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BMI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3个月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是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观察发病7 d内首次卒中住院患者的BMI与3个月卒中结局的关系.根据入院时NIHSS评分,将患者分为轻度卒中(NIHSS评分＜11分)组和中重度卒中(NIHSS评分≥11分)组.收集患者入院时的一般资料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血管危险因素情况.记录入院时BMI、是否存在吞咽障碍及在院期间肺炎等资料,其中BMI按照四分位数分为4层.发病后3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采集mRS评分,以mRS评分0～2分为预后良好,3～6分为预后不良.比较轻度卒中组和中重度卒中组BMI及其他基线指标的差异并探索不同水平BMI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共纳入733例患者,其中男性474例(64.7％),女性259例(35.3％).缺血性卒中552例(75.3％),出血性卒中181例(24.7％).轻度卒中组526例,中重度卒中组207例.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不同水平BMI对整体患者及轻度卒中患者3个月结局均无显著影响;在中重度卒中患者中,与BMI最低四分位水平患者相比,最高四分位水平患者3个月预后良好的比例降低(0R 0.376,95％CI 0.142～0.992,P=0.048).结论 不同BMI水平对不同严重程度卒中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不同,其中,在中重度卒中患者人群中,高BMI水平可能导致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诱导免疫抑制与肺部感染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取32只体重20～25 g的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CON组)、肺部感染模拟组(SP组)、脑缺血再灌注组(MCAO组)、脑缺血再灌注后肺部感染模拟组(SAP组)，每组各8只。通过线栓法建立MCAO模型及向气管内定量注入致病菌模拟肺部感染的发生。24 h后收集各组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BAL)并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干扰素-γ (IFN-γ)、白细胞介素-10 (IL-10)表达量，计算BAL、血标本、肺匀浆中的菌落计数(CFU)；72 h后观察肺和脾组织的病理改变并统计肺组织病理评分、脾指数，计算MCAO组及SAP组脑梗死体积。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SAP组外周血TNF-α、IFN-γ低于CON组[(87.20±4.37) ng/L比(112.96±9.91) ng/L、(86.71±11.25) ng/L比(126.42±14.61) ng/L， t＝5.320、4.81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IL-10水平高于CON组[(192.36±20.23) ng/L比(148.85±22.35) ng/L， t＝-3.2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L中SAP组除TNF-α高于SP组[(47.13±3.84) ng/L比(64.31±11.25) ng/L， t＝-3.236， P<0.05]外，其余炎性因子水平与CON及S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P组外周血、BAL及肺匀浆中的荷菌量明显高于SP组[(6.77±16.79)×10 4 CFU/ml比0 CFU/ml、(14.07±7.59)×10 5 CFU/ml比(7.69±14.74)×10 4 CFU/ml、(5.03±2.85)×10 6 CFU/ml比(9.76±9.24)×10 4 CFU/ml]。光镜下显示SAP组肺部炎症严重程度高于CON组，但低于SP组，与肺组织病理评分相一致(9.00±2.27比0.53±0.30、15.20±2.52比0.53±0.30， t＝-8.264、3.203， P<0.05)。SAP组与MCAO组存在脾细胞凋亡现象，但两组的脑梗死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80±11.74)%比(32.43±11.43)%， t＝-0.435， P>0.05]。 结论: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增加发生肺部感染的易感性。

目的:比较胸腔镜(VATS)肺叶切除术与立体定向放疗(SBRT)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VATS肺叶切除术或SBRT的早期NSCLC患者。根据年龄、性别、卡氏评分(KPS)、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肺功能和肿瘤直径对两种治疗患者进行倾向评分匹配(PSM)。对两组符合要求的病例总生存率(OS)、癌症特异性生存率(CSS)、局部控制率(LRC)和无病生存率(DFS)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共纳入567例符合要求病例，其中VATS肺叶切除术458例，SBRT 109例。经倾向评分匹配后，每组分别纳入52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手术组3年和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94.2%和91.6%，SBRT组分别为88.6%和79.9%( P＝0.097)。手术组和SBRT组的5年C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6% vs. 83.7%， P＝0.270)。两组3年和5年期LRC相当(94.0%和85.9% vs.93.5%和93.5%， P＝0.621)。两队列间5年DF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0.5% vs.79.0%， P＝0.624)。手术组中，有5例患者(10%)出现≥3级治疗不良反应。1例患者术后30 d内因严重肺部感染导致的败血症死亡。SBRT组中，1例患者发生3级放射性肺炎，无4级或5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结论:SBRT或可作为代替VATS肺叶切除术治疗Ⅰ～Ⅱ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种选择，但尚需进行随机试验进一步评估。

