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1，男，8岁5个月，因间歇性腹部钝痛2个月余来院就诊，超声检查发现腹腔及盆腔数处不规则低回声包块，最大者位于盆腔，长径4.8 cm；包块形态不规则，内部可见钙化斑，较大包块中央有少量液化，包块可见较丰富血流信号；肠间隙有少量清亮游离积液。对肿块进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显示肿瘤细胞呈小圆形、巢状分布，核分裂象多见，周围见丰富纤维间隔(图1)。免疫组化：D99+、Desmin+、CK+、EMA+、WT1散在+、SYN－、MyoD1－、Desmin+、Ki-67约50%。基因检测显示EWSR1(22q12)基因断裂。病理诊断为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术后规律化疗，每隔1个月左右超声定期随访。4个月后超声检查发现腹膜复发灶，随访中逐渐增大(图1A，B)、增多，累及多个组织器官。行第二次手术，术中可见肿瘤弥漫种植于腹腔及盆腔的腹膜、网膜、肠系膜表面(图1D)及肠壁，膀胱壁浆膜侧，并在肝脏、脾脏等脏器内发现多发病灶，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病灶，继续化疗。术后8个月超声检查再次发现复发病灶，随访中逐渐进展，间隔11个月后再次手术，切除肉眼可见病灶，术后5个月后多组织脏器再次出现多发复发病灶，并迅速增大，部分病灶逐渐包绕肠管、侵犯输尿管(图1C)。发病2年4个月后患儿死亡。

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 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 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5， 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37， P＝0.020)。 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患者女，45岁，右下腹疼痛3周来诊，超声和CT检查发现右侧腹直肌血肿，同时发现肝占位。血液学检查提示乙型肝炎表面抗体、乙型肝炎核心抗体、乙型肝炎e抗体均阳性；腹部增强CT提示肝脏多发类圆形稍低密度影，大者直径约27 mm，病灶增强扫描动脉期见病变边缘结节状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逐渐向中央填充(图1)。鉴于肝占位动脉期高强化且逐渐向中央填充的特点，临床考虑肝脏多发海绵状血管瘤(hepatic cavernous hemangioma, HCH)可能，遂行 99Tc m-RBC肝血池SPECT/CT显像(图2)。血流相肝区未见异常显像剂摄取增高区(图像未显示)，血池相SPECT/CT见肝左、右叶多发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边界尚清，显像剂摄取明显增高，较大者2.4 cm×2.2 cm，符合肝多发血管瘤的表现。

目的:研究超声引导下肝活检术中，组织取材后即刻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对肝脏损伤性出血的诊断价值，研究超声引导下穿刺点局部压迫止血的临床效果。方法:132例各种肝脏疾病住院患者行超声引导下肝穿刺活组织检查，包括61例弥漫性肝实质病变和71例肝脏局灶性病变，于肝活检后即刻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穿刺部位的异常血流信号，如有出血性信号则行超声引导下压迫止血，直至出血信号消失。计量资料比较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用χ 2检验。 结果:即刻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显示弥漫性肝病组和局灶性肝病组分别有36.1%（22/61）和40.8%（29/71）的病例出现损伤性出血。进行超声引导下的局部压迫止血，所有的出血信号最终都消失，2组的止血时间中位数均为2 min，2组间出血率和止血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无严重并发症和死亡发生。 结论:沿穿刺针道的肝脏损伤性出血在肝活检术中是常见的伴随情况，即刻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能够及时发现出血信号，并引导有效压迫止血，即刻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应成为肝活检术中取材后的常规措施，可能会有助于避免严重出血并发症的发生。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评价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布加综合征(BCS)下腔静脉阻塞伴危险侧支诊断及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9月至2021年1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8例下腔静脉阻塞伴危险侧支的BCS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1例，女性17例，平均年龄49.0岁。选取患者肝脏MRI增强扫描图像构建下腔静脉三维可视化模型。行正位及左侧位下腔静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在三维可视化模型指导下开通下腔静脉。术后随访下腔静脉通畅情况。结果:28例患者均成功构建下腔静脉三维可视化模型，共显示危险侧支51条，存在1、2、3、4条危险侧支患者分别为13、8、6、1例。规划穿刺路径与下腔静脉近心端长轴夹角平均22.2°。28例患者中，三维可视化模型可清晰显示危险侧支开口、走行及下腔静脉阻塞端位置形态28例(100.0%)，优于DSA正位及左侧位清晰显示的6例(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0.045， P<0.05)。28例患者均成功开通下腔静脉，无并发症。28例患者随访2~30个月，平均18.4个月。25例患者下腔静脉血流通畅，3例患者分别于术后3、4、14个月出现下腔静脉再阻塞。 结论:三维可视化技术在BCS下腔静脉阻塞伴危险侧支的诊断和介入治疗中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方法。超声检查具有无创、便捷、实时及可动态显示肝内血管血流动力学变化的优势，已经成为肝移植手术全程管理过程中首选的评估手段之一。为进一步规范肝移植手术前后的超声检查，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及上海市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等机构组织全国肝移植领域包括超声科、肝脏外科、介入科等多学科专家，结合目前肝移植超声诊治研究的最新实践，制定了《肝移植超声临床实践指南（2023版）》，内容涉及超声评估移植肝供体、受体，移植肝术中超声检查，术后并发症超声评估，超声在儿童肝移植中的应用以及超声引导下的移植肝穿刺活检及治疗，旨在推动中国肝移植超声检查实现规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目的:观察超声引导下外侧弓状韧带上腰方肌阻滞(LSQLB)与肋缘下腹横肌平面阻滞(TAPB)用于开腹肝脏手术的镇痛效果。方法:选择丽水市中心医院2021年2月至10月择期行开腹肝脏手术患者4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LSQLB组(L组， n＝21)和TAPB组(T组， n＝21)。两组均在术前行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L组行超声引导下右侧LSQLB，T组行右侧肋缘下TAPB，随后在全身麻醉下完成手术。两组患者术后均行静脉自控镇痛(PCIA)。比较两组患者切皮前(T 0)、切皮即刻(T 1)、肝脏探查时(T 2)、缝皮时(T 3)的平均动脉压(MAP)和心率(HR)；记录术中舒芬太尼、瑞芬太尼的使用量；记录术后2、8、16、24、48 h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和术后48 h镇痛泵的按压次数、补救镇痛次数；记录术后肌力减退(阻滞侧下肢肌力≤4级)、低血压、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L组在T 1、T 2、T 3的MAP和HR低于T组(均 P<0.05)，术中舒芬太尼及瑞芬太尼用量少于T组(均 P<0.05)，术后2、8、16、24 h的VAS评分低于T组(均 P<0.05)，术后48 h的镇痛泵按压次数和补救镇痛次数少于T组(均 P<0.05)。两组患者术后肌力减退、低血压、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超声引导下LSQLB用于开腹肝脏手术，血流动力学更稳定，镇痛效果更确切。

