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IκB激酶(IKK)/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对Myc过表达诱导的小鼠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的影响。方法:利用转基因小鼠将LAP-tTA小鼠与Alb-cre小鼠杂交，再与NEMO f1(NEMO为NF-κB必需调节蛋白)小鼠杂交，以产生LAP-tTA ＋/Alb-cre ＋/NEMO fl/wt小鼠，最后与tetO-Myc ＋小鼠杂交。本实验包括4组：(1)WT小鼠；(2)NEMO ΔLPC小鼠(肝细胞中NEMO敲除，无Myc过表达)；(3)Myc LAP-tTA小鼠(Myc过表达，无NEMO敲除)；(4)Myc LAP-tTA/NEMO ΔLPC小鼠(肝脏Myc过表达和NEMO敲除)。记录小鼠的生存曲线，观察肝脏大体形态。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肝脏肿瘤指标及肝祖细胞指标、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方法检测相关蛋白的mRNA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独立样本组与相应组。 结果:小鼠带瘤生存曲线显示Myc LAP-tTA/NEMO ΔLPC小鼠中位生存期明显短于Myc LAP-tTA小鼠(中位生存期M/P 50 56 d比83 d， P<0.01)；Myc LAP-tTA/NEMOΔLPC小鼠对比Myc LAP-tTA小鼠，谷草转氨酶[(739.40±35.61) U/L比(441.50±78.79) U/L， t＝2.464， P<0.05]、碱性磷酸酶[(3 142.0±287.6) U/L比(1 702.0±278.8) U/L， t＝3.129， P<0.01]、γ-谷氨酰基转移酶[(101.70±12.82) U/L比(37.31±9.34) U/L， t＝3.927， P<0.01]和总胆红素[(1.281±0.232) mg/dl比(0.618±0.051) mg/dl， t＝3.889， P<0.01]均显著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检测显示细胞角蛋白19(CK19)、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9(SOX9)水平在Myc LAP-tTA/NEMO ΔLPC较Myc LAP-tTA组小鼠肝脏亦明显升高；肝祖细胞标志物如角蛋白(CK19，4.336±1.970比0.680±0.234， t＝1.843， P<0.01)、CK7(3.884±0.338比2.370±0.525， t＝2.422， P<0.01)、甲胎蛋白(AFP，3 614.0±2 070.0比1 399.0±319.9， t＝1.057， P<0.01)、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的mRNA水平在Myc LAP-tTA/NEMO ΔLPC较Myc LAP-tTA组小鼠肝脏显著增高(7.900±0.997比3.084±0.711， t＝3.943， P<0.01)。 结论:肝细胞中特异性敲除NEMO从而抑制经典的IKK/NF-κB信号通路，可促进肝肿瘤的发生发展，并诱导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发生。白细胞介素(IL)-6/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通路与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可能参与混合型肝癌的发生发展。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CC）合并胆管癌栓临床少见，增强CT或磁共振成像检查可行临床诊断，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手段。笔者报道1例HCC合并胆管癌栓术后复发病人采用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临床经验，其研究结果显示：肝内病灶缩小，效果良好。

目的:探讨胆囊板入路（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在微创解剖性肝切除术（MIALR）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42例原发性肝癌行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6例，女6例；年龄为（55±13）岁。42例患者中，25例术中采用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CPA组；17例术中采用传统入路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传统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切缘均为阴性。CPA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肝蒂损伤，肝组织损伤，解剖操作空间（大、小）分别为150.00（130.00）min，100.00（100.00）mL，472.00（201.00）s，10例，366.00（94.75）s，9例，564.00（138.50）s，2例，2例，25、0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40.00（113.00）min，100.00（125.00）mL，670.00（107.00）s，8例，663.00（136.00）s，7例，783.00（189.00）s，8例，5例，2、19例；两组患者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时间、肝蒂损伤、解剖操作空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9、-3.254、-3.188， χ2 =6.493、34.314，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右前肝蒂例数、解剖右后肝蒂例数、肝组织损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282、-0.412， χ2=0.095、0.002、1.976， P>0.05）。（2）术后情况。两组患者均无术后出血；CPA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肿瘤病理学类型（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分别为68.00（48.50）U/L，52.00（35.50）U/L，28.30（12.35）mmol/L，12.40（2.40）s，2例，21、4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8.00（25.00）U/L，41.00（19.50）U/L，26.80（14.25）mmol/L，12.50（2.95）s，5例，15、2例；两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18、-1.488、-0.205、-0.320， χ2 =1.976， P>0.05），肿瘤病理学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用于MIALR安全、可行。

患者 男性，29岁，因“上腹胀伴发热10 d”于2020年7月25日入院。患者1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伴低热，物理降温后好转，无恶心呕吐，无腹泻，无黄疸。外院CT提示肝癌，未行治疗。起病以来，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体检：腹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可触及质硬肿块，脾肋下未及，Murphy征（-），腹水征（-），肠鸣音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分级A级。甲胎蛋白12 45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3 516 mAU/ml，HBV-DNA：4.31×10 3 U/ml。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8%，左外叶体积：505 cm 3。肝脏CT检查结果显示，肝左内叶及右叶见大肿块，最大截面约157 mm×124 mm，增强扫描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见多发供血动脉分支，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性周边不均匀强化，病灶中心呈星芒状低密度各期均未强化，病灶周围肝实质强化欠均；肝中静脉及肝右静脉显示欠清；门静脉左右支受压，腔内未见明显充盈缺损。肝段下腔静脉受压变窄；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壁增厚水肿；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图1）。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微结节，最大径约2 mm。诊断：肝细胞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Ⅰb期）；慢性乙肝。

