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以慢性、进展性气流受限和呼吸道症状为表现的肺部疾病,西医治疗效果尚不完全满意,病情反复加重和高致死率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治疗COPD疗效较好.本病多属中医学"喘证""肺胀"等范畴,曹世宏教授认为,COPD是由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而引起的一种病证.病机为本虚标实,多在久病肺虚的基础上损及五脏,其中尤以肺肾两脏为甚,并强调痰浊和血瘀为其发病的关键病理因素.曹教授治疗稳定期COPD主张衷中参西、取长补短,采用支气管舒张剂吸入等西医基础治疗的同时,联合中药补益肺肾之气,治病求本,其中党参、黄芪、巴戟天等是曹教授临床常用中药,有平补肺脾之气,温补肾阳之功.同时注意化痰祛瘀,因人制宜,临床疗效颇佳.本研究附验案1则以佐证.

目的:探讨电针刺激肺肝二经穴位联合莫沙比利口服对肝郁气滞型功能性腹胀(functional bloating,FB)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60 例肝郁气滞型FB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患者口服枸橼酸莫沙比利分散片,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取双侧行间、太冲、太渊、列缺施加电针治疗.1 个疗程为期 7d,2 组均连续治疗 4 个疗程.对比治疗前后 2 组患者的中医证候量表积分(TCMSS)、焦虑自评量表积分(SAS)、血清中的 5-羟色胺(5-HT)和乙酰胆碱(Ach)水平,并比较治疗结束3 个月后的复发情况.结果:治疗后2 组TCMSS、SAS评分和血清中的 5-HT、Ach水平较治疗前均有降低,但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显著(P＜0.05);观察组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结束 3 个月后随访观察组复发情况低于对照组(P＜0.05).结果:肝郁气滞型FB患者采用电针刺激肺肝二经穴位联合莫沙比利口服的方法,可以较大程度缓解患者腹胀症状,改善焦虑状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提升,且远期疗效维持更为稳定,本方案操作安全、便捷,值得临床推广.

本文报道1例恶性肿瘤继发皮肌炎、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女，70岁，先后出现皮疹、肌无力、腹胀及呼吸困难，伴抗小泛素样修饰物活化酶（SAE）抗体阳性，糖类抗原19-9（CA19-9）显著升高，CT提示肺栓塞、肺部占位、胆囊底壁缩窄，后PET-CT提示胆囊为恶性病变，手术病理证实为胆囊癌伴肝转移，最终诊断为胆囊癌、肿瘤相关性皮肌炎、急性肺栓塞。

患者男，85岁，因手足红斑、脱屑、水疱10个月，双下肢瘀斑、脓疱伴痛4个月于2019年11月入院。患者1年前于外院诊断为肝细胞癌，2018年11月开始口服仑伐替尼8 mg/d，1个月后出现掌跖、肢端暗红斑伴脱屑，双足散在水疱、大疱，伴足跟痛。期间在当地医院诊断为"痛风"。4个月前无诱因双下肢出现散在瘀斑、少许水疱、结痂，逐渐增多，伴胀痛，行走时加剧。患者无发热、畏寒，无腹痛腹泻，无关节疼痛等。入院前1周自行外用聚维酮碘，口服泼尼松5 mg/d等治疗，未缓解。患者有高血压病史40余年，长期口服氨氯地平、厄贝沙坦，血压控制可；50年前曾患肺结核，已治愈。家族成员无类似疾病史。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探讨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EOS-AECOPD)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构建列线图模型。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法，收集遂宁市中心医院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住院患者495例。经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后，共有304例患者符合本次研究的条件。以血嗜酸性粒细胞(EOS)0.3×10 9/L作为截断值分为2组，EOS-AECOPD组98例，非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NEOS-AECOPD)组206例。收集2组患者人口学指标、基础疾病情况、临床症状、肺功能指标、血气指标、血常规、肝肾功能及胸部CT结果等。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共线性分析，然后纳入差异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最后采用Nomogram及相关曲线可视化和验证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结果:EOS-AECOPD组男24例，女74例，年龄(71.23±9.08)岁；NEOS-AECOPD组男48例，女158例，年龄(71.55±9.51)岁。EOS-AECOPD组原发性高血压发病率[44.9%(44/98)比34.5%(71/206)， χ2＝3.07， P＝0.080]、血淋巴细胞计数[1.42(1.12，1.97)×10 9/L比1.25(0.96，1.62)×10 9/L， Z＝2.87， P＝0.004]高于NEOS-AECOPD组，血中性粒细胞计数[(5.40±2.21)×10 9/L比(6.13±3.78)×10 9/L， t＝1.77， P＝0.078]、血中性粒细胞比例[71.48% (63.28%，77.29%)比77.50% (69.10%，85.10%)， Z＝5.21， P<0.001]、血尿素氮[(6.04±1.75) mmol/L比(6.59±2.43) mmol/L， t＝2.00， P＝0.047]、谷草转氨酶[(21.41±10.20)U/L比(28.38±11.26)U/L， t＝2.00， P＝0.047]、直接胆红素[(4.08±1.87)μmol/L比(4.82±2.73)μmol/L， t＝2.41， P＝0.016]和总胆红素水平[(10.02±4.09)μmol/L比(11.28±5.33)μmol/L， t＝2.06， P＝0.040]低于NEOS-AECOPD组。以方差膨胀因子>10作为高共线性截断值，进行共线性分析后，剔除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总胆红素，将剩余的6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血中性粒细胞比例和谷草转氨酶水平是EOS-AECOPD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效应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17，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716。DCA曲线显示Nomogram的风险阈值在0.09～0.67时该模型的预测净获益>0。 结论:EOS-AECOPD患者更易合并原发性高血压，其血中性粒细胞和谷草转氨酶水平低于NEOS-AECOPD患者。

