ICIs单用和联合用药相关肝损伤的管理策略方面进行了评述（南月敏等，第1121 ~ 1124页）。HCC一线治疗的ICIs均需靶免联合或双免联合治疗，这增加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如ICIs肝毒性。茅益民教授等总结了ICIs相关肝毒性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临床特征及管理策略（支阳等，第1125 ~ 1128页） 。分子靶向药物已成为晚期HC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肝损伤是靶向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赵素贤教授等总结了HCC靶向药物导致肝损伤的发生情况、机制、危险因素、诊断和治疗策略（赵素贤等，第1129 ~ 1132页）。大多数HCC患者发现时已为中晚期，靶免联合治疗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案。然而，不少患者由于存在肝脏基础病变肝功能不能满足靶免治疗的要求，影响疗效。张缭云教授等总结了目前原发性HCC患者靶免治疗前相关肝损伤的现状及应对策略，以及时调整患者的肝功能使其获得抗肿瘤治疗机会（贾军梅等，第1133 ~ 1136页）。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目的:探讨脾切除术对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发生肝细胞癌（HCC）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中国7所三级医院收治的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继发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术的407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脾切除组；将同期因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接受药物治疗的464例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非脾切除组。脾切除术中采用开腹或腹腔镜联合或不联合贲门血管离断术。非脾切除组中所有患者均在HCC发生前保守治疗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未进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脾切除或肝移植术。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HCC监测方案。每3~6个月常规进行腹部超声检查、肝功能检查和甲胎蛋白检查。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对脾切除组和非脾切除组的患者资料进行匹配。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总体生存率和肝癌累积发生率，采用对数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癌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PSM后，两组各233例患者。49例（12.0%）脾切除患者和75例（16.2%）非脾切除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了HCC。脾切除组患者1、3、5、7年HCC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6%、7%、15%，显著低于非脾切除组1%、6%、15%、23%（ HR=0.53，95% CI：0.31~0.91， P=0.02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男性、有脾切除史是HCC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HR=0.55，95% CI：0.32~0.95， P=0.031）。脾切除组1、3、5、7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00%、97%、91%、86%，而非脾切除组为100%、97%、92%、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9）。与非脾切除组的HCC患者相比，脾切除组发生HCC患者接受肝切除的比例更低（12.2%比33.3%，χ2=7.029， P=0.008）。 结论:脾切除术可能降低肝硬化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HCC的发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