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TEM)治疗直肠癌(RC)的疗效.方法 选择88例直肠癌患者,随机数表法分为A组与B组,A组(43例)采用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B组(45例)采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2组术后均随访6个月.结果 术后6个月,B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A组(P＜0.05).B组术中出血量高于A组,平均住院时间、手术时间均短于A组(P＜0.05);B组抗生素使用率低于A组(P＜0.05).随访期间,2组肿瘤完整切除率、肿瘤残留率、复发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7d,2组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B(VEGFB)、胃动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嗜铬粒蛋白A(CgA)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C)水平均降低,B组低于A组;血清D-乳酸(DLA)水平均升高,B组高于A组(P＜0.05).结论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和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均较好,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术式.

2016年和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的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分类,对IDH突变型胶质瘤的分类进行了重大改进.通过更有效的治疗,许多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然而,治疗指南通常仍基于既往病史信息,包括IDHwt和IDH突变肿瘤患者.指南还对高危患者提供放射治疗和化疗建议,高危因素包括手术后肿瘤残留、年龄在40岁以上等.

脑胶质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恶性脑肿瘤,基于结构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MR)成像导航肿瘤手术切除是常规治疗方案.然而结构MR成像难以精准显示肿瘤的体积及空间分布,导致的肿瘤术后残留会缩短患者生存期.氨基酸正电子发射断层/磁共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PET/MR)多模态影像显示的胶质瘤体积及空间分布存在重叠及差异,本文通过综述氨基酸PET与MR的结构、血流灌注及分子成像显示的胶质瘤体积及空间分布差异,探讨了多模态影像的肿瘤空间分布异质性,比较不同模态影像显示肿瘤空间分布的准确性,辅助临床制订PET/MR导航胶质瘤手术的最佳多模态影像组合,实现肿瘤最大化安全切除,提高患者预后生存质量,并且为未来进一步研究胶质瘤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介导PET/MR影像空间分布表征提供思路.

患者女，64岁，因发现“左腋下肿块1个月”入院。查体：左腋下可触及约3.0 cm× 2.0 cm肿物，质硬，双侧乳腺未触及肿块。乳腺钼靶检查示：左腋下可见1个大小2.7 cm × 1.9 cm肿块，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左腋窝淋巴结肿大（图1）。全身检查未见远处转移征象。左腋下肿块穿刺病理提示：浸润性导管癌，考虑来源于副乳（图2）。免疫组化染色：Her2（3+），Ki67（约40%+）。采取Allred评分：ER=0分，PR=0分。左腋窝肿大淋巴结细针穿刺可见癌细胞。临床诊断：左侧副乳腺癌。8个周期化疗后行左侧副乳腺癌切除、左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肿瘤瘤床区见纤维组织增生伴胶原化和慢性炎细胞浸润，未见明确癌组织残留，Miller-Payne分级5级。左腋窝16枚淋巴结未见癌转移。术后患者完成放疗及1年靶向治疗，随访至今未见转移复发。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分析miRNA-138、miRNA-26b在垂体瘤经鼻蝶手术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临沂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86例行经鼻蝶手术切除功能性垂体瘤患者，随访术后1年内复发情况将患者分为复发组24例和未复发组62例。搜集患者入院时年龄、性别、肿瘤病理分型、Knosp分级、首次手术、肿瘤最大径、术中肿瘤残留、Ki67、辅助治疗等临床资料，分别于手术前和手术后第二天清晨取患者空腹静脉血，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血清微小RNA-138（mircoRNA-138，miRNA-138）、微小RNA-26b（mircoRNA-26b，miRNA-26b）水平，术前、术后血清miRNA-138、miRNA-26b水平变化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清miRNA-138、miRNA-26b水平变化与术后复发的关系，并绘制ROC曲线分析其对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nosp分级、肿瘤最大径、术中肿瘤残留、Ki67、辅助治疗与垂体瘤经鼻蝶手术治疗后复发有关（ P<0.05）。术后，血清miRNA-138表达量较术前升高，而复发组miRNA-138表达量（4.13±1.12）高于未复发组（3.56±0.84）（ P<0.05）；术后血清miRNA-26b表达量较术前降低，而复发组miRNA-26b（2.34±0.62）表达量低于未复发组（2.75±0.58）（ P<0.05），两组术前垂体瘤激素升高，术后恢复正常。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40 cm（ OR=3.476，95% CI：1.267~9.539）、术后肿瘤残留（ OR=3.155，95% CI：1.236~8.052）、Ki67≥3%（ OR=3.885，95% CI：2.038~7.403）、术后血清miRNA-138表达≤3.62（ OR=2.323，95% CI：1.536~3.513）、术后血清miRNA-26b表达≥2.59（ OR=0.453，95% CI：0.286~0.717）是影响垂体瘤经鼻蝶手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血清miRNA-138最佳分界值为3.62时，预测垂体瘤经鼻蝶手术后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78，此时灵敏度为81.35%，特异度为71.46%；血清miRNA-26b最佳分界值为2.59时，预测垂体瘤经鼻蝶手术后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75，此时灵敏度为78.62%，特异度为72.33%；二者联合检测预测垂体瘤经鼻蝶手术后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83，此时灵敏度为85.47%，特异度为72.38%。 结论:垂体瘤经鼻蝶手术后血清miRNA-138表达上调、miRNA-26b表达下调，其表达异常与术后复发有关，对预测术后复发具有较好预测价值。

