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二元应对模式对乳腺癌患者婚姻关系、功能锻炼依从性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为乳腺癌患者护理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1—12月，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70例，随机分为试验组33例和对照组37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试验组采用二元应对模式进行干预。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乳腺癌术后患者院外功能锻炼依从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试验组失访1例，32例患者完成研究；对照组失访3例，34例患者完成研究。出院后1个月，试验组患者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117.36±16.44）分，对照组（108.25±15.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25， P<0.05）；试验患者锻炼依从性量表3个维度得分以及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与他人关系"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二元应对模式干预能够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婚姻关系和功能锻炼的依从性，但其对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影响将来仍需进行大样本、长期研究。

目的:考察儿童母亲焦虑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婚姻质量与母亲焦虑的关系，以及共同养育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婚姻调适问卷以及共同养育关系量表对522名孩子年龄0～12岁的母亲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PSS 20.0软件进行χ 2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结果:(1)本研究中有48.7%的母亲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轻度焦虑占37.4%，中度焦虑占8.4%，重度焦虑占2.9%；(2)χ 2检验结果显示，母亲焦虑状况在母亲年龄、母亲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父亲工作压力、子女年龄，子女健康状况、祖辈与父辈冲突、祖辈参与养育意愿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292～23.170，均 P<0.05)；(3)母亲焦虑与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 r＝－0.419， P<0.01)；(4)父亲积极共同养育和消极共同养育均对婚姻质量与母亲焦虑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B积极共同养育＝0.013， P<0.01； B消极共同养育＝－0.010， P<0.05)，J-N法简单斜率检验显示，简单斜率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 结论:婚姻质量是影响母亲焦虑的重要因素，父亲在共同养育中的表现在其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目的:调查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17年6月—2018年12月选取在上海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诊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修订版婚姻调适量表（RDAS）、乳腺癌自我效能量表、身体意象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医疗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有效回收率为80.0%。结果:乳腺癌术后患者RDAS总分为（48.88±10.38）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与自我效能、身体意象、医疗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357、0.382、0.507； P<0.01）；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62、-0.373； P<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期知晓情况、实际性支持、自我接纳及身体意象是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的影响因素（ 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32.9%。 结论:乳腺癌术后患者婚姻调适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肿瘤分期知晓情况、实际性支持、自我接纳、身体意象是影响患者婚姻调适的因素，应积极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增强患者心理调整能力，以提高婚姻调适能力。

目的:编制测量我国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水平的评估工具，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方法:结合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相关文献、量表以及课题组已开展的质性研究的资料和结果，构建条目池，并对条目池进行专家咨询和预调查，形成量表初稿。于2019年8—11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在北京市5所三甲医院就诊的264例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条目进行筛选，形成量表终稿，并评价量表终稿的信、效度。结果: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包括25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产生3个公因子，分别为实际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607%。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终稿总分与Loke-Wallance婚姻调适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639（ P<0.01）。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0.961、0.939。 结论:本研究编制的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我国乳腺癌患者的配偶支持感知水平。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探讨不孕不育夫妻自我效能与婚姻调适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2年1—4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周期治疗的310对不孕不育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和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与构建APIM，分析不孕不育夫妻自我效能与婚姻调适的关系。共发放问卷310组（1组为1对夫妻），回收有效问卷293组，有效回收率为94.5%。结果:不孕不育夫妻自我效能得分中，妻子为（25.08±5.54）分，丈夫为（27.08±5.35）分，且妻子自我效能得分低于丈夫（ P<0.01）。婚姻调适得分中，妻子为（109.39±23.13）分，丈夫为（111.99±20.87）分。APIM分析结果显示，主体效应方面，不孕不育夫妻双方的自我效能均可影响自身婚姻调适（β值为0.166、0.408， P<0.01）；客体效应方面，丈夫的自我效能可影响妻子的婚姻调适（β=0.117， P<0.05）。 结论: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周期治疗的不孕不育夫妻的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婚姻调适总体良好。夫妻的自我效能与自身的婚姻调适密切相关，且丈夫的自我效能还可正向影响妻子的婚姻调适。在临床工作中，应将不孕不育夫妻视为一个整体，关注双方二元交互作用，并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不孕不育夫妻提高自我效能，从而提高婚姻调适，改善健康结局，稳定家庭关系。

