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对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碳酸血症与感染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至2019年11月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的219例SCA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入院1 d内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将患者分为低碳酸血症组〔HO组，PaCO 2<35 mmHg（1 mmHg＝0.133 kPa）〕、正常血碳酸组（NC组，PaCO 2 35～45 mmHg）及高碳酸血症组（HC组，PaCO 2>45 mmHg）。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等基本信息，以及入院1 d内白细胞计数（WBC）、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动脉血pH值和血乳酸（Lac）水平，计算氧合指数（PaO 2/FiO 2）、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观察入院1、3、5 d各项临床指标的变化趋势；比较各组有创机械通气（IMV）比例、住院时间及28 d病死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各组患者28 d累积存活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AP患者需要IMV和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HO组（68例）及NC组（72例）比较，HC组（79例）患者入院1 d即具有更高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基础疾病比例和PSI评分，以及更低的PCT、CRP、IL-6和pH值。与HO组及NC组相比，HC组患者入院3 d和5 d时WBC、PCT、CRP、IL-6、PaO 2/FiO 2及Lac水平较入院1 d的改善幅度更小，且HC组入院5 d时WBC、PCT、CRP、IL-6和Lac水平均明显高于同期HO组和NC组〔WBC（×10 9/L）：18.33±1.44比10.89±2.37、11.15±1.74，PCT（μg/L）：5.04±1.18比3.46±0.87、3.58±0.83，CRP（mg/L）：78.43±7.17比54.24±4.97、57.93±5.39，IL-6（ng/L）：75.35±11.92比60.11±10.27、57.88±12.34，Lac（mmol/L）：4.36±1.24比0.78±0.39、0.86±0.64，均 P<0.01〕，而PaO 2/FiO 2则明显低于同期HO组和NC组（mmHg：171.31±6.73比226.68±7.36、225.93±6.92，均 P<0.01）。与HO组及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IMV比例（29.1%比22.1%、22.2%，均 P<0.01）及28 d病死率（26.6%比13.2%、13.9%，均 P<0.01）；即使各组排除COPD患者后，HC组IMV比例及28 d病死率仍明显高于HO组和NC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提示，与HO组和NC组比较，HC组患者具有更高的28 d累积存活率（Log-Rank检验：χ 12＝4.976， P1＝0.026；χ 22＝4.629， P2＝0.03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1 d内IL-6、PSI评分、高碳酸血症和入院5 d时PCT为SCAP患者需要IMV及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0.325、1.229、1.396、1.313，均 P<0.01〕；即使排除COPD患者后，以上结果并未改变。 结论:入院时合并高碳酸血症与SCAP患者IMV比例和28 d病死率增加相关，这可能与其早期抑制机体炎症反应导致感染增加有关。

目的:探讨肝素结合蛋白(HBP)对重症腺病毒肺炎的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收住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一科和重症监护一科并确诊腺病毒肺炎的90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腺病毒肺炎患儿中的HBP表达水平，探讨其与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比值(N)、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红细胞沉降率(ESR)等炎症指标的相关性，并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HBP对重症腺病毒肺炎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根据患儿严重程度分为重症腺病毒肺炎组(重症组)和非重症腺病毒肺炎组(非重症组)，根据是否发生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O)分为BO组和非BO组。结果:1．腺病毒肺炎患儿中HBP水平为(49.47±34.19) μg/L，重症组[(82.88±44.02) μg/L]高于非重症组[(35.15±13.08)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349， P<0.05)，且与非重症组患儿相比，重症组患儿年龄更小，住院时间更长，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更低，WBC、N、CRP、IL-6、ESR等炎症指标也明显增高(均 P<0.05)，2组降钙素原(PCT)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HBP与WBC、N、CRP、IL-6和ESR等炎症指标均呈正相关( r＝0.38、0.26、0.47、0.76、0.35，均 P<0.05)，而与PCT无相关性( r＝0.097， P>0.05 )。3.重症组患儿中，有创机械通气、氧合指数(P/F指数)≤200 mmHg(1 mmHg＝0.133 kPa)时、BO组患儿HBP水平分别明显高于无创机械通气、P/F指数>200 mmHg时和非BO组患儿(均 P<0.05)。4.HBP、WBC、N、CRP、ESR、IL-6预测重症腺病毒肺炎严重程度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5、0.748、0.770、0.740、0.820、0.798。当HBP的截断值为45 μg/L时，HB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48%、85.71%。 