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必净注射液(简称血必净)对脓毒症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保护作用机制.方法 ①动物实验:将100只小鼠随机(随机数字法)分为4组,包括假手术(Sham)组、盲肠结扎穿孔术(CLP)组、CLP+低剂量血必净(L-XBJ)组、CLP+高剂量血必净(H-XBJ)组,测定小鼠的存活率、肺组织学改变、肺湿/干(W/D)比、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BALF)的细胞计数和蛋白浓度、血清中炎症因子水平、氧化应激指标、细胞凋亡、HIF-1α/p38 MAPK/NF-κB信号通路关键蛋白;②细胞实验:体外培养小鼠肺泡巨噬细胞(MH-S),分为6组,包括对照(Con)组、脂多糖(LPS)组、LPS+L-XBJ 组、LPS+H-XBJ 组、LPS+H-XBJ+二甲基草酰甘氨酸(DMOG,HIF-1 α激动剂)组、LPS+H-XBJ+二甲氧基雌二醇(2ME2,H1F-1 α抑制剂)组,检测血必净对炎症因子、氧化应激、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与HIF-1α/p38 MAPK/NF-κB信号通路的关系.结果 血必净能够提高脓毒症相关ARDS小鼠的存活率,减轻肺组织损伤[肺损伤评分:CLP组(8.778±0.588)、CLP+L-XBJ 组(5.833±0.310)、CLP+H-XBJ 组(4.750±0.246)],降低肺 W/D 比,减少肺炎细胞浸润与蛋白渗出(均P＜0.05).此外,血必净还可以减少LPS诱导的MH-S细胞和CLP诱导的脓毒症相关ARDS小鼠炎症因子(TNF-α,IL-1 β和IL-6)的表达,降低体内外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积累,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形成,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的消耗和细胞凋亡(均P＜0.05).机制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血必净通过HIF-1α/p38 MAPK/NF-κB信号通路对炎症、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的影响.结论 血必净可通过抑制HIF-1α/p38 MAPK/NF-κB信号通路,发挥抗炎、抗氧化和抗凋亡作用,从而对脓毒症相关ARDS产生保护作用.

目的 探讨血必净联合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激活药对脂多糖(LPS)诱导的肝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 将人正常肝细胞L-02随机分为对照组(正常培养)、LPS组(40 μg·mL-1LPS)、血必净组(稀释25倍的血必净)、抑制药组(40 μg·mL-1 LPS+5 μmol·L-1 Nrf2 抑制药 ML385)、激活药组[40 μg·mL-1 LPS+15μg·mL-1萝卜硫素(Nrf2激活药)]、血必净+激活药组(40 μg·mL-1 LPS+稀释25倍的血必净+15 μg·mL-1萝卜硫素);处理24 h后,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核Nrf2,用5-乙炔基-2'-脱氧尿苷(Edu)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用荧光探针法检测各组细胞活性氧(ROS)水平.结果 对照组、LPS组、血必净组、抑制药组、激活药组、血必净+激活药组细胞核Nrf2蛋白表达水平分别为0.83±0.08、0.40±0.04、0.59±0.07、0.26±0.04、0.90±0.10 和 1.24±0.13,Edu 阳性细胞率分别为(42.99±4.37)％、(16.30±1.42)％、(30.08±2.10)％、(14.67±1.27)％、(28.66±2.54)％和(38.31±2.54)％,细胞凋亡率分别为(4.39±0.42)％、(25.17±3.70)％、(14.44±0.99)％、(28.14±1.26)％、(17.99±1.30)％和(10.50±0.86)％,ROS 平均光密度值分别为 1.00±0.04、3.48±0.34、1.88±0.15、4.25±0.37、1.87±0.19 和 1.26±0.12;LPS 组上述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必净组、抑制药组、激活药组上述指标与LPS组比较,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血必净+激活药组上述指标分别与血必净组、激动剂组比较,在统计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血必净联合Nrf2激活药可通过增强抗氧化系统减轻LPS诱导的肝细胞损伤,其联合治疗效果优于血必净单独用.