评估SOLO1试验中根据预选的基线因素分成若干亚组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亚组包括肿瘤细胞减灭术类型(初始或间歇性)、手术后疾病状态(有残留或无肉眼残留病灶)、铂类化疗后的临床缓解(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以及BRCA突变状态(BRCA1或BRCA2)。此研究对接受初始细胞减灭术且无肉眼残留病灶的Ⅲ期患者进行PFS评估。与使用安慰剂患者相比，使用奥拉帕利治疗患者的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较低。接受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患者，该风险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21~0.46)，接受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患者降低了63%( HR＝0.37，95% CI为0.24~0.58)；术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降低了56%( HR＝0.44，95% CI为0.25~0.77)，术后无残留病灶患者降低了67%( HR＝0.33，95% CI为0.23~0.46)；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患者降低了66%( HR＝0.34，95% CI为0.24~0.47)，而获得部分缓解患者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18~0.52)；BRCA1突变患者降低了59%( HR＝0.41，95% CI为0.30~0.56)，BRCA2突变患者降低了80%( HR＝0.20，95% CI为0.10~0.37)。此研究还分析了基线时有影像学病变证据患者的疗效。不论基线时的手术结局、化疗缓解状况及BRCA突变类型如何，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均可通过奥拉帕利维持治疗获益。

目的:评价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非治愈性切除后追加外科手术的临床意义。方法:2014年1月—2020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行ESD治疗，术后病理结果为非治愈性切除的69例早期胃癌病例纳入回顾性观察，依据真实世界里后续是否追加外科手术分为追加手术组（ n=12）和随访组（ n=57）。主要观察临床和病理资料的组间差异，追加手术组的外科手术情况，2组三年无复发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影响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随访组比较，追加手术组的黏膜下层浸润率［66.7%（8/12）比21.1%（12/57）， χ 2=7.927， P=0.005］、脉管侵犯率［33.3%（4/12）比1.8%（1/57）， P=0.003］和神经侵犯率［16.7%（2/12）比0.0%（0/57）， P=0.028］更高。追加手术组追加外科手术距ESD手术的间隔时间为18.5 d（7～55 d），外科手术用时（286.4±85.9）min，清扫淋巴结（25.6±7.4）枚，4例（33.3%）有肿瘤残留，4例（33.3%）发生术后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好转后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有1例于外科手术后17个月发生肝转移，手术后22个月因胃癌肝转移死亡，1例外科手术后22个月因非肿瘤原因死亡，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91.7%（11/12）和91.7%（11/12）。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87.7%（50/57）和100.0%（57/5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2 cm是影响随访组患者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7， HR=15.595，95% CI：1.181～205.952）。 结论:对于ESD非治愈性切除的早期胃癌患者，追加外科手术或密切随访均是安全可行的后续治疗策略，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内镜手术病理结果，结合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意愿进行合理选择；而对于原发肿瘤长径≥2 cm者，建议积极追加外科手术治疗。

目的:评价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5研究（CCCG-ALL-2015）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效果及主要预后相关因素。方法:采用CCCG-ALL-2015统一方案对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CCCG-ALL协作组20家医院的7 640例初诊ALL患儿进行分层治疗。根据临床及生物学特征进行危险度分组，并根据诱导治疗第19天、46天微小残留病（MRD）结果调整危险度，不同危险度予以不同强度的化疗，全程无放疗。方案设计2个随机对照研究：费城染色体阳性ALL（Ph +ALL）患儿在化疗基础上随机接受达沙替尼（Ph-D组）或伊马替尼（Ph-I组）治疗；根据维持治疗后期是否加用7个周期的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分为两组（A组为加用，B组为不加用），比较两组生存率差异。总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多因素模型。 结果:共7 640例患儿入组，男4 521例、女3 119例。7 508例获得完全诱导缓解，诱导缓解率为98.3%。189例Ph +ALL患儿随机研究显示，达沙替尼（Ph-D）5年EFS优于伊马替尼（Ph-I）［60.1%（95% CI 49.8%~72.5%）比39.4%（95% CI 26.9%~57.7%），χ 2=5.00， P=0.020］。维持治疗期间是否加用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研究显示，低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2和0.01，中、高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5和0.01，小于预设的非劣效边界值0.05。整组患儿随访3.5（2.4，4.8）年，5年OS和EFS分别为90.9%（95% CI 90.2%~91.7%）和80.1%（95% CI 79.0%~81.2%），累积复发率15.3%（95% CI 14.3%~16.3%），单纯中枢神经系统（CNS）累积复发率为1.9%（95% CI 1.6%~2.2%），累及CNS累积复发率为2.7%（95% CI 2.3%~3.1%）。5年治疗相关累积病死率为1.3%（95% CI 1.0%~1.6%）。多因素分析发现B-ALL中，年龄≥10岁、男性、初诊白细胞计数≥50×10 9/L、初诊时中枢类型为CNS2或CNS3、有BCR-ABL融合基因、KMT2A基因重排、无ETV6-RUNX1融合基因、诱导第19天、第46天MRD>0.01%均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T-ALL中有BCR-ABL融合基因、诱导第46天MRD>0.10%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 结论:无颅脑预防性放疗的CCCG-ALL-2015方案远期预后良好，CNS复发率低，治疗相关病死率低，达沙替尼在Ph +ALL中比伊马替尼更有效。维持治疗后期去掉长春新碱和地塞米松并不降低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