结论:HBP作为炎症介质之一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对重症腺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可能是一个有益的新型标志物，而且对疾病发展严重程度和预后有一定的评估价值，为临床早期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诱导免疫抑制与肺部感染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取32只体重20～25 g的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CON组)、肺部感染模拟组(SP组)、脑缺血再灌注组(MCAO组)、脑缺血再灌注后肺部感染模拟组(SAP组)，每组各8只。通过线栓法建立MCAO模型及向气管内定量注入致病菌模拟肺部感染的发生。24 h后收集各组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BAL)并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干扰素-γ (IFN-γ)、白细胞介素-10 (IL-10)表达量，计算BAL、血标本、肺匀浆中的菌落计数(CFU)；72 h后观察肺和脾组织的病理改变并统计肺组织病理评分、脾指数，计算MCAO组及SAP组脑梗死体积。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SAP组外周血TNF-α、IFN-γ低于CON组[(87.20±4.37) ng/L比(112.96±9.91) ng/L、(86.71±11.25) ng/L比(126.42±14.61) ng/L， t＝5.320、4.81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IL-10水平高于CON组[(192.36±20.23) ng/L比(148.85±22.35) ng/L， t＝-3.2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L中SAP组除TNF-α高于SP组[(47.13±3.84) ng/L比(64.31±11.25) ng/L， t＝-3.236， P<0.05]外，其余炎性因子水平与CON及S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P组外周血、BAL及肺匀浆中的荷菌量明显高于SP组[(6.77±16.79)×10 4 CFU/ml比0 CFU/ml、(14.07±7.59)×10 5 CFU/ml比(7.69±14.74)×10 4 CFU/ml、(5.03±2.85)×10 6 CFU/ml比(9.76±9.24)×10 4 CFU/ml]。光镜下显示SAP组肺部炎症严重程度高于CON组，但低于SP组，与肺组织病理评分相一致(9.00±2.27比0.53±0.30、15.20±2.52比0.53±0.30， t＝-8.264、3.203， P<0.05)。SAP组与MCAO组存在脾细胞凋亡现象，但两组的脑梗死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80±11.74)%比(32.43±11.43)%， t＝-0.435， P>0.05]。 结论: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增加发生肺部感染的易感性。

目的:探讨病毒和支原体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外周血炎症指标动态变化对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与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41例病毒和支原体CAP患者。分析比较不同病原体（病毒和支原体）组间及不同病情严重程度〔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Ⅰ~Ⅱ级（≤70分）、Ⅲ级（71~90分）、Ⅳ~Ⅴ级（≥91分）〕组间入院1 d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红细胞沉降率（ESR）及白细胞计数（WBC）；分析比较不同病情转归（根据入院3 d PSI评分或胸部CT影像学表现分为好转组、稳定组、加重组）组间入院3 d SAA、hs-CRP及其变化值（Δ 3 d＝1 d－3 d）以及不同预后（根据28 d生存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组间入院7 d SAA、hs-CRP及其变化值（Δ 7 d＝1 d－7 d）。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SAA对CAP患者病情及预后的评估与预测价值。 结果:入院1 d时，支原体组（43例）患者SAA水平明显高于病毒组（98例），两组间其他血清炎症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论是病毒CAP还是支原体CAP患者，病情越重SAA水平越高，两组其他炎症指标变化趋势与SAA基本一致。入院3 d时病毒组和支原体组病情加重者（12例、9例）SAA水平均明显高于好转者（57例、26例）和稳定者（29例、8例），且随入院时间延长，病情加重组SAA水平逐渐升高，好转组逐渐降低，稳定组略有升高，组间ΔSAA 3 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CPR与SAA变化趋势一致。死亡组患者入院7 d时的SAA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且随入院时间延长，死亡组SAA水平逐渐升高，存活组逐渐下降，组间ΔSAA 7 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CPR与SAA变化趋势一致。ROC曲线分析显示，入院1 d SAA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优于hs-CRP，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7〔95%可信区间（95% CI）为0.669~0.886〕和0.729（95% CI为0.628~0.830）。ΔSAA 3 d对病情转归的预测价值优于3 d SAA，AUC分别为0.979（95% CI为0.921~1.000）和0.850（95% CI为0.660~1.000）；但入院3 d hs-CRP和Δhs-CRP 3 d均无预测价值。入院7 d SAA和ΔSAA 7 d对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AUC分别为0.954（95% CI为0.898~0.993）和0.890（95% CI为0.689~1.000），且优于7 d hs-CRP；但Δhs-CRP 7 d无预测价值。 结论:对于病毒和支原体CAP患者，SAA是一个敏感、有价值的指标；动态监测SAA可以评估患者病情、预测病情转归及预后，协助诊治。