目的:探讨儿童减体积左外叶活体肝移植的疗效。方法:选择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67例1岁以内的儿童受者接受减体积左外叶活体肝移植(RLLS组)，回顾性分析这些受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其与左外叶活体肝移植受者(LLS组)基本资料、术后主要并发症以及术后受者、移植物存活率的差异；按移植物受者体重比率(GRWR)是否超过4%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受者、移植物存活率的差异。结果:减体积左外叶组受者年龄、身高、体重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供者体重、供者体重指数(BMI)、拟供肝体积、供肝脂肪肝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受者手术时长、术中失血量、输红细胞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术后中位住院时间、ICU停留时间、术后呼吸机支持时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肝动脉血栓、门静脉狭窄、胆管并发症等主要外科并发症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减体积左外叶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年、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2.5%、91.2%和92.5%、91.2%，对照组受者和移植物术后1年、3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96.3%、95.3%和95.9%、95.1%，两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GRWR>4%组术后肝静脉狭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由于技术的进步，减体积左外叶儿童活体肝移植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是否实施减体积手术需根据术中供、受者匹配情况以及肝脏血流情况综合判断，GRWR>4%并不是绝对的实施标准。

目的:在创伤弧菌血流感染小鼠模型中探讨TNF-α敲除对宿主肝脏和脾脏中性粒细胞的影响。方法:(1)选取6～8周龄C57BL/6J品系的TNF-α敲除(TNF-α －/－)小鼠和野生型(WT)小鼠，随机分成WT未感染组、WT感染组、TNF-α －/－未感染组和TNF-α －/－感染组，每组各6只。小鼠腹腔注射2×10 8 CFU/200 μl的创伤弧菌CGMCC1.1758构建血流感染模型，未感染组小鼠腹腔注射等量的无菌PBS。(2)感染4 h后，分别分离肝脏免疫细胞和脾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数量和存活率，以及活性氧簇(ROS)和细胞吞噬功能变化，分析创伤弧菌血流感染对小鼠肝脏和脾脏中性粒细胞mTOR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1)与WT未感染组相比，WT感染组肝脏与脾脏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数量均显著增加。与WT感染组相比，TNF-α －/－感染组中仅肝脏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和数量增加明显，而脾脏中性粒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与WT感染组比，TNF-α －/－感染组肝脏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增强，而脾脏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并无明显改变。(3)与WT未感染组相比，WT感染组肝脏与脾脏中性粒细胞存活率均降低，ROS水平明显上升；与WT感染组相比，TNF-α －/－感染组肝脏与脾脏中性粒细胞存活率均增加，但细胞ROS水平明显下降。(4)WT感染组肝脏与脾脏中性粒细胞中p-AKT(S473)水平均低于WT未感染组，TNF-α －/－感染组肝脏中性粒细胞中p-AKT(S473)水平低于WT感染组，脾脏中性粒细胞中p-AKT(S473)水平高于WT感染组。与WT感染组相比，WT未感染组p-4E-BP1(T37/46)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NF-α －/－感染组肝脏中性粒细胞中p-4E-BP1(T37/46)水平降低而脾脏中性粒细胞中p-4E-BP1(T37/46)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TNF-α对创伤弧菌血流感染后小鼠肝脏和脾脏中性粒细胞有不同影响，主要对肝脏中性粒细胞的募集、吞噬功能改变及mTOR信号强度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