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新华教授运用角药治疗男性下尿路症状经验丰富,临床疗效显著,其所用角药类型可划分为补益类与祛邪类,分别有 3 种首选角药组合.补益类:针对脾肾气虚证,首选黄芪-人参-白术组合;针对肾阴亏虚证,首选熟地黄-女贞子-墨旱莲组合;针对肾阳不足证或下焦虚寒证,首选山药-益智仁-乌药组合.祛邪类:针对肝气郁滞证,首选柴胡-白芍-川楝子组合;针对气血瘀滞证,首选怀牛膝-桃仁-莪术组合;针对下焦湿热证型,首选车前子-萹蓄-瞿麦组合.从角药配伍角度分析谭新华教授治疗男性下尿路症状,并于文末附医案 1 则加以说明,以期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其学术思想,为临床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血小板参数、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和D-二聚体在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中不同中医证型的表达水平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对符合入选标准的2015年6月-2019年6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病科500例住院患者进行辨证分型，检测并比较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血小板压积（platelet crit, PCT)、大血小板比率（platelet larger cell ratio, P-LCR)、FIB、D-二聚体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各指标对中医证型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500例患者经辨证分为3组，其中湿热下注证组286例（57.2%)、血瘀湿重证组132例（26.4%)、脾肾阳虚证组82例（16.4%)。各组间MPV、PDW、P-LCR、FIB和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P<0.01)，其中血瘀湿重证组较湿热下注证组MPV水平升高，D-二聚体水平降低( P<0.05) ；脾肾阳虚证组MPV、PDW、P-LCR水平高于湿热下注证组与血瘀湿重证组( P<0.05或 P<0.01)，FIB、D-二聚体水平低于湿热下注证组与血瘀湿重证组( P<0.05或 P<0.01)。FIB (AUC= 0.592 9)和D-二聚体(AUC ＝0.673 1)对于DVT血瘀湿重组和脾肾阳虚组的鉴别诊断有统计学意义( P<0.01)。MPV(AUC＝0.601 5)、PDW(AUC= 0.615 4)、P-LCR (AUC ＝0.606 1)、FIB (AUC ＝0.616 4）和D-二聚体(AUC ＝0.721 8)对DVT湿热下注证组和脾肾阳虚证组的鉴别诊断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MPV、PDW、P-LCR、FIB和D-二聚体与DVT中医证型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对其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为中医微观辨证客观指标的有效补充。

目的:评价温肾固疏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7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105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2例和观察组53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温肾固疏汤，2组均连续治疗8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VAS量表评价疼痛程度；采用双能X射线骨密度仪检测股骨大粗隆(Troch)、Ward’s三角区(Ward’s)及L 1～ 4的骨密度；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类固醇激素受体辅激活子-3(SRC-3)、Bcl-2及转录元件辅激活蛋白(PGC-1a)水平；观察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9.3%(42/53)、对照组为61.5%(32/5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55， P＝0.047)。观察组治疗后腰膝酸软、腰脊疼痛、下肢痿弱、步履维艰评分及总分，以及V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1.956、20.472、18.591、13.439、19.594、9.035， P值均<0.001)。治疗后，观察组Troch[(0.70±0.07)g/cm 2比(0.67±0.06)g/cm 2， t＝2.356]、Ward’s[(0.57±0.06)g/cm 2比(0.51±0.05)g/cm 2， t＝5.561]及L 1～ 4[(0.88±0.07)g/cm 2比(0.80±0.05)g/cm 2， t＝6.727]骨密度均高于对照组( P<0.05)；血清SRC-3[(0.34±0.08)ng/L比(0.27±0.07)ng/L， t＝4.768]、Bcl-2[(9.56±2.15)μg/L比(8.45±2.07)μg/L， t＝2.694]及PGC-1a[(0.33±0.06)g/L比(0.25±0.04)g/L， t＝8.023]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2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温肾固疏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减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肾阳虚证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骨密度，上调SRC-3、Bcl-2、PGC-1a水平，且安全性较好。

放射性肠炎患者普遍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情况。中药调整肠道微生物菌群具有一定优势，临床多从热毒伤络证、寒热错杂证、脾虚湿滞证、脾肾阳虚证、阴虚津亏证辨证论治本病，主要运用白头翁汤、乌梅丸、四君子汤等方剂加减治疗，可通过改善肠道菌群丰度、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发挥类益生元功效及免疫调节作用等促进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从而治疗放射性肠炎等消化系统疾病。

