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叶楔形切除术后围手术期并发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虽然不高,但严重者可导致终身残疾甚至死亡,影响患者预后,其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明确.本文报道了2例肺癌手术后并发急性缺血性卒中经介入取栓治疗的病例,病例1行胸腔镜下左肺上叶楔形切除术后当天,左侧大脑中动脉急性栓塞导致左侧大脑半球大面积梗死,经介入取栓治疗血管再通[脑梗死溶栓分级(TICI 3级)后,患者预后良好(NIHSS评分4分).病例2行胸腔镜下右下肺楔形切除术后当天,基底动脉闭塞导致小脑大面积梗死,经介入取栓治疗后血管再通良好(TICI 3级),但患者术后脑水肿严重,最终放弃治疗.本文通过总结诊疗经验并回顾相关文献,分析肺叶楔形切除术后并发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可能机制,以供临床参考.

目的:探讨围术期服用阿司匹林对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患者术中及术后出血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方法:该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选取2020年11月至2022年4月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住院拟行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且长期口服阿司匹林的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法将入选患者分别纳入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患者维持原有的阿司匹林服用方案，对照组患者在术前停用阿司匹林7 d，术后第3天起恢复服用阿司匹林。收集入选者的基线临床资料。入选者均行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测量并记录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引流量、胸腔引流管放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下肢血栓情况、围术期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伤口愈合情况。结果:共入选患者63例，男性27例（42.86%）、（61. 9±7.5）岁，女性36例（57.14%）、（59.8±7.3）岁。其中试验组32例，对照组3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口服阿司匹林时间、病灶位置、病变性质、病变定位、病灶大小、基础疾病等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患者中转开胸。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分别为（27.72±12.86）ml和（31.35±13.81）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08， P=0.283）；手术时间分别为（61.16±10.24）min和（61.39±13.79）min，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t=0.08， P=0.940）。两组患者术后胸腔引流量、胸腔引流管放置时间、住院时间、下肢血栓形成者占比、新发心脑血管事件者占比及伤口愈合不良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围术期服用阿司匹林并不增加行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患者术中和术后出血量，也不增加其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回顾性分析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治疗孤立性肺结节（SPN）的疗效以及影响其良恶性诊断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经VATS切除并经由病理确诊良恶性的317例SPN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手术情况，分析患者手术疗效以及相应的影像学特征。结果:317例患者中，行单孔VATS 124例（39.1%），多孔VATS 193例（60.9%），肺叶切除术195例（61.5%），解剖性肺段切除术16例（5.1%），肺楔形切除术106例（33.4%）。全组手术时间50 ~ 210（146.5 ± 34.7）min，术中失血量10 ~ 180（69.3 ± 31.5） ml，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2 ~ 7（3.7 ± 1.4） d，术后住院时间3 ~ 21（6.4 ± 1.8） d。并发症发生率为1.0%　　（3/317），未发生围手术期死亡；所有结节中良性结节98例（30.9%），恶性结节219例（69.1%），TNM分期为Ⅰ~Ⅲ A期；多因素分析显示，结节最大径、分叶征、毛刺征、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是良恶性结节诊断的独立相关因素（ P<0.05）。 结论:VATS创伤小、并发症少，对于良恶性SPN的诊断和治疗均有重要临床价值。结节最大径、分叶征、毛刺征、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是影响良恶性SPN诊断的独立相关因素。

目的:研究不同镇痛方案对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术后的镇痛效果。方法:选取120例拟行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术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4组（每组30例）：A组[舒芬太尼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 PCIA）组]、B组（胸壁+肋间神经阻滞联合舒芬太尼PCIA组）、C组（艾司氯胺酮PCIA组）、D组（胸壁+肋间神经阻滞联合艾司氯胺酮PCIA组）。4组患者均实施全凭静脉麻醉。记录患者年龄、体重、ASA分级、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单肺通气时间及术后2、6、24、48、72 h的VAS疼痛评分。ELISA法检测并比较4组患者麻醉前和术后48 h血清疼痛介质[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NPY）和P物质（substance P, SP）]水平，记录并比较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4组患者年龄、体重、ASA分级、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单肺通气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时刻组间比较，D组患者VAS疼痛评分均低于其余3组（ P<0.05），B组患者VAS疼痛评分均低于A组、C组（ P<0.05），C组患者VAS疼痛评分均低于A组（ P<0.05）。4组患者术后48 h NPY和SP水平均高于麻醉前（ P<0.05）；4组患者麻醉前NPY和SP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48 h D组患者NPY和SP水平均低于其余3组（ P<0.05），B组患者均低于A组和C组（ P<0.05），C组患者均低于A组（ P<0.05）。4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胸壁+肋间神经阻滞联合艾司氯胺酮PCIA对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术后镇痛效果更好，更有效地抑制疼痛介质水平。