目的:探讨完全腹腔镜解剖性肝Ⅷ段切除的策略、安全性及近期疗效。方法:回顾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行腹腔镜解剖性肝Ⅷ段切除9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6例，女性3例，年龄范围29～67岁，平均年龄53.6岁。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指标。出院后随访生存和复发情况。结果:9例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解剖性肝Ⅷ段切除。手术时间140～240 min，平均188.9 min。术中失血量20～300 ml，平均117.8 ml。1例术后出现胸腔积液，保守治疗治愈；1例出现腹水，延迟拔管治愈。9例患者均无Clavien-Dindo Ⅲa级以上并发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住院时间3～12 d，平均6.9 d。术后病理结果：肝细胞腺瘤2例、肝细胞癌4例、胆管细胞癌1例、转移性肝癌2例。9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12～5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2个月。1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18个月复查发现肝内复发，行微波消融治疗，其余未见明显复发征象。结论:在充分术前评估、合理病例选择、严谨手术规划、娴熟腹腔镜操作技术的前提下，腹腔镜肝Ⅷ段切除安全可行，近期疗效优良。

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是不适宜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在临床中偶有少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发生，而胆管损伤作为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后的并发症之一，了解其发生机制及高危因素可以减少胆管损伤的发生，同时早期及时发现和治疗能明显改善预后。现就肝癌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后胆管损伤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肝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是一种罕见的肝癌亚型，具有独特的流行病学、病理学特征，特点是大量的淋巴细胞浸润，可分为淋巴上皮瘤样肝细胞癌(LEL-HCC)和淋巴上皮瘤样肝内胆管细胞癌(LEL-CC)，其诊断主要依靠病理学方法，治疗以手术为主。肝LELC预后良好，可能与大量淋巴细胞浸润有关。关于LELC的资料非常有限，仅有少量的病例报道和小型回顾性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已有67例LEL-HCC和34例LEL-CC在文献中报道。文章总结了肝LELC的流行病学、临床治疗、病理学特点以及研究前景。

患者 男性，52岁，因“上腹部不适3周余”于2020年11月19日入院。患者3周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不适，无发热黄疸，无恶心呕吐，无腹泻便血。2020年11月12日外院腹部平扫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大片状或条索状低密度影，占位可能，合并肝内胆管扩张；腹部动态增强MRI检查结果提示：（1）肝右叶巨块状异常信号影，增强后有不规则条索状分割样强化，门静脉右支低信号充盈缺损影，考虑为巨块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2）肝硬化；（3）脾大。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炎、结核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史3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30年，白酒平均350 ml/次，每天3次。无类似肝炎或肝癌家族史。入院体检：一般生命体征平稳，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0分，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肋下2 cm，脾脏未触及，皮肤巩膜无黄染，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1 210 μg/L，总胆红素16.9 μmol/L、直接胆红素8.1 μmol/L、总蛋白72.0 g/L、白蛋白39.4 g/L、ALT 47 U/L、AST 45 U/L、凝血酶原时间12.1 s、国际标准化比值1.01、乙肝表面抗原6 535 U/ml、乙肝E抗原4.10 COI、乙肝E抗体0.699 COI、乙肝核心抗体0.008 COI、乙肝病毒定量2.36×10 3 U/ml。入院后复查上腹部平扫+多期增强CT（图1，2），结果显示：（1）肝右叶肿块，最大截面135 mm×104 mm，考虑为肝细胞癌；（2）门静脉主干及右支内栓子形成；（3）肝硬化、脾大。诊断：（1）肝细胞癌，伴PVTT Ⅲ型（cT3N0M0）、巴塞罗那分期 C期、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分）；（2）慢性乙肝；（3）肝硬化（代偿期）；（4）脾大。

目的:通过建立肝癌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瘤模型(PDX)探究肝癌索拉菲尼敏感性相关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方法:选取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的17例肝癌标本建立PDX模型。PDX模型传代14 d后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索拉菲尼给药组。给药21 d，观察7 d后收取肿瘤组织，给药期间记录小鼠体重。根据公式：肿瘤生长抑制(TGI)指数＝ΔT/ΔC，计算PDX肿瘤组织TGI指数并评价药物敏感性，通过lncRNA测序筛选肝内胆管癌(ICC)索拉菲尼敏感与耐药的差异lncRNA。在人ICC细胞系HuCCT1中转染小干扰RNA(siRNA)降低lncRNA SCDAL的表达，根据siRNA序列分组为ctr、si-1、si-2和si-3。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细胞增殖能力，根据给药浓度分组为0 μmol/L(0.1%二甲基亚砜)、4 μmol/L、10 μmol/L。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urkey事后检验确定组间差异。 结果:肝细胞肝癌(HCC)及ICC PDX模型鼠索拉非尼给药组与对照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CC：(24.72±2.21) g比(25.80±2.30) g， t＝0.486， P>0.05；ICC：(24.87±4.30) g比(23.11±2.78) g， t＝0.478， P>0.05]；lncRNA SCDAL在PDX耐药样本中表达显著低于敏感组(|log2FoldChange|＝Inf， P<0.05)；Si-3敲减组lncRNA SCDAL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0.586±0.080比1.000±0.234， P<0.05)。索拉菲尼给药条件下敲减组细胞吸光度值显著高于对照组(4 μmol/L：1.11±0.06比0.86±0.07， t＝4.635， P<0.01；10 μmol/L：0.52±0.03比0.42±0.02， t＝4.389， P<0.05)。 结论:通过构建肝癌患者PDX模型并测序验证发现lncRNA SCDAL表达与ICC索拉菲尼敏感性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