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甲状腺癌(thyroid carcinoma,TC)患者切除术后癌因性疲乏现状及与负性情绪、心理弹性的关系.方法 将我院2022年1月～2023年1月期间收治的85例甲状腺癌(TC)切除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TC切除术后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TC切除术后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情况,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癌因性疲乏与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分析TC切除术后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因素.结果 TC切除术后患者癌症疲乏量表(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评分在不同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手术方式、病理分期方面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在术后放射性碘治疗、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心理弹性水平方面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CFS评分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均呈正相关(r=0.305、0.347,P＜0.05),与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评分呈负相关(r=-0.317,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术后放射性碘治疗、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心理弹性水平均是TC切除术后患者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 TC切除术后患者癌因性疲乏程度普遍偏高,与抑郁、焦虑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关系,与心理弹性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同时术后放射性碘治疗、负性情绪、心理弹性水平均是TC切除术后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双相障碍Ⅱ型抑郁发作患者的默认网络和边缘系统功能连接、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及二者的相关性。方法:纳入33例双相障碍Ⅱ型抑郁发作患者和46名健康对照进行静息态磁共振扫描检查，图像预处理后采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从影像数据中提取默认网络和边缘系统，比较患者组和对照组的静息态脑网络间功能连接差异。检测患者组和对照组的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白介素-6(interleukin，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趋化因子C-C配体4(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4，CCL4)水平，探讨差异脑区的功能连接与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性。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两样本比较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Spearman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患者组默认网络的右侧内侧前额叶(团块体素大小＝7体素，团块水平 PGRF<0.05，MNI坐标：x＝6，y＝54，z＝9， t＝－3.765)、左侧额上回(团块体素大小＝10体素，团块水平 PGRF<0.05，MNI坐标：x＝－21，y＝54，z＝15， t＝－4.139)功能连接减弱，边缘系统的左侧小脑Ⅳ、Ⅴ小叶(团块体素大小＝21体素，团块水平 PGRF<0.05，MNI坐标：x＝－15，y＝－24，z＝－30， t＝4.468)和小脑后叶扁桃体(团块体素大小＝8体素，团块水平 PGRF<0.05，MNI坐标：x＝－15，y＝－51，z＝－45， t＝4.138)功能连接增强。患者组血清炎性细胞因子IL-10[7.39(6.33，9.32)pg/mL，6.54(5.84，7.39)pg/mL， Z＝－2.937， P＝0.003]、CCL4[39.31(25.77，68.70)pg/mL，31.30(20.32，40.89)pg/mL， Z＝－2.209， P＝0.027]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组小脑Ⅳ、Ⅴ小叶功能连接与血清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432， P＝0.031)；小脑后叶扁桃体功能连接与血清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429， P＝0.032)，与血清CCL4水平呈正相关( r＝0.402， P＝0.046)。 结论:静息态下双相障碍Ⅱ型抑郁发作患者默认网络和边缘系统功能连接异常，血清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升高且可能与边缘系统功能连接存在相关。

目的:评估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抑郁焦虑状态与其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的相关性。方法:选择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自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225例老年慢性心衰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和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明确患者是否存在抑郁、焦虑状态并评估其程度。比较对照组(无抑郁和焦虑)、抑郁组、焦虑组、抑郁焦虑组(同时有抑郁和焦虑)患者间人口学及临床资料、老年综合评估指标、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抑郁、焦虑患者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与抑郁、焦虑程度的相关性，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患者抑郁、焦虑状态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焦虑组及抑郁焦虑组患者的Tiburg衰弱量表评分增加、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降低、明尼苏达心衰生存质量量表(MLWHFQ)评分增加、合并2~4种疾病和服用2~4种药物者所占比例增高、基本生活活动能力(BADL)评分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抑郁组和焦虑组比较，抑郁焦虑组患者上述指标的变化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焦虑组、抑郁焦虑组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IL)-6、C反应蛋白(CRP)水平升高，焦虑组、抑郁焦虑组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升高，抑郁组、抑郁焦虑组患者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抑郁焦虑组患者的血清CRP、Hcy、TNF-α水平高于抑郁组，血清IL-6、CRP、Hcy及TNF-α水平高于焦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焦虑组患者有营养不良风险者所占比例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抑郁患者血清IL-6、CRP及TNF-α水平与抑郁程度均呈正相关关系( P<0.05)，焦虑患者血清IL-6、CRP及Hcy水平与焦虑程度均呈正相关关系( P<0.05)。(3)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6为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合并抑郁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093， 95%CI：1.049~1.139， P=0.000)，Hcy为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合并焦虑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114， 95%CI：1.030~1.205， P=0.007)，CRP、TNF-α、IL-6及Hcy为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合并抑郁焦虑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老年慢性心衰患者合并抑郁、焦虑与其血清炎症标志物水平具有协同作用。