目的:探讨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实施辨证施膳对肝硬化腹水患者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收治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84例肝硬化腹水患者，采取2×3析因设计方法，以是否进行辨证施膳与药膳类别作为处理因素，根据研究对象的辨证分型不同，采取随机区组方法进行入组，每组14例。3个非辨证施膳组采用肝硬化腹水常规护理；3个辨证施膳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辨证选择相应的药膳：脾肾阳虚证选择参芪瘦肉汤，肝肾阴虚证选择枸杞麦冬排骨汤，气滞血瘀证选择当归三七排骨汤，采用肝病中医证候积分量表、肝硬化腹水疗效评定进行效果评价。结果:纳入有效病例80例。入院第1天、第14天和出院2周3个时间点肝病中医证候积分：脾肾阳虚证辨证施膳组（a1b1）分别为（46.38 ± 8.56）、（34.20 ± 8.42）、（31.40 ± 4.22）分，肝肾阴虚证辨证施膳组（a1b2）分别为（41.50 ± 8.71）、（31.35 ± 8.63）、（31.12 ± 4.94）分，气滞血瘀证辨证施膳组（a1b3）分别为（45.92 ± 7.86）、（35.17 ± 7.57）、（30.83 ± 7.32）分，脾肾阳虚证非辨证施膳组（a2b1）分别为（46.29 ± 8.38）、（39.79 ± 7.65）、（36.64 ± 6.83）分，肝肾阴虚证非辨证施膳组（a2b2）分别为（40.50 ± 8.12）、（38.10 ± 8.93）、（35.38 ± 8.24）分，气滞血瘀证非辨证施膳组（a2b3）分别为（45.62 ± 7.99）、（41.83 ± 7.31）、（38.83 ± 7.96）分；3个时间点肝病中医证候积分经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发现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63.998， P<0.05），且各组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20.993， P<0.05）；入院第14天和出院2周,辨证施膳3组患者与非辨证施膳3组患者肝病中医证候积分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3.244、3.489，均 P<0.05）。 结论:基于中医"固本开渠"理论，辨证施膳组可有效降低肝硬化腹水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改善症状，增强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了解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选穴配伍规律，为不同辨证分型的更年期综合征患者耳穴贴压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有关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2月27日。使用Excel表建立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耳穴数据库，并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库中的耳穴进行频次、频数统计，通过SPSS Modeler 18.0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描述各耳穴之间的配伍关联规律。结果:最终纳入文献145篇，更年期综合征辨证分型以虚证为主，其中肾阴虚证、肝肾阴虚证及肾阳虚证为主要证型。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共涉及耳穴63个，多数耳穴分布在耳甲部，其中最常用耳穴依次为肾、内分泌、肝、神门。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常用配伍耳穴为内生殖器-内分泌-交感、肝-内分泌-肾-神门、内生殖器-内分泌-皮质下-交感-肾等。结论:数据挖掘可有效分析更年期综合征的主要证型、耳穴贴压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常用耳穴及耳穴配伍规律，能够为临床护理人员选穴提供可靠依据。

目的:探讨中医四诊仪客观观测慢性肾脏病（CKD）3～5期非替代治疗患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方法:运用中医四诊仪收集CKD 3～5期非替代治疗患者的四诊信息，进行证候判定，同时分析中医证候与患者基本病情特点的相关性。结果:464例CKD3～5期非替代治疗患者中医证型分布以虚证为本，兼有标实之证。本虚证中以脾气虚证最为多见，占24.6%（114/464），后依次为肾阳虚证、心气虚证、肾阴虚证、心血虚证、脾阳虚证、肺阴虚证；标实证按构成比由大到小依次为瘀血、湿热、水气、湿浊、浊毒。不同CKD分期患者性别、年龄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随年龄增长，虚证比例逐渐增高。不同CKD分期与中医本虚证分布存在差异（ χ2=57.48， P<0.001），与本虚标实证分布无差异（ χ2=2.59， P=0.957）。 结论:经中医四诊仪测定，CKD3～5期非替代治疗患者中医证型分布以虚证为本，兼有标实之证。CKD 3期中医证型以脾气虚证、肾气虚证为主，CKD4期以脾气虚证、肾阳虚证为主，CKD 5期以心气虚证、肾阳虚证为主。