目的:分析肾移植受者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2015—2019年流感季节住院的肾移植后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受者21例(肾移植组)，并按1∶2比例匹配后纳入非免疫受损的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住院患者42例(非免疫受损组)，收集并统计两组临床资料预后及出院后随访情况，分析肾移植后并发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计量资料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应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肾移植组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移植后中位时间为5(0.88，10.50)年，均未进行当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率为0；非免疫受损组的当季流感疫苗接种率为42.86%(18/4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实验室检查方面，肾移植组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后血红蛋白、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分别为(108.47±22.39)g/L、21.00(16.00，46.50)U/L、15.00(12.00，21.00)U/L、314.00(207.25，374.00)U/L，均低于非免疫受损组(130.24±21.74)g/L、48.50(36.00，79.50)U/L、32.00(20.00，52.25)U/L、466.00(227.00，781.75)U/L，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01、 P<0.001、 P＝0.005)。肾移植组就诊时血尿素氮和血清肌酐水平分别为8.27(6.69，12.48)mmol/L和130.30(94.15，204.70) μmol/L，与非免疫受损组5.42(3.37，7.65)mmol/L和65.90(48.98，82.13) μmol/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炎症指标中，肾移植组和非免疫受损组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74和0.821)。肾移植组血沉水平、入院时的氧合指数分别为39.00(13.00，53.00)mm/h和306.95±90.97，均高于非免疫受损组18.00(11.50，23.00)mm/h和200.17±116.3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5和0.001)。影像学检查显示，无论是肾移植组还是非免疫受损组，多肺叶受累的磨玻璃影均为其影像主要特点。肾移植组受者肺内实变和胸腔积液的概率分别为33.33%(7/21)和42.86%(9/21)；前者较非免疫受损组64.29%(27/42)低，但后者明显较高16.67%(7/4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0和0.024)。相比非免疫受损组，肾移植组受者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后，有创通气、连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使用率和病死率分别为42.86%(9/21)、23.81%(5/21)、28.57%(6/21)，均较非免疫受损组21.43%(9/42)、9.52%(4/42)、9.52%(4/42)高，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76、0.252、0.113)。应用CURB-65评估两组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病情中位得分均为1(0.5，1.0)分。 结论:肾移植后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住院受者肾损害较为突出，肺内病变以多肺叶受累的磨玻璃影为主，这类受者机械通气率和连续性床旁血液滤过使用率高、病死率高、预后不良，无论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如何，均需密切监测病情积极处置。

目的: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全身麻醉机械通气后，约90%的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肺不张。本研究拟验证，在腹腔镜手术中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期间，应用间歇肺复张手法（RM）联合中等水平呼气末正压（PEEP）构成的肺开放策略（OLS）可减少肺不张，从而减少术中氧合障碍的发生这一推测，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提供更优的术中机械通气方案。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研究方案经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审批号：2017ZSLYEC-002），并在ClinicalTrials.gov上进行注册（注册号：NCT03160144）。研究纳入2017年1—7月间，接受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年龄>40岁、预计气腹时间≥1.5 h、脉搏氧饱和度（SpO 2）≥92%以及术后肺部并发症风险分级≥2级的患者，排除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Ⅳ级、近1个月内有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或脓毒血症史、体质指数≥30 kg/m 2、有严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大泡和进行性神经肌肉疾病以及参与了其他干预性临床研究的患者。随机（1∶1）分入OLS组（机械通气期间PEEP设为8 cmH 2O并间歇给予RM）或NOLS组（机械通气期间不给予OLS）。气腹后0.5 h（T 1）、1.5 h（T 2）及入复苏室后20 min分别行动脉、中心静脉血气分析，计算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PaO 2/FiO 2）和分流率（Q S/Q T），并根据监护数据计算气腹前即刻（T 0）和T 2时的呼吸驱动压。主要结局事件是术中机械通气期间发生的氧合障碍（PaO 2/FiO 2≤300 mmHg）。 结果:96例在全身麻醉小潮气量机械通气下行手术的患者被纳入分析（每组48例）。机械通气时，氧合障碍累计发生率OLS组14.6%（7/48），NOLS组35.4%（17/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556，RR=0.31，95% CI：0.12~0.84， P=0.033）。机械通气期间，OLS组PaO 2/FiO 2高于NOLS组[T 1时，（427±103） mmHg比（366±109） mmHg， t=-2.826， P=0.006；T 2时，（453±103） mmHg比（388±122）mmHg， t=-2.739， P=0.007]；OLS组呼吸驱动压[T 0时，（6±3）cmH 2O比（10±2） cmH 2O， t=7.421， P<0.001；T 2时，（13±3） cmH 2O比（17±4） cmH 2O， t=5.417， P<0.001]和Q S/Q T低于NOLS组[T 1时，（9.2±6.5）%比（12.6±7.7）%， t=2.322， P=0.022；T 2时，（7.0±5.8）%比（10.9±9.2）%， t=2.408， P=0.0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复苏室，虽然OLS组比NOLS组PaO 2较高，Q S/Q T较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麻醉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期间，应用这种OLS可减少术中氧合障碍的发生率，并可能持续至术后麻醉苏醒期。