目的:从"症状群"视角构建平行中介模型，验证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睡眠障碍和抑郁在疼痛与疲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探讨疲乏相关症状群内部症状的作用路径及作用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1—4月，选取北京医院312例老年恶性肿瘤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疼痛数字评定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癌症疲乏量表进行测量，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疼痛、疲乏、抑郁、睡眠障碍间的相关性，采用AMOS 24.0进行平行中介模型的构建，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2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有效回收率为97.76%。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疼痛与疲乏呈正相关（ r=0.436， P<0.01），与睡眠障碍呈正相关（ r=0.316， P<0.01），与抑郁呈正相关（ r=0.315， P<0.01）；睡眠障碍与疲乏呈正相关（ r=0.491， P<0.01）；抑郁和疲乏呈正相关（ r=0.587， P<0.01）。中介作用模型包括两条路径：睡眠障碍和抑郁在疼痛与疲乏之间分别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0.544）的效应量分别为40.63%（0.221）和14.89%（0.081），总中介作用的效应量为55.51%，高于直接作用的效应量44.49%。 结论:老年恶性肿瘤患者中疲乏相关症状群（疼痛、睡眠障碍、抑郁、疲乏）的内部中存在着疼痛-睡眠障碍-抑郁-疲乏的平行中介效应，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改善患者的疼痛状况进而降低患者的睡眠障碍及抑郁症状来减轻疲乏症状。

目的:观察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对帕金森病患者临床症状的影响，明确rTMS的抗细胞衰老作用，并探讨该作用与其改善帕金森病(PD)患者临床症状的关系。方法:选择符合标准的PD患者108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rTMS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54例，另选取在门诊体检的健康受试者54例作为正常组。rTMS组和对照组患者均维持抗帕金森病药物治疗，rTMS组在此基础上增加rTMS治疗，rTMS治疗每日1次，每周治疗5 d，连续治疗4周，对照组则接受假rTMS治疗，正常组不作任何处理。于治疗前、治疗4周后和治疗结束1个月后分别对2组患者进行临床运动症状[包括统一的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评分、计时运动试验和10 m折返运动试验]和非运动症状评估[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简易精神状况量表(MMSE)]，并于上述时间点采集2组患者和正常组的晨空腹静脉血，进行实验室检测[包括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基质金属蛋白酶-3(MMP-3)]。结果:治疗4周后和治疗结束1个月后，rTMS组患者的UPDRS Ⅰ、UPDRS Ⅱ、UPDRS Ⅲ评分、UPDRS总分、计时运动试验和10 m折返运动试验与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4周后和治疗结束1个月后，rTMS组患者的HAMA评分、HAMD评分、MMSE评分、P300潜伏期和波幅组间比较，与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4周后，rTMS组的MMP-3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间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结束1个月后，rTMS组的TNF、IL-6、IL-1β和MMP-3水平与组内治疗前和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TNF、IL-6、IL-1β、MMP-3与UPDRS总分均呈正相关( r＝0.620、0.446、0.552、0.529)。 结论:高频rTMS治疗可改变细胞衰老相关表型，进而对PD患者的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探讨肿瘤患者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肿瘤患者学历越高、肿瘤分期越晚、确诊时间越长、治疗线数越多，抑郁情绪越明显，患抑郁症可能性越大；而肿瘤患者学历越低、肿瘤分期越早、治疗线数越多可能患焦虑的情绪明显，焦虑症的发生率可能性越大。

目的:调查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17年6月—2018年12月选取在上海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诊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修订版婚姻调适量表（RDAS）、乳腺癌自我效能量表、身体意象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医疗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有效回收率为80.0%。结果:乳腺癌术后患者RDAS总分为（48.88±10.38）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与自我效能、身体意象、医疗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357、0.382、0.507； P<0.01）；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62、-0.373； P<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期知晓情况、实际性支持、自我接纳及身体意象是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 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32.9%。 结论: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肿瘤分期知晓情况、实际性支持、自我接纳、身体意象是影响患者婚姻调适的因素，应积极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增强患者心理调整能力，以提高婚姻调适能力。