目的:探讨穴位埋线联合血脂康胶囊对他汀不耐受高脂血症脾肾阳虚证患者脂代谢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方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选取2020年7月－2022年6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及上海市徐汇区凌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2例他汀不耐受高脂血症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单双球法随机分为2组，每组41例。2组均进行饮食、运动指导，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口服血脂康胶囊，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穴位埋线。2组均连续治疗3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记录患者体重、腰围、BMI；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TC、TG、HDL-C、LDL-C水平，ELISA法检测血清SOD、GSH-Px、总抗氧化力（TAOP）水平，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内皮素-1（ET-1）水平；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肱动脉血流介导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FMD）、硝酸甘油介导的非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NMD）。结果:观察组治疗后畏寒肢冷［（1.27±0.12）分比（1.46±0.16）分， t=6.08］、便溏［（1.41±0.16）分比（1.63±0.18）分， t=5.85］、倦怠乏力［（1.45±0.15）分比（1.57±0.17）分， t=3.39］、眩晕［（1.15±0.11）分比（1.26±0.13）分， t=4.14］、食欲不振［（1.21±0.13）分比（1.39±0.15）分， t=5.81］积分低于对照组（ P<0.01）；体重［（68.03±6.57）kg比（71.55±6.76）kg， t=2.39］、腰围［（85.13±4.63）cm比（87.35±4.85）cm， t=2.12］、BMI［（27.35±2.84）kg/m 2比（29.18±3.05）kg/m 2， t=2.81］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血清TC［（3.15±0.13）mmol/L比（3.38±0.17）mmol/L， t=6.88］、TG［（1.98±0.11）mmol/L比（2.21±0.15）mmol/L， t=7.92］、LDL-C［（2.46±0.26）mmol/L比（3.04±0.33）mmol/L， t=8.84］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HDL-C［（1.88±0.24）mmol/L比（1.74±0.21）mmol/L， t=2.81］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1）；血清SOD［（57.82±5.84）μg/L比（55.06±5.61）μg/L， t=2.18］、GSH-Px［（96.51±9.52）U/L比（92.26±9.25）U/L， t=2.30］、TAOP［（6.21±0.57）U/L比（5.94±0.54）U/L， t=2.20］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血清ET-1［（60.43±4.36）pg/L比（63.71±4.68）pg/L， t=3.28］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FMD［（12.48±1.02）%比（11.34±0.95）%， t=5.24］、NMD［（15.12±1.24）%比（14.44±1.18）%， t=2.54］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穴位埋线联合血脂康胶囊可降低他汀不耐受高脂血症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降低肥胖及血脂水平，增强抗氧化能力，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目的:研究癌因性疲乏（CRF）中医证候要素和证候类型分布规律。方法:对2021年1－12月就诊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门诊及病房的肿瘤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通过描述性分析对比CRF与非CRF患者在中医证素、症状及舌脉上的分布差异，并对CRF的中医症状进行聚类分析，总结CRF常见中医证型。结果:共纳入306例肿瘤患者，229例（75%）为CRF，77例（25%）为非CRF。气虚、血虚、寒湿是CRF常见的虚性和实性证素，肝虚、阴虚、血瘀证素在非CRF中发生的频率高于CRF。CRF患者中频率大于50%的中医症状从高到低依次为乏力>气短>失眠或多梦>神疲>健忘>懒言>急躁易怒或抑郁喜叹息；出现频次最高的舌象、舌苔和脉象分别为舌淡、苔白腻或白滑、脉虚。77例非CRF患者频率大于30%的症状由高到低分别为急躁易怒或抑郁喜叹息>失眠或多梦>气短>口干咽燥>腰脊酸痛（外伤性除外）>肢体麻木>健忘。出现频次较高的舌象、舌苔和脉象分别为舌淡、舌红或少苔、无苔，脉细。通过聚类分析得出气血两虚证、心肝血虚证、肾阳虚证、气阴两虚证、脾虚气滞证、寒湿困脾证6种CRF常见证型。结论:CRF是不同类型肿瘤普遍存在的症状，总体以虚证为主，气虚、血虚为其常见证素，常见高频症状及舌脉为乏力、气短、神疲、健忘、舌淡、脉细，常见中医证型可初步总结为气血两虚证、心肝血虚证、肾阳虚证、气阴两虚证、脾虚气滞证、寒湿困脾证6种。

目的:评价健脾补肾止泻方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糖尿病性腹泻脾肾阳虚证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9年6月－2021年6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62例糖尿病性腹泻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31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健脾补肾止泻方。2组均连续治疗2周，随访2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及Bristol大便性状分型量表（BSFS）评分，采用健康状况相关生活质量量表（SF-36）评价患者生活质量，记录治疗前后排便次数、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及随访期间的复发率。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55%（29/31）、对照组为74.19%（23/3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44， P=0.020）。治疗后，治疗组排便次数［（1.02±0.23）次/d比（2.35±0.45）次/d， t=14.65］低于对照组（ P<0.01）；BSFS评分、中医证候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1.87、12.96， P值均<0.001）；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 t=7.85， P<0.01）。2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不良反应。随访期间，对照组复发4例（4/23），治疗组无复发患者，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8， P=0.039）。 结论:健脾补肾止泻方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改善糖尿病性腹泻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减少复发率，提高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