目的:探讨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对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碳酸血症与感染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至2019年11月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的219例SCA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入院1 d内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将患者分为低碳酸血症组〔HO组，PaCO 2<35 mmHg（1 mmHg＝0.133 kPa）〕、正常血碳酸组（NC组，PaCO 2 35～45 mmHg）及高碳酸血症组（HC组，PaCO 2>45 mmHg）。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等基本信息，以及入院1 d内白细胞计数（WBC）、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动脉血pH值和血乳酸（Lac）水平，计算氧合指数（PaO 2/FiO 2）、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观察入院1、3、5 d各项临床指标的变化趋势；比较各组有创机械通气（IMV）比例、住院时间及28 d病死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各组患者28 d累积存活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AP患者需要IMV和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HO组（68例）及NC组（72例）比较，HC组（79例）患者入院1 d即具有更高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基础疾病比例和PSI评分，以及更低的PCT、CRP、IL-6和pH值。与HO组及NC组相比，HC组患者入院3 d和5 d时WBC、PCT、CRP、IL-6、PaO 2/FiO 2及Lac水平较入院1 d的改善幅度更小，且HC组入院5 d时WBC、PCT、CRP、IL-6和Lac水平均明显高于同期HO组和NC组〔WBC（×10 9/L）：18.33±1.44比10.89±2.37、11.15±1.74，PCT（μg/L）：5.04±1.18比3.46±0.87、3.58±0.83，CRP（mg/L）：78.43±7.17比54.24±4.97、57.93±5.39，IL-6（ng/L）：75.35±11.92比60.11±10.27、57.88±12.34，Lac（mmol/L）：4.36±1.24比0.78±0.39、0.86±0.64，均 P<0.01〕，而PaO 2/FiO 2则明显低于同期HO组和NC组（mmHg：171.31±6.73比226.68±7.36、225.93±6.92，均 P<0.01）。与HO组及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IMV比例（29.1%比22.1%、22.2%，均 P<0.01）及28 d病死率（26.6%比13.2%、13.9%，均 P<0.01）；即使各组排除COPD患者后，HC组IMV比例及28 d病死率仍明显高于HO组和NC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提示，与HO组和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28 d累积存活率（Log-Rank检验：χ 12＝4.976， P1＝0.026；χ 22＝4.629， P2＝0.03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1 d内IL-6、PSI评分、高碳酸血症和入院5 d时PCT为SCAP患者需要IMV及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0.325、1.229、1.396、1.313，均 P<0.01〕；即使排除COPD患者后，以上结果并未改变。 结论: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与SCAP患者IMV比例和28 d病死率增加相关，这可能与其早期抑制机体炎症反应导致感染增加有关。

目的:探讨病毒和支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外周血炎症指标动态变化对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与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41例病毒和支原体CAP患者。分析比较不同病原体（病毒和支原体）组间及不同病情严重程度〔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Ⅰ~Ⅱ级（≤70分）、Ⅲ级（71~90分）、Ⅳ~Ⅴ级（≥91分）〕组间入院1 d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红细胞沉降率（ESR）及白细胞计数（WBC）；分析比较不同病情转归（根据入院3 d PSI评分或胸部CT影像学表现分为好转组、稳定组、加重组）组间入院3 d SAA、hs-CRP及其变化值（Δ 3 d＝1 d－3 d）以及不同预后（根据28 d生存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组间入院7 d SAA、hs-CRP及其变化值（Δ 7 d＝1 d－7 d）。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SAA对CAP患者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与预测价值。 结果:入院1 d时，支原体组（43例）患者SAA水平明显高于病毒组（98例），两组间其他血清炎症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论是病毒CAP还是支原体CAP患者，病情越重SAA水平越高，两组其他炎症指标变化趋势与SAA基本一致。入院3 d时病毒组和支原体组病情加重者（12例、9例）SAA水平均明显高于好转者（57例、26例）和稳定者（29例、8例），且随入院时间延长，病情加重组SAA水平逐渐升高，好转组逐渐降低，稳定组略有升高，组间ΔSAA 3 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CPR与SAA变化趋势一致。死亡组患者入院7 d时的SAA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且随入院时间延长，死亡组SAA水平逐渐升高，存活组逐渐下降，组间ΔSAA 7 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CPR与SAA变化趋势一致。ROC曲线分析显示，入院1 d SAA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优于hs-CRP，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7〔95%可信区间（95% CI）为0.669~0.886〕和0.729（95% CI为0.628~0.830）。ΔSAA 3 d对病情转归的预测价值优于3 d SAA，AUC分别为0.979（95% CI为0.921~1.000）和0.850（95% CI为0.660~1.000）；但入院3 d hs-CRP和Δhs-CRP 3 d均无预测价值。入院7 d SAA和ΔSAA 7 d对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AUC分别为0.954（95% CI为0.898~0.993）和0.890（95% CI为0.689~1.000），且优于7 d hs-CRP；但Δhs-CRP 7 d无预测价值。 结论:对于病毒和支原体CAP患者，SAA是一个敏感、有价值的指标；动态监测SAA可以评估患者病情、预测病情转归及预后，协助诊治。