目的:研究布托啡诺对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的肺保护作用。方法:择期行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的患者191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布托啡诺组（B组，95例）和对照组（C组，96例）。两组在其他麻醉用药相同基础上，B组于麻醉诱导前静脉注射布托啡诺负荷剂量10 μg/kg，随后以10 μg·kg -1·h -1的速度持续泵注直至手术结束，C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记录患者术后7 d内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 PPC）（肺炎、肺不张、胸腔积液、气胸、呼吸衰竭和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分级；记录患者单肺通气前（T 1）、单肺通气30 min（T 2）、单肺通气60 min（T 3）、恢复双肺通气20 min（T 4）时的PaO 2、氧合指数（oxygen index, OI）、肺泡动脉氧分压差（alveolar-arterial oxygen difference, A-aDO 2）、气道峰压（peak airway pressure, PIP）、平台压（plateau pressure, Pplat）、肺动态顺应性（dynamic lung compliance, Cdyn）；记录患者术前（T 0）、T 1~T 4、术后24 h（T 5）时血清Clara细胞分泌蛋白（Clara cell secretory protein, CC16）、内皮素1（endothelin-1, ET-1）、IL-6水平；记录患者术后6、12、24、48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记录患者其他围手术期指标（手术时间、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补液量、失血量、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低氧血症发生率、住院时间、术中及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 结果:B组肺不张发生率及PPC总发生率低于C组（ P<0.05），PPC严重程度分级<3级的患者比例高于C组（ P<0.05），两组均无4、5级患者。与T 1时比较，T 2~T 4时两组患者PaO 2、OI、Cdyn降低（ P<0.05），A-aDO 2升高（ P<0.05）。T 3~T 4时B组PaO 2、OI高于C组（ P<0.05）。T 4时B组的A-aDO 2低于C组（ P<0.05），Cdyn高于C组（ P<0.05）。T 1~T 4时两组PIP、Ppla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 2~T 5时两组患者血清CC16、ET-1、IL-6水平较T 0时升高（ P<0.05）。T 3~T 5时B组CC16、ET-1、IL-6水平较C组降低（ P<0.05）。B组患者术后6、12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均低于C组（ P<0.05）。两组患者术后24、48 h静息及咳嗽VAS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B组术中及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 P<0.05）、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降低（ P<0.05）、住院时间缩短（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单肺通气时间、拔管时间、补液量、失血量、术中低氧血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中静脉使用布托啡诺可以改善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术患者的肺部氧合，降低术后7 d内PPC的发生率，具有一定的肺保护作用。

目的:使用肺损伤预测评分（LIPS）联合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氧合指数（PaO 2/FiO 2）构建及验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生模型。 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2020年12月至2022年7月收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且病历资料完整的244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训练集（173例）和验证集（71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各种病因（休克、脓毒症、颅脑损伤、肺挫伤、多发性创伤、误吸、肺炎、急腹症、低蛋白血症、酸中毒、大手术等）、基础疾病史（糖尿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入ICU后24 h内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PaO 2/FiO 2等。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ARDS发生的影响因素；将 P<0.2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ARD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得到患者发生ARDS的风险评分，构建ARDS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对建立的ARDS预测模型进行外部验证，绘制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对危重患者发生ARDS的预测符合度并计算验证集的AUC，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发生ARDS的预测效能。 