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门螺杆菌是一种感染人类胃的革兰氏阴性病原体，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长期、持续感染可导致患者发展为消化性溃疡、胃腺癌、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是抵御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在多种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TLR9是机体免疫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的I型整合跨膜蛋白，在树突状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中均有表达，它能够通过低甲基化的DNA和糖骨架等结构识别DNA，并介导一系列免疫应答反应。尽管近年来对TLR9的激活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其在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相关性疾病中的确切作用仍不明确。文章从TLR9在固有免疫中的功能及其信号通路、TLR9在幽门螺杆菌感染中的作用机制、TLR9与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这三个方面阐述TLR9在在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目的:探讨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的临床病理学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收集的21例LELC的临床资料、病理特点、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原位杂交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1例LELC中，发生于涎腺8例、胃5例、肺6例、乳腺1例、宫颈1例。HE染色显微镜下形态相似，在丰富的淋巴细胞背景中见散在分布低分化或未分化的癌细胞，呈巢片状排列，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癌细胞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p63、p40，间质反应性淋巴细胞表达CD8、CD20。原位杂交EB病毒编码的小RNA（EBER，16/21）阳性。结论:LELC是少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大部分与EB病毒感染相关，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学特征，预后相对较好。

淋巴上皮瘤样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LELC）是一种少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其主要特征为肿瘤背景中存在明显的淋巴样浸润的间质性细胞。LELC可发生在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系、皮肤、乳腺等各个器官，但以肺部、唾液腺及胃部发生较为多见。其中原发部位在肺部的淋巴上皮瘤样，被定义为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primarary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PPLELC） ［1］。PPLELC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亚型，约占所有肺部恶性肿瘤的0.9% ［2］。PPLELC 1987年首次被报道，与EB病毒感染密切相关 ［3］。研究结果显示，PPLELC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PPLELC常见于相对年轻、不吸烟的亚洲人群中，不同性别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4］。超过一半的PPLELC患者在就诊时处于早期（Ⅰ期和Ⅱ期） ［5］，手术切除为主要治疗手段。而对于晚期PPLELC，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治疗方案，含铂双药化疗结合放射治疗等综合治疗仍是临床应用的首选 ［6］。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联合顺铂(AP方案)治疗晚期非鳞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以及其对患者外周血T细胞免疫功能和血清肿瘤标志物、血管生成调节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邯郸市第一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119例晚期非鳞癌NSCLC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案的不同分成观察组60例与对照组59例。对照组给予AP方案化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观察2组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比较2组治疗前后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辅助性T细胞17(Th17)与调节性T细胞(Treg)免疫平衡状态和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以及血管生成调节因子[内皮抑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转化生长因子β 1(TGF-β 1)]水平。 结果: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3.33%(32/60)、78.33%(47/60)，与对照组[33.90%(20/59)、61.02%(36/59)]相比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4.57、4.23， P<0.05)。对照组治疗后外周血CD3 +、CD4 +水平和CD4 +/CD8 +均较治疗前降低( 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后以上指标则均较治疗前升高(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外周血CD3 +、CD4 +水平和CD4 +/CD8 +均高于对照组(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外周血Treg比例低于对照组，外周血Th17比例、Th17/Treg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治疗后血清CEA、CA199和CYFRA21-1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以上各项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治疗后血清内皮抑素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血清VEGF、TGF-β 1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治疗后，观察组以上各项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观察组治疗过程中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分别为40.00%、13.33%，而对照组均未发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29.56、8.43， P值均<0.05)。2组其他各项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肾功能损害、肝功能损害、贫血、发热发生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AP方案治疗晚期非鳞癌NSCLC能有效调控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血管生成调节因子的表达水平，改善机体T细胞免疫功能，提高近期疗效。

胃底腺型胃癌（gastric adenocarcinoma of the fundic gland type，GA-FG）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罕见的高分化型胃腺癌，起源于胃底腺区的黏膜，不伴有慢性胃炎或肠上皮化生，易侵犯黏膜下层，但很少有淋巴或血管浸润，恶性程度较低。目前关于GA-FG的大样本研究较少，以个案报道为主，且大部分病例来自日本和韩国。GA-FG虽有特异的内镜、临床及病理表现，但由于其罕见性以及临床医师对其形态学特征等的认知不足，目前仍存在诊断困难及漏诊等情况。本文就GA-FG的内镜、病理特征及临床诊治进行了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GA-FG的诊断率，从而能够及早干预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探讨胃具有腺和神经内分泌双向分化的癌（AC）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19—2020年诊断的胃AC 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其组织形态学特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殊染色及二代测序等技术分析其免疫表型及分子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男性。例1，54岁，病变位于胃窦，肿瘤最大径为4 cm；例2，75岁，病变位于贲门，肿瘤最大径为2 cm。镜下观察肿瘤细胞主要呈片状或条索状分布，细胞异型性大，核仁明显，核分裂象多见，肿瘤细胞主要为印戒细胞样，例1可见神经内分泌肿瘤成分，并伴淋巴结转移，例2局灶伴有细胞外黏液，还可见瘤巨细胞。2例肿瘤细胞均弥漫强阳性表达突触素、嗜铬粒素A和CD56，广谱细胞角蛋白、MUC1和MUC4也有表达，不表达MUC2、MUC5AC及MUC6。特殊染色结果：阿辛蓝-过碘酸雪夫（AB-PAS）染色阳性。二代测序结果：例1 RAD51D p.Arg266Cys错义突变，例2 TSC1、SMAD4、PALB2、VEGFA、FGFR3错义突变，TP53无义突变，PTEN剪接位点变异，MYC拷贝数扩增。结论:胃AC是一种同时具有神经内分泌和腺上皮分化特征的罕见肿瘤，结合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AB-PAS染色结果及基因变异特点有助于诊断。