目的:评价复方利多卡因(EMLA)乳膏气管内黏膜表面麻醉用于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择期全静脉麻醉下行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的患者80例，根据术中是否使用EMLA乳膏分为观察组(40例)和对照组(40例)。观察组于术前在双腔气管插管大、小套囊处涂抹EMLA乳膏，对照组在套囊处以医用石蜡油润滑。回顾2组患者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等一般情况，术前(T 0)收缩压(SBP)、舒张压(DPB)、心率(HR)，术中全身麻醉诱导插管后患者翻身侧卧(T 1)、肺楔形切除(T 2)、术毕恢复平卧(T 3)、拔除气管导管(T 4)时SBP、DBP、HR及气管导管移位时循环反应发生率、全身麻醉药用量、气管黏膜损伤情况，术后拔管期咳嗽情况及术后1 d随访情况。 结果:2组术中丙泊酚、舒芬太尼、罗库溴铵、瑞芬太尼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拔管期咳嗽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7.50%比55.00%， χ2＝12.170， P<0.01)。观察组T 0、T 1、T 3时SBP、DBP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2、T 4时SBP、DBP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值均<0.05)。2组T 0、T 1、T 2、T 3、T 4时H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气管导管移位时循环反应阳性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20.00%比60.00%， χ2＝13.333， P<0.01)。2组患者术后1 d并未出现喘鸣、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喉痉挛、饮水呛咳等并发症。 结论:EMLA乳膏气管内黏膜表面麻醉用于胸腔镜肺楔形切除术中能有效减轻双腔气管导管移位时对气管内膜的刺激，降低拔管期咳嗽发生率及循环反应阳性发生率，且安全性较好。

目的:探究肺楔形切除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疗效及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2020年6月绵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26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肺楔形切除术组( n＝88)和肺叶切除术组( n＝38)。比较2种手术术后1年转移率、复发率和病死率；根据肺楔形切除术组患者术后1年的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 n＝15)和非复发组( n＝73)，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多因素Logistic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复发的因素；构建风险评分模型并评价其预测价值。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组间对比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影响NSCLC患者肺楔形切除术术后1年复发的影响因素；根据危险因素，构建风险评分模型，采用X-tile软件获得评分的截断值；校准曲线评价风险预测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临床决策曲线评价模型预测的有效性。 结果:肺楔形切除术组患者术后1年的手术切缘转移率、病死率分别为0、6.82%，肺叶切除术组分别为13.16%、21.5%，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复发组吸烟史、脉管栓癌、淋巴结清扫个数≤15个、癌胚抗原>5 ng/mL、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2.5、可溶性CD105>4 ng/mL、血管内皮生长因子>9 ng/mL、基质金属蛋白酶9>300 μg/L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非复发组，均是导致肺楔形切除术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0.05)；将上述危险因素纳入风险评分模型，分别赋予22、38、25、33、20、27、36、30分的权重，根据截断值可将患者划分为中危患者(≤78分)、高危患者(>78分且≤162分)和极高危患者(>162分)。 结论: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术治疗NSCLC的效果明显优于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构建预测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评分模型有利于临床上早期识别高危人群，指导医护人员采取个性化的治疗和护理措施。

目的:探索在县级医院开展单孔胸腔镜手术的可行性并总结临床体会。方法:回顾性分析涿州市医院2016年10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因胸部疾病行单孔胸腔镜手术患者136例的临床资料，逐步开展单孔胸腔镜下肺部分(楔形)切除术、解剖性肺段切除术、肺叶切除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探讨在县级医院开展单孔胸腔镜手术的可行性及效果。结果:成功开展单孔胸腔镜手术136例，其中肺结节及肺部肿块手术91例。术式包括肺楔形切除术、肺段切除术、肺叶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中中转开胸4例，其中2例需要输血。术后出现肺不张5例、肺部轻度感染3例、心律失常3例、轻症肺栓塞1例，均经对症处理顺利康复，无围手术期死亡。结论:在县级医院开展单孔胸腔镜手术具有可行性，经过严格训练的医生在严格掌握适应证情况下进行单孔胸腔镜手术是安全可靠的。

1例右上肺原发性异位脑膜瘤71岁女性患者，发现右上肺结节2月余，行首选治疗方式为胸腔镜下右肺上叶后段切除术，术后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及远处转移。本病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首选治疗方式为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病灶。