目的:探讨肝素结合蛋白(HBP)对重症腺病毒肺炎的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收住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一科和重症监护一科并确诊腺病毒肺炎的90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腺病毒肺炎患儿中的HBP表达水平，探讨其与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比值(N)、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红细胞沉降率(ESR)等炎症指标的相关性，并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HBP对重症腺病毒肺炎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根据患儿严重程度分为重症腺病毒肺炎组(重症组)和非重症腺病毒肺炎组(非重症组)，根据是否发生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O)分为BO组和非BO组。结果:1．腺病毒肺炎患儿中HBP水平为(49.47±34.19) μg/L，重症组[(82.88±44.02) μg/L]高于非重症组[(35.15±13.08)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349， P<0.05)，且与非重症组患儿相比，重症组患儿年龄更小，住院时间更长，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更低，WBC、N、CRP、IL-6、ESR等炎症指标也明显增高(均 P<0.05)，2组降钙素原(PCT)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HBP与WBC、N、CRP、IL-6和ESR等炎症指标均呈正相关( r＝0.38、0.26、0.47、0.76、0.35，均 P<0.05)，而与PCT无相关性( r＝0.097， P>0.05 )。3.重症组患儿中，有创机械通气、氧合指数(P/F指数)≤200 mmHg(1 mmHg＝0.133 kPa)时、BO组患儿HBP水平分别明显高于无创机械通气、P/F指数>200 mmHg时和非BO组患儿(均 P<0.05)。4.HBP、WBC、N、CRP、ESR、IL-6预测重症腺病毒肺炎严重程度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5、0.748、0.770、0.740、0.820、0.798。当HBP的截断值为45 μg/L时，HB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48%、85.71%。 结论:HBP作为炎症介质之一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对重症腺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可能是一个有益的新型标志物，而且对疾病发展严重程度和预后有一定的评估价值，为临床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研究布托啡诺对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的肺保护作用。方法:择期行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的患者191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布托啡诺组（B组，95例）和对照组（C组，96例）。两组在其他麻醉用药相同基础上，B组于麻醉诱导前静脉注射布托啡诺负荷剂量10 μg/kg，随后以10 μg·kg -1·h -1的速度持续泵注直至手术结束，C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记录患者术后7 d内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 PPC）（肺炎、肺不张、胸腔积液、气胸、呼吸衰竭和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记录患者单肺通气前（T 1）、单肺通气30 min（T 2）、单肺通气60 min（T 3）、恢复双肺通气20 min（T 4）时的PaO 2、氧合指数（oxygen index, OI）、肺泡动脉氧分压差（alveolar-arterial oxygen difference, A-aDO 2）、气道峰压（peak airway pressure, PIP）、平台压（plateau pressure, Pplat）、肺动态顺应性（dynamic lung compliance, Cdyn）；记录患者术前（T 0）、T 1~T 4、术后24 h（T 5）时血清Clara细胞分泌蛋白（Clara cell secretory protein, CC16）、内皮素1（endothelin-1, ET-1）、IL-6水平；记录患者术后6、12、24、48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记录患者其他围手术期指标（手术时间、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补液量、失血量、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低氧血症发生率、住院时间、术中及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 结果:B组肺不张发生率及PPC总发生率低于C组（ P<0.05），PPC严重程度分级<3级的患者比例高于C组（ P<0.05），两组均无4、5级患者。与T 1时比较，T 2~T 4时两组患者PaO 2、OI、Cdyn降低（ P<0.05），A-aDO 2升高（ P<0.05）。T 3~T 4时B组PaO 2、OI高于C组（ P<0.05）。T 4时B组的A-aDO 2低于C组（ P<0.05），Cdyn高于C组（ P<0.05）。T 1~T 4时两组PIP、Ppla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 2~T 5时两组患者血清CC16、ET-1、IL-6水平较T 0时升高（ P<0.05）。T 3~T 5时B组CC16、ET-1、IL-6水平较C组降低（ P<0.05）。B组患者术后6、12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均低于C组（ P<0.05）。两组患者术后24、48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B组术中及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 P<0.05）、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降低（ P<0.05）、住院时间缩短（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补液量、失血量、术中低氧血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中静脉使用布托啡诺可以改善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的肺部氧合，降低术后7 d内PPC的发生率，具有一定的肺保护作用。