结果:训练集共纳入患者173例，其中未发生ARDS患者121例，发生ARDS患者52例；急腹症77例、脓毒症64例、休克60例、酸中毒51例、低蛋白血症40例、糖尿病37例、颅脑损伤34例、肝功能异常34例、多发性创伤28例、恶性肿瘤23例、脊柱矫形手术23例、肥胖17例、肺炎12例、肺挫伤11例、慢性肾病7例、化疗6例、误吸2例。发生ARDS组的性别、休克、脓毒症、急腹症、酸中毒、肝功能异常、肺挫伤、肺炎、误吸的比例以及年龄、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均显著高于未发生ARDS组（均 P<0.05），PaO 2/FiO 2显著低于非ARDS组（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PaO 2/FiO 2是ICU中具有ARDS高风险因素患者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1.768〔95%可信区间（95% CI）为1.380~2.266〕、1.242（95% CI为1.089~1.417）、0.985（95% CI为0.978~0.991），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RDS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920，敏感度为86.5%，特异度为86.8%；验证集AUC为0.896，敏感度为96.8%，特异度为76.6%。 结论:LIPS评分、APACHEⅡ评分和PaO 2/FiO 2是具有ARDS高风险因素的ICU患者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3个指标建立的ARDS风险预测模型对危重患者发生ARDS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需要多中心队列数据进行验证。

目的:了解成人病毒感染肺炎的病毒分布、临床特征及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的因素。方法:纳入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住院且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的肺炎患者，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纳入病毒感染肺炎患者422例，年龄范围为19～99岁，平均年龄(68±17)岁，男性256例(60.7%)。甲型流感病毒阳性159例(占37.7%)，人鼻病毒阳性78例(占18.5%)。重症组鼻病毒及冠状病毒检出率、有吸烟史、体质量指数<18 kg/m 2以及有心力衰竭的患者比例均高于非重症组( χ2值分别为12.430、12.495、11.074、13.418、3.946， P值均<0.05)，而高血压患者的比例低于非重症组( χ2＝5.364， P<0.05)。重症组患者中呼吸困难较非重症组多见(63.2%比20.2%， χ2＝80.534， P<0.05)。93.7%的重症患者感染累及多肺叶，且54.0%的重症患者细菌或真菌培养阳性，高于非重症组(64.9%、10.1%)( χ2值分别为47.433、97.519， P值均<0.05)。重症组外周血淋巴细胞总数及CD3 ＋、CD4 ＋、CD8 ＋细胞计数均低于非重症组( Z值分别为-6.440、-5.421、-4.551、-4.416， P值均<0.05)，而血清IL-2R、IL-6、IL-10水平高于非重症组( Z值分别为-2.457、-3.554、-2.339，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吸烟史、高血压、多肺叶累及、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以及淋巴细胞计数与重症肺炎相关。 结论:甲型流感病毒是目前国内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病毒，鼻病毒次之；吸烟、多肺叶病变、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以及淋巴细胞减少是重症病毒感染肺炎的危险因素，且重症患者存在"细胞因子风暴"现象。

目的:探讨急诊医疗保健相关性肺炎（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与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的差别，分析HCAP在我国急诊科是否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肺炎类型。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入住急诊的HCAP及CAP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一般资料、基础疾病种类、入院24 h内实验室检查、病原学检查结果、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是否机械通气、临床转归等。应用肺炎严重指数（pneumonia severity index, PSI）对肺炎严重程度进行评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纳入HCAP和CAP患者各105例。HCAP组合并两种以上基础疾病例数较多，外周血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异常人数及血乳酸水平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CAP组PSI评分为（134.0±26.3）分，高于CAP组（113.0±16.4）分，Ⅳ级少于CAP组，Ⅴ级多于CA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CAP组分离多耐药菌株73株（69.52%），CAP组55株（52.38%）；HCAP组鲍曼不动杆菌多于CAP组，CAP组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多于HCAP组；HCAP组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为22.2%，高于CAP组的10.0%，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27.3%，低于CAP组的54.5%，其对美罗培南耐药率为45.5%，低于CAP组的72.7%；HCAP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应用碳青霉烯比例为21.00%，高于CAP组的10.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CAP组有创机械通气比例（21.00%），高于CAP组（7.62%），HCAP组病死率（21.00%），高于CAP组（8.57%），均 P<0.05。 结论:急诊HCAP患者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病原菌耐药率高，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需要更高级的药物；机械通气比例和病死率高。在我国急诊HCAP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肺炎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