目的:调查胸部肿瘤放疗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情况，并初步对患者的营养风险进行评估，探讨焦虑、抑郁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营养风险之间的关联，为进一步制定胸部肿瘤放疗患者的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进行放疗的胸部肿瘤患者121例为研究对象，应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调查患者的心理状况并使用营养风险筛查量表（Nutrition Risk Screening，NRS2002）调查患者的营养风险状况，采用单因素分析、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列联相关多种统计学分析结合的方式探讨可能影响胸部肿瘤放疗患者心理状态的因素，探讨胸部肿瘤放疗患者的心理状态与营养风险的相关性。结果:121例患者中，99例（81.8%）放疗期的胸部肿瘤患者即将或已经出现焦虑，42例（34.7%）的患者处在抑郁的边界或者已经发生抑郁。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营养风险与焦虑、抑郁的发生存在统计学关联。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首次放疗以及营养风险是焦虑发生的影响因素。同时，婚姻状况、肿瘤发生的部位、手术、首次放疗以及营养风险影响抑郁的发生。结论:胸部肿瘤放疗患者心理问题较严重，营养风险与焦虑、抑郁的发生存在正向关。是否手术、首次放疗是焦虑、抑郁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首发和复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血浆细胞因子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3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和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的共134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6例，女98例，年龄12~18（15.3±1.5）岁。根据抑郁症状是否为第1次发作分为首发抑郁症患者（首发组）76例和复发抑郁症患者（复发组）58例。同期招募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人群（健康对照组）76名，其中男45名，女31名，年龄12~18（15.1±1.8）岁。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24）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以HAMD 24总分35分为界将首发组患者分为轻中度抑郁症患者（52例）和重度抑郁症患者（24例）。使用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测定患者的血浆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IL-17A、IL-1β、IL-6、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细胞因子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首发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 结果:3组受试者的血浆IL-1β、IL-6和TNF-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6.46、6.75、6.41，均 P<0.05）；两两比较显示首发组和复发组患者的血浆细胞因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首发组血浆IL-6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 M（ Q1， Q3）］［1.69（1.17，2.45）ng/L比1.34（1.05，2.06）ng/L， Z=-2.67， PBonferroni校正=0.030］。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首发组HAMD 24总分与IL-17A、IL-1β、IL-6、TNF-α水平呈正相关（ r=0.275、0.260、0.300、0.331，均 P<0.05）；复发组HAMD 24总分与任何细胞因子均不具有相关性（均 P>0.05）。在首发组中，与轻中度抑郁症患者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血浆IL-10、IL-17A、IL-1β、IL-6和TNF-α水平显著升高［分别为0.48（0.33，0.72）ng/L比0.63（0.46，1.10）ng/L、1.89（1.22，3.04）ng/L比3.01（1.94，5.18）ng/L、0.17（0.12，0.36）ng/L比0.42（0.22，0.65）ng/L、1.55（1.12，2.05）ng/L比2.30（1.68，3.75）ng/L、0.92（0.77，1.38）ng/L比1.42（0.95，2.15）ng/L；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LgIL-6水平是疾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多元线性回归：β=2.550，95% CI：1.258~10.724，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 OR=12.499，95% CI：2.061~75.806， P<0.05）。 结论:较高水平的血浆IL-6与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较严重的抑郁症状具有相关性，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口腔癌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并对影响心理弹性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6年1月—2018年12月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口腔科收治的259例口腔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患者出院前的心理现状进行评估，并根据患者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进行分类比较，探讨可能影响患者心理现状的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259份，回收有效问卷239份，239例口腔癌患者CD-RISC总分为（60.13±10.57）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口腔癌患者CD-RISC总分及韧性、自强、乐观3个维度评分与正性情绪呈正相关，与负性情绪、SAS及SDS评分呈负相关（ P<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治疗方式、是否有癌痛及不同心理状态的患者CD-RISC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平均月收入较低、治疗方式单一（仅做手术治疗但未行放化疗等联合治疗）及有癌痛4个因素为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口腔癌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与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患者心理状态和情绪中积极成分表现越突出，反之则可能导致焦虑、抑郁或负性情绪的发生。其中，受教育程度低、家庭平均收入较低、治疗方式单一以及伴有癌痛可能是影响患者心理弹性水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