患者 女性，44岁，因“颅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hemangiopericytoma，SFT/HPC）术后13年，伴肺、肝、肾等多发转移5年，反复低血糖发作半年”于2019年9月22日收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患者13年前因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右枕部颅内肿瘤，行颅内肿瘤切除术。切除标本的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灰白色组织，大小5 cm ×5 cm×4 cm；免疫组化检查结果显示，波形蛋白（+++）、CD99（++）、EMA（-）、CD34（-）；病理学诊断为右枕血管外皮细胞型脑膜瘤（Ⅱ级）。患者术后行头颅立体放疗一次。5年前复查见双肺多发转移瘤，最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大小约3.0 cm×5.0 cm，于外院行胸腔镜下左肺楔形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硬化性血管瘤。患者3年前复查见肝左叶转移瘤，大小约13.0 cm×11.0 cm×9.5 cm，于外院行肝组织穿刺活检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倾向转移性颅内SFT/HPC。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病理科会诊，将第一次颅内肿瘤术后病理学检查修正诊断为颅内SFT/HPC，后两次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颅内SFT/HPC转移。随后患者于外院行开腹肝左叶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肝转移。患者2年前复查见左肾转移瘤，大小约4.0 cm×5.0 cm，于外院行腔镜下左肾转移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肾转移。患者半年前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CT检查结果示肝脏巨大转移瘤，左肾和肺多发转移瘤，分别于2019年4月、2019年5月、2019年7月于外院行肝动脉+膈动脉化疗栓塞术，前两次使用多柔比星+碘化油，后一次使用博来霉素+碘化油。治疗后肝左叶肿瘤最大径由原来的约17 cm增至约25 cm，且每次介入治疗后血糖仅可维持正常水平3~5 d，然后再次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发作频率逐渐增至约3.5 h发作一次，发作时血糖低至1 mmol/L，时有昏迷，夜间需进食2~3次。患者入院前一般情况尚可，小便正常，无其他慢性病史。入院体检：心率123 次/min，体温、呼吸、血压等正常。腹部外形膨隆，反L形手术切口愈合好，上腹部可触及巨大肿块，约达剑突下20 cm，边界不清，固定，质地硬，表面不光滑。血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均低于正常值范围。腹部CT平扫见肝内多发大小不等肿块影，左肝为著，最大径约24.2 cm×13.3 cm，内见多发斑片状阴影及结节影；腹部CT增强扫描见实性部分强化，分别由肝动脉及膈动脉分支供血。门静脉增粗，最宽处约24 mm，门静脉左支及分支显示不清（图1）。左肾和双肺也可见多发肿块影，最大径约5 cm，密度不均匀，增强扫描可见不均匀强化。完善相关术前准备，患者和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后行手术治疗，术中见肿瘤位于左肝及部分肝脏右前叶，大小约25 cm×20 cm×15 cm，肝脏6段腹侧和背侧各见一个肿瘤，大小分别为7.0 cm×6.6 cm×6.0 cm和3.0 cm×3.0 cm×1.5 cm。肿瘤质韧，表面光滑，呈大结节样改变。肿瘤活动度极差，占位效应明显，游离困难（图2）。行扩大左半肝切除术，手术时间约17 h，出血量约10 000 ml，静脉滴注红细胞20 U、血浆3 200 ml，术中血压维持困难，需大量升压药维持。患者术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39 ℃，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计数最高达32.85×10 9/L，中性粒细胞占比91%，痰液培养出白色念珠菌，给予亚胺培南、利奈唑胺和氟康唑等多种抗菌药物治疗后好转。患者术后清醒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抽搐和对答不正确，头颅增强MRI检查结果见脑内多发异常强化灶，考虑转移。请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会诊后，给予左乙拉西坦片后患者病情好转。患者术后复查腹部增强CT，肝内未见肿瘤残余，门静脉右支内径正常，无受压及血栓形成（图3）。患者术后未再出现低血糖发作，术后第19天出院。

目的:总结全胸腔镜肺叶(段)切除术治疗小儿先天性肺气道畸形的手术经验及技术难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38例采用全胸腔镜肺叶(段)切除的小儿先天性肺气道畸形患儿的临床资料、手术录像回顾及随访结果；收集全胸腔镜下28例行肺叶切除术患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疼痛(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切口长度、术后肺部并发症等指标，并与2017年1月前的开放手术肺叶切除术21例患儿数据进行比较。结果:38例小儿先天性肺气道畸形患儿均在全胸腔镜下顺利完成手术；其中肺叶切除28例，肺段切除6例，肺叶楔形切除4例。术后随访3个月以上，无严重手术并发症出现：2例右下叶切除术患儿术后48 h胸片示右侧膈肌抬高(2～3肋间)，术后3个月恢复正常，肺叶楔形切除患儿1例术后1个月复查CT显示病变少许残留。其中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在切口长度[(2.0±0.5) cm]、术后疼痛(首次下床活动时间)[(24.0±2.0) h]、肺部并发症方面(0)与开放手术[(10.0±0.5) cm，(48.0±1.5) h，5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手术技术难度高，相比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手术时间长、出血量多；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单肺通气与双肺通气手术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6.0±6.0) min比(118.0±7.0) min， t＝106.501， P<0.001]。 结论:全胸腔镜肺叶(段)切除术是治疗小儿先天性肺气道畸形的首选术式，具有术野显露清楚，创伤小，术后痛苦小，恢复快，呼吸系统并发症少等优势；术中单肺通气有利于完成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