目的:探讨结局回溯性优化护理策略对胫腓骨骨折患者下床活动时间及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DVT)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2月至2021年2月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收治的胫腓骨骨折患者94例，随机分为常规组(46例)和优化组(48例)。常规组使用常规护理干预，优化组在常规组基础上使用结局回溯性优化护理策略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均护理干预至术后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疼痛缓解、下床活动、肿胀消退、骨折愈合时间，术后2 w内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术后3个月后膝关节功能、生存质量。结果:优化组疼痛缓解、下床活动、肿胀消退、骨折愈合时间均明显少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2 w内优化组患者肺部感染、压疮、DVT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3个月后两组患者膝关节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较手术前升高，且优化组显著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结局回溯性优化护理策略干预胫腓骨骨折患者可加快患者术后恢复，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风险，提高患者膝关节功能和生活质量。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为分析恶性肿瘤致口腔出血的急诊血管内栓塞介入治疗价值，本研究纳入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收治的32例恶性肿瘤致口腔出血患者，均因常规保守治疗止血效果不理想而接受急诊血管内栓塞介入治疗，其中男性和女性各16例，年龄（60.6±13.6）岁（34~88岁）。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数据与影像学检查，计算急诊血管内栓塞介入治疗恶性肿瘤致口腔出血的技术成功率、即时口腔出血成功控制率、血压、血红蛋白、术后并发症及口腔出血复发率。结果显示，患者急诊血管内栓塞技术成功率及即时口腔出血控制成功率均为100%（32/32）；13%（4/32）患者复发口腔出血。术后所有患者的失血性休克症状均较术前显著改善。术后24 h，34%（11/32）患者出现局部肿胀感，22%（7/32）的患者间断性局部疼痛，术后2~5 d肿胀、疼痛逐渐减轻至消失。术后1周，9%（3/32）患者出现一过性发热，对症处理后体温恢复正常。所有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失明、脑血管异位栓塞等严重并发症。术后随访1~12个月，8例患者死亡，死因分别为恶性肿瘤进展与转移（4例）、心功能衰竭（2例）、重度肺炎（1例）和口腔出血复发导致的呼吸衰竭（1例）。急诊血管内栓塞介入治疗的短期疗效显著、可重复操作、出血复发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可用于恶性肿瘤致口腔出血的临床治疗。

患者女，58岁，因“突发左下肢肿胀5 d”入院。既往有肺栓塞、脑梗死和冠心病病史，未规律抗凝治疗。查体：左下肢重度水肿，呈凹陷性，皮温升高。下肢静脉彩超：左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心端、股浅静脉、腘静脉管腔扩张，其内可见低回声，压之管腔不能闭合。全腹部三期强化CT：下腔静脉、左侧髂总静脉、髂外静脉可见条状充盈缺损。肺动脉CTA：双肺动脉主干可见充盈缺损影。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入院诊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化验检查，排除手术禁忌。下腔静脉造影：右肾静脉及肾静脉开口至双髂静脉汇合处下腔静脉造影剂充盈缺损，考虑血栓形成，不适合于肾静脉下方放置下腔静脉滤器，遂于右肾静脉上方下腔静脉内放置Illicium滤器（Visee公司，中国），滤器近心端高度位于第12胸椎中点水平（图1），位置良好，血流通畅。术后予抗凝、消肿等支持治疗，患者下肢肿胀好转出院。患者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第11天，为取出滤器再次入院，DSA见滤器倾斜、移位，回收钩进入右肾静脉（图2），标准滤器回收法无法取出。经过讨论和体外模拟回收试验后，决定行经颈、股静脉双入路，联合Loop技术和长鞘推进回收技术进行滤器回收。患者取仰卧位，以Seldinger改良法分别穿刺右股静脉及右颈内静脉，成功后分别置入6F短鞘（Cordis公司，美国）。造影进一步明确滤器回收钩嵌入右肾静脉的位置。另经右颈内静脉置入12F 80 cm血管长鞘（COOK公司，美国）至下腔静脉滤器上方，并以0.035 inch×260 cm超滑导丝（Terumo公司，日本）引导Simmons-1导管（Cordis公司，美国）穿过滤器近心端，同时经该鞘置入鹅颈抓捕器（Ev3公司，美国），抓捕导丝头端形成Loop环，并将导丝头端拉出体外，固定导丝头尾两端（图2），推进12F长鞘（图3），使滤器回缩后近心端进入长鞘内，进一步推进长鞘，直至长鞘达滤器侧钩处不能移动，同时将长鞘及回缩滤器整体向前推进1~2 mm（图4），使滤器侧钩脱离腔静脉壁，轻轻旋转长鞘，证实滤器侧钩与腔静脉壁无粘连后，整体回撤长鞘及滤器，使回收钩自右肾静脉内回撤至下腔静脉内（图5）。因滤器侧钩无法进入长鞘，决定经右股总静脉取出滤器，经10F腔静脉滤器回收系统导入鹅颈抓捕器，捕获滤器回收钩，推送远端长鞘，同时放松近端Loop环导丝，将滤器经长鞘顺利取出（图6）。检查回收滤器完整无断裂，下腔静脉造影血流通畅、结构完整、未见造影剂外溢等情况。术后患者恢复可，顺利出院，规律抗凝治疗，随访期间无不适主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