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旨在比较每日接受12 mg或6 mg地塞米松对合并严重低氧血症新冠肺炎患者的远期效果。该试验受试对象为1 000例确诊新冠肺炎且合并严重低氧血症的成人患者（需要接受至少10 L/min的氧气或机械通气治疗），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每日接受12 mg地塞米松治疗，另一组每日接受6 mg地塞米松治疗。研究人员使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uroQol five-dimensional five-level questionnaire，EQ-5D-5L）指数和EQ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ore，VAS）来评估患者180 d病死率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在HRQoL分析中，较高的值表示更好的结果，死亡患者得分为0。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共获得了982例意向治疗人群中963例患者（98.1%）的180 d生存情况，获得了922例患者（93.9%）的EQ-5D-5L指数值和924例患者（94.1%）的EQ-VAS评分。在180 d时，12 mg地塞米松组486例患者中有164例死亡（33.7%），而6 mg地塞米松组477例患者中有184例死亡（38.6%），调整后的风险差异为-4.3%，99%可信区间（99% confidence interval，99% CI）为-11.7~3.0；调整后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R）为0.89；99% CI为0.72~1.09； P＝0.13。在EQ-5D-5L指数分析中，12 mg地塞米松组和6 mg地塞米松组之间的调整后平均差异为0.06（99% CI为-0.01~0.12； P＝0.10），两组间的EQ-VAS评分差异为4（99% CI为-3~10； P＝0.22）。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合并严重低氧血症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与使用6 mg地塞米松相比，使用12 mg地塞米松并不能降低患者180 d病死率或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11月至2021年2月连续收治的13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13例患者均有发热，合并呼吸困难11例、咳嗽9例、乏力8例、头痛6例。所有患者就诊时序贯器官衰竭估计（SOFA）评分≥2分，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Ⅱ级者2例，PSI评分Ⅳ/Ⅴ级者11例。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均升高，其中CRP≥100 mg/L者11例，PCT≥0.5 ng/ml者9例。合并呼吸衰竭者12例，转氨酶升高者12例。患者胸部CT多表现为多发的片状渗出影、局灶实变，可见空气支气管征，8例患者病变发生于下肺。所有患者经宏基因二代测序技术确诊并及时调整以多西环素为基础的药物治疗方案及积极器官支持后病情好转，病灶可完全吸收，预后均良好。结论: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常表现为脓毒症，病情进展迅速，宏基因二代测序技术对于早期诊断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具有重要意义，确诊后及时调整治疗预后良好。

目的:使用肺损伤预测评分（LIPS）联合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氧合指数（PaO 2/FiO 2）构建及验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生模型。 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2020年12月至2022年7月收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且病历资料完整的244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训练集（173例）和验证集（71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各种病因（休克、脓毒症、颅脑损伤、肺挫伤、多发性创伤、误吸、肺炎、急腹症、低蛋白血症、酸中毒、大手术等）、基础疾病史（糖尿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入ICU后24 h内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PaO 2/FiO 2等。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ARDS发生的影响因素；将 P<0.2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ARD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得到患者发生ARDS的风险评分，构建ARDS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对建立的ARDS预测模型进行外部验证，绘制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对危重患者发生ARDS的预测符合度并计算验证集的AUC，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发生ARDS的预测效能。 结果:训练集共纳入患者173例，其中未发生ARDS患者121例，发生ARDS患者52例；急腹症77例、脓毒症64例、休克60例、酸中毒51例、低蛋白血症40例、糖尿病37例、颅脑损伤34例、肝功能异常34例、多发性创伤28例、恶性肿瘤23例、脊柱矫形手术23例、肥胖17例、肺炎12例、肺挫伤11例、慢性肾病7例、化疗6例、误吸2例。发生ARDS组的性别、休克、脓毒症、急腹症、酸中毒、肝功能异常、肺挫伤、肺炎、误吸的比例以及年龄、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均显著高于未发生ARDS组（均 P<0.05），PaO 2/FiO 2显著低于非ARDS组（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PaO 2/FiO 2是ICU中具有ARDS高风险因素患者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1.768〔95%可信区间（95% CI）为1.380~2.266〕、1.242（95% CI为1.089~1.417）、0.985（95% CI为0.978~0.991），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RDS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920，敏感度为86.5%，特异度为86.8%；验证集AUC为0.896，敏感度为96.8%，特异度为76.6%。 结论: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和PaO 2/FiO 2是具有ARDS高风险因素的ICU患者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3个指标建立的ARDS风险预测模型对危重患者发生ARDS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需要多中心队列数据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