目的:调查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临床开展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进行治疗的182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医院用焦虑抑郁量表、洛克-华莱士婚姻调适量表、简易疾病感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180例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49.88 ± 8.95）岁。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总分为（62.38 ± 6.54）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支持（2.70 ± 0.48）分、信息支持（2.65 ± 0.52）分、实际支持（2.51 ± 0.62）分。不同受教育程度、手术方式、自理能力的乳腺癌患者的配偶支持感知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4.08、17.63， t=2.41，均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量表总分与焦虑得分、抑郁得分、疾病感知得分均呈负相关（ r=-0.388、-0.410、-0.350，均 P<0.01），与婚姻调适得分呈正相关（ r=0.692， P<0.01）。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手术方式、焦虑、抑郁、疾病感知、婚姻调适是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 t值为3.04～4.44，均 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54.6%。 结论:乳腺癌患者配偶支持感知水平有待提升，受教育程度、手术方式、焦虑、抑郁、疾病感知、婚姻调适是患者感知配偶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多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失败女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轨迹的潜在类别，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及心理因素对其PTSD轨迹潜在类别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研究，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殖科IVF-ET失败≥2次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最近1次移植失败后3 d（T1）、10 d（T2）、20 d（T3）及下一移植周期前3 d（T4）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平民版量表进行4次随访，电话随访和线上随访相结合，获得4个时间点的PTSD水平，使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4个时间点PTSD得分轨迹的潜在类别，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96例IVF-ET失败女性，年龄（29.42 ± 4.13）岁。本研究拟合出3条PTSD轨迹，分别为无PTSD组82例占42%、轻度PTSD组61例占31%及PTSD升高组53例占2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生育压力、婚姻调适水平是多次IVF-ET失败女性PTSD轨迹的预测因素；以无PTSD组为参照，年龄≥35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及婚姻调适水平越低的女性越易进入PTSD升高组（ OR=4.570、8.540、0.949，均 P<0.05），年龄≥35岁及生育压力越大的女性越易进入轻度PTSD组（ OR=3.871、1.063， P<0.05）。 结论:多次IVF-ET失败女性在下一移植周期内PTSD的轨迹存在群体异质性，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生育压力大及婚姻调适差可预测PTSD的变化轨迹。生育压力及婚姻调适为可改变的变量，医护人员可通过进行健康教育、正念干预以缓解女性生育压力，促进良好的婚姻调适状态，尽可能降低PTSD对下一周期受孕的不良影响。

目的:调查产后女性及其配偶性功能及婚姻调适现状，分析两者性功能和婚姻调适的主客体效应。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2月在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住院分娩的240名产后女性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女性性功能指数、男性性功能指数和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和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产后女性及其配偶性功能和婚姻调适相互影响的路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向240对夫妻发放4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5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75%（450/480）。225名产后女性性功能指数得分为（24.89±4.97）分，其配偶性功能指数得分为（49.64±7.99）分；产后女性婚姻调适得分为（96.42±22.64）分，其配偶婚姻调适得分为（103.38±23.93）分。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主体效应方面，产后女性及其配偶的性功能可预测自身的婚姻调适（β值为0.765、0.176， P<0.01）；客体效应方面，产后女性的性功能可预测配偶的婚姻调适（β=0.632， P<0.01），配偶的性功能未能预测产后女性的婚姻调适（ P>0.05）。 结论:产后女性及其配偶存在性功能障碍及婚姻失调问题，自身的性功能与婚姻调适密切相关，且女性的性功能还可正向影响其配偶的婚姻调适。医护人员应将产后女性及其配偶作为一个整体制订干预措施，促进产后女性性功能恢复，平衡家庭关系，提升夫妻间性生活满意度，提高婚姻调适水平。

目的:探讨初次及重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不孕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进入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症患者。所有患者分为初次治疗组及重复治疗组（≥2个周期），采用问卷调查方式。问卷包括人口学信息、Herth希望指数（Herth hope index，HHI）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marital-adjustment test，MAT）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明确影响希望水平的独立因素。结果:共251例IVF-ET患者纳入研究，其中初次组142（56.6%）例，重复组109（43.4%）例。重复组的HHI评分为（32.0±3.3）分，显著低于初次组的（36.0±3.1）分（ 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重复IVF-ET与HHI呈独立负相关，标化系数β为-0.406（ P<0.001）。而居住地在城市（ P=0.013）、更高月收入（ P=0.026）、较高的MAT（ P=0.006）及SSRS（ P=0.002）则与希望水平呈独立正相关。 结论:重复IVF-ET治疗患者的希望水平显著降低，居住地、月收入、婚姻调适度及社会支持度可显著影响其希望水平。

目的:分析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二元应对现状，从配偶与患者双向水平探讨配偶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住院的150例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夫妻支持应对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等评估中青年宫颈癌同步化疗患者配偶的二元应对、婚姻质量、一般自我效能等情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结果: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二元应对的得分为（121.69 ± 19.67）分，婚姻质量得分为（97.23 ± 25.05）分，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5.13 ± 5.19）分，焦虑、抑郁得分分别为（9.98 ± 3.46）、（8.19 ± 4.06）分。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焦虑、抑郁得分分别为（10.57 ± 3.60）、（9.10 ± 4.1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焦虑/抑郁、配偶感知的婚姻质量、配偶一般自我效能感、患病后家庭关系变化、家庭人均月收入、放疗次数是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二元应对主要影响因素（ P<0.01），解释总变异的55.7%。 结论:中青年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配偶二元应对处于正常偏低水平，婚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影响因素涉及患者及配偶自身双向水平，包括患者焦虑抑郁、患病后家庭关系变化、放疗次数、配偶感知的婚姻质量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家庭人均月收入，临床医务人员可以从提高二者对疾病认知、减少二元评价差异、多措并举减轻患者配偶感受到的经济负担等方面入手来提高患者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