患者男，52岁，右面颊结节2年余。患者2年前右面颊无明显诱因出现一坚实肤色结节，表面光滑，无明显自觉症状，皮疹缓慢增大。既往有痛风史10余年，长期口服秋水仙碱，否认肿瘤史，家族中无类似病例及其他遗传病史。体检：一般情况可，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各系统检查无异常。皮肤科检查：右颊可见一0.4 cm × 0.4 cm大小肤色结节，表面光滑，无破溃，边界清晰，质韧，与皮肤粘连，无明显压痛（图1A）。实验室检查：双侧唾液腺（腮腺、颌下腺）磁共振平扫+增强、唾液腺B超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头颅及胸腹CT平扫检查未发现占位性病变。胃镜及肠镜检查未见占位性病变。面部皮损组织病理检查：表皮大致正常，病变位于真皮中下部及皮下组织，基底样细胞团块呈浸润性生长，可见大量管腔形成，部分管腔呈蝌蚪状；瘤细胞较小，有卵圆形深染的核，胞质丰富淡染，胞膜边界不清，异型性不明显，未见有丝分裂；管腔内可见黏液样物质；肿瘤细胞侵犯毛囊上皮，未见角囊肿及筛状结构（图1B、1C）。免疫组化：肿瘤细胞细胞角蛋白（CK）7胞质弥漫强阳性（图2A），CK5/6胞质弱阳性；肿瘤细胞及周围肌上皮细胞S100胞质/胞核阳性，P63胞核阳性（图2B）；雌激素受体（ER）弱阳性、少许细胞P53胞核阳性；CD117、囊泡病液体蛋白15、癌胚抗原（图2C）、孕激素受体阴性。肿瘤增殖抗原Ki-67：5%阳性。

报道1例罕见胃EB病毒阳性淋巴上皮瘤样癌合并B淋巴细胞单克隆性增生，并复习相关文献。患者为男性75岁，胃底贲门见一溃疡型肿块。镜下观察：肿瘤以推挤性生长为主，侵及胃壁深肌层。肿瘤组织中淋巴上皮间质明显多于肿瘤细胞，肿瘤细胞间质淋巴细胞背景中部分为B淋巴细胞构成，周围可见淋巴上皮病变。EB病毒原位杂交显示：癌细胞阳性。分子病理显示B细胞IgH-DH克隆性基因重排。最终诊断为：胃EB病毒阳性淋巴上皮瘤样癌伴淋巴样间质内B细胞单克隆性增生。

目的:探讨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肿瘤免疫相关的形态学特点与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型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06—2018年就诊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117例LELC患者病理及临床资料。按形态学分型方法对组织学进行分组。分析LELC中淋巴滤泡形成及间质纤维组织增生等肿瘤免疫相关的形态学特点，结合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型以及预后信息，分析诸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结果:117例患者，男性56例，女性61例，男女比例0.9∶1.0，发病年龄24~89岁，中位年龄52岁。原发部位：位于头颈部68例、肺部26例、胃部15例、其他少见部位8例。形态学Ⅰ型54例，Ⅱ型62例，1例无法分组。LELC肿瘤免疫相关形态学表现呈现连续的谱系性变化，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从局灶可见到弥漫分布，间质纤维组织从不可见到硬化明显；42例患者间质内见明显的淋巴滤泡形成，31例间质有明显的纤维化。73例进行了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型流式细胞学检测，包括CD3 +总T细胞、CD3 +CD4 +辅助T细胞、CD3 +CD8 +细胞毒性T细胞、CD3 -CD56 +NK细胞、CD3 -CD19 +B细胞、CD4 +CD45RA - T辅助诱导亚群、CD4 +CD45RA + T抑制诱导亚群、CD4 +CD45RO +记忆T细胞亚群、CD45RA +CD45RO +活化T细胞亚群、CD8 +CD38 +活化细胞毒性T细胞，另有CD25 +淋巴细胞及CD44 +淋巴细胞的检测结果。各亚型淋巴细胞在大部分患者中比例正常，但有61例（83.6%）患者CD44 +淋巴细胞比例上升，有53例（72.6%）T细胞抑制诱导亚群比例下降。相关性分析发现，临床分期和NK细胞之间呈显著相关性（ P=0.023）；肿瘤组织学分型和细胞毒性T细胞呈显著正相关（ P=0.012）；而肿瘤细胞形态分化与总T细胞（ P=0.003）及NK细胞（ P=0.026）显著相关；间质淋巴滤泡形成与记忆T细胞亚群呈正相关（ P=0.025）；肿瘤间质纤维化与T抑制诱导亚群显著正相关（ P=0.004），与总T细胞（ P=0.023）及与CD44黏附分子表达显著负相关（ P=0.003）。生存分析发现，淋巴滤泡形成是LELC良性预后因素（ P=0.001）。 结论:LELC肿瘤免疫相关形态学表现呈现连续的谱系性变化；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肿瘤免疫相关特征与外周血T淋巴亚型关系密切，间质淋巴滤泡形成是LELC的良性预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