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癌作为预后最差的消化道肿瘤，50%病人确诊时已合并远处转移，其中以肝脏转移最常见。胰腺癌合并远处转移一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忌证，但在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模式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化疗、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治疗方案的新型组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部分经化疗筛选的肝脏寡转移病人，外科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笔者回顾近年胰腺癌合并肝脏寡转移的治疗现状与进展，深入探讨其外科治疗的指征，评价治疗效果。

患者 男性，38岁。因“双下肢水肿1个月，发现肝脏占位1周”于2021年4月20日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1个月前出现双下肢对称性水肿，进行性加重。1周前外院腹部超声检查、腹部增强CT检查和PET-CT检查结果提示肝脏6段占位伴下腔静脉癌栓，左侧腹内斜肌转移。既往慢性乙肝病史10年余，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否认手术史、输血史、冶游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后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肝右叶见低回声占位，考虑恶性可能性大。腹部增强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性病变，考虑原发性肝癌；（2）肝右静脉、下腔静脉及双侧肾静脉近段充盈缺损、明显强化，考虑癌栓形成；（3）腹水（图1）。PET-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代谢明显升高，考虑原发性肝癌；（2）下腔静脉全程充盈缺损伴代谢升高，考虑癌栓形成；（3）左侧腹内斜肌（L3层面）见结节状异常高代谢，考虑转移。实验室检查：乙肝表面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均为阳性；乙肝病毒DNA为1.12×10 4 U/ml；AST为376.5 U/L，ALT为106.3 U/L；甲胎蛋白为87.43 μg/L。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b期；（2）慢性乙肝。

目的:探讨成人巨大肝脏未分化胚胎性肉瘤（UESL）的临床诊疗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的5例成人巨大UESL患者的临床资料，均为女性，年龄49~77岁。术前CT检查结果均提示为密度不均的囊实性低密度影伴有稍高密度条索状分隔影，被误诊为肝细胞癌或肝囊腺癌。3例CA125高于正常值，5例甲胎蛋白均为阴性。结果:5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肿瘤平均最大径20.2 cm（范围：15.0~30.0 cm），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均提示为UESL，5例免疫组化均表达波形蛋白；3例完整切除肿瘤并达到R0切除，其中2例截至末次随访仍无瘤生存（89和55个月），另1例无瘤生存158个月后死于肾癌；其余2例虽完整切除肿瘤但术中肿瘤破裂，分别于术后2和19个月复发，总体生存时间分别为3和26个月。结论:外科根治性切除是成人巨大UESL的首选治疗方式，术中应避免肿瘤破裂。肿瘤种植转移是影响UESL预后的主要因素。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由于胆囊癌早期诊断缺乏特异性症状和特征性肿瘤标志物，且易侵犯肝脏、较早发生淋巴结转移和神经浸润，导致胆囊癌早期诊断率低，手术切除率低，成为消化系统肿瘤内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癌症之一。临床实践证实，单纯的根治性切除手术虽然能改善早期胆囊癌患者的预后，但对中晚期胆囊癌治疗效果改善不明显。近年来，以肿瘤学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各种辅助治疗方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在普及外科规范手术切除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各种辅助治疗方法，将为提高胆囊癌整体治疗效果铺就更为宽广的道路。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证据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制定和评价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 ［1］。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简称共识）。本版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本版共识中的器官保护策略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

目的:分析基于声触诊组织量化(VTQ)技术和基于4因子的纤维化指数(FIB-4)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诊断肝脏外科手术患者术前肝脏储备功能(LFR)受损的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肝脏外科手术的患者资料。最终入组173例患者，其中男性135例，女性38例，平均年龄58.6岁。将患者分为LFR明显受损组( n＝11，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即ICG R15≥20%)和对照组( n＝162，ICG R15<20%)。比较两组VTQ、FIB-4、血小板计数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FR明显受损的影响因素，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参数诊断LFR明显受损的效能。 结果:LFR明显受损组血小板计数低于对照组，VTQ和FIB-4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FIB-4( OR＝2.112，95% CI：1.342～3.325)和VTQ( OR＝4.382，95% CI：1.380～13.918)是LFR明显受损的危险因素(均 P<0.05)。Logistic回归模型、FIB-4、VTQ诊断肝脏外科手术患者LFR明显受损的最佳界值分别为0.098(灵敏度72.8%、特异度90.1%、准确度89.0%)、0.990(灵敏度90.9%、特异度79.0%、准确度79.8%)和1.8 m/s(灵敏度81.8%、特异度77.8%、准确度78.0%)。Logistic回归模型诊断LFR明显受损的特异度和准确度均高于FIB-4和VTQ。 结论:基于VTQ和FIB-4构建的logistic回归模型诊断肝脏外科手术患者LFR明显受损的效能良好，VTQ可进一步帮助临床医生术前评估LFR。

转移性肝癌是指肝外部位形成的原发肿瘤转移至肝脏，并在肝脏定植形成的单发或多发癌灶。由于肝动脉、门静脉双重血供，肝脏已经成为大多数恶性肿瘤转移最常见的实质器官。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外科手术在转移性肝癌的治疗中愈发得到重视。但是，当前满足切除指征的患者占比少，术后复发风险较高，转移性肝癌的整体预后仍较差。本文综述转移性肝癌的外科治疗，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可参考方案。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肝癌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近年来，肝癌的临床诊治及创新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新型血清标志物的发现和转化应用，包括蛋白、miRNA以及外周血循环游离DNA甲基化等，促进了肝癌的早诊早治。影像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为精准肝脏外科的实现创造了便利条件。靶向与免疫治疗的进步，将为肝癌的精准治疗提供更多的手段。借助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技术，对肝癌发生和发展机制及其基因表型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单细胞、基因编辑、药物开发等技术的进步，使得肝癌创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越来越开阔。肝癌是一种复杂而难治的恶性肿瘤，通过不断揭示其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真正本质，进一步探寻制癌之道，从而助力肝癌精准治疗，使患者生存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