目的:回顾性分析宁波地区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sis mycobacterium，NTM)引起的手部皮肤和软组织感染(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SSTI)，分析NTM感染的临床表现、菌种鉴定结果以及治疗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3年至2020年期间浙江宁波地区NTM培养阳性的手部SSTI患者52例，分析年龄、职业、致病因素、感染部位、病程表现、培养结果及菌种特点。结果:本组52例患者，标本共57例。培养阳性菌株经菌种鉴定，共发现7种分枝杆菌，其中海分枝杆菌42例(73.68%)，龟/脓肿分枝杆菌2例，堪萨斯分枝杆菌1例，偶然分枝杆菌2例，浅黄分枝杆菌2例，楚布分枝杆菌2例，线虫分枝杆菌1例，未知分型5例。分枝杆菌感染病理报告多提示慢性炎细胞浸润伴肉芽肿性炎。所有患者均在分枝杆菌培养同时开始经验性用药，以大环内酯类药物加左氧氟沙星为主。8例轻症患者接受了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保守治疗，平均3.5个月；余44例因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予住院行手术治疗，术后随访口服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平均2.7个月后痊愈，其中5例患者复发感染行二次手术或二次以上手术，仅1例截指。根据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定手功能：优36例，良10例，可4例，差2例。结论:海分枝杆菌依然是浙江宁波地区NTM感染的最常见致病菌种，病理以肉芽肿性炎为主，对于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病例，彻底的病灶清除手术和抗分枝杆菌药物治疗可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是起源于人体各种组织，如骨髓、脂肪组织、脐带、胎盘、牙髓的一类多能干细胞 [1]。MSCs的分泌组包括MSCs条件培养基、各种旁分泌/自分泌因子等以及称为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的小泡分泌物 [2]。与MSCs一样，MSCs-EVs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传导介质，可以有效转运各种miRNAs、LncRNAs和蛋白质等至靶细胞内 [3,4]，发挥着炎症-免疫调节、抗凋亡、调控靶细胞的组织再生修复等作用，在脓毒症、创伤等急危重症中得到一定应用 [5,6]。

诺卡菌属放线菌目，主要存在于土壤、水源中，通过吸入肺部或者侵入创口而引起化脓性感染或肉芽肿性病变，也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引起播散性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是最常见的侵袭部位。现报道1例乔治教堂诺卡菌血培养阳性伴脑脓肿病例。本例患者有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史，其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伴发热，经复方磺胺甲噁唑联合头孢曲松治疗后好转。临床医师应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嗜沫凝聚杆菌是口咽部的正常菌群，该菌感染在临床中较为少见，且营养需求较高，细菌培养及鉴定比较困难，很容易漏检。本例患者胸闷、发热1周，左侧脓胸，血培养、胸腔积液标本培养均为嗜沫凝聚杆菌。在抗感染治疗及胸腔闭式引流2周后，症状较前改善，但仍反复发热，行胸腔镜下胸膜粘连松解术，术后继续抗感染治疗，病情好转出院。

目的:探讨产后发生脓毒血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产后脓毒血症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并生产的产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选取99例产后患脓毒血症患者作为病例组，应用简单随机方法选取同期不伴有产后脓毒血症患者212例作为对照组，通过查阅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产后脓毒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99例产后脓毒血症患者的感染部位主要为生殖道、呼吸系统，分别占28.28% （28/99）、26.26%（26/99）；99例产后脓毒血症患者血培养检出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比例最高，占58.59%（58/99），其中以链球菌为主，占23.23%（23/99）。革兰阴性菌占38.38%（38/99），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占31.31%（31/9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妊娠期糖尿病（ OR=2.643，95% CI 1.123 ~ 6.276）、合并生殖道感染（ OR=7.542，95% CI 3.571 ~ 15.959）、阴道试产（转剖宫产）（ OR=1.218，95% CI 1.008 ~ 1.493）、胎膜早破（ OR=1.152，95% CI 1.019 ~ 1.449）、产后出血（ OR=1.562，95% CI 1.263 ~ 1.881）及剖宫产分娩（ OR=2.074，95% CI 1.442 ~ 2.993）是产后脓毒血症的危险因素。 结论:影响产后脓毒血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有妊娠期糖尿病、合并生殖道感染、阴道试产（转剖宫产）、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及剖宫产分娩，针对危险因素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要加强预防，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对防治产后脓毒血症有重要意义。

目的:对比病原菌培养阳性脓毒症（CPS）与培养阴性脓毒症（CNS）患者的特征和结局，以了解培养阴性对预后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死亡风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v0.4（MIMIC-Ⅳv0.4）中筛选出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确诊脓毒症前后24 h内病原菌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CPS组和CN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资料及医疗操作等。在3个回归模型下，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NS与住院病死率的关系。利用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影响。结果:共8 587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CPS组5 483例，CNS组3 104例。与CPS组相比，CNS组患者年龄更小〔岁：68（56，79）比70（58，8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进行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和使用血管升压素比例更高〔SOFA评分（分）：3（2，5）比3（2，4），机械通气：48.61%（1 509/3 104）比39.25%（2 152/5 483），肾脏替代治疗：13.69%（425/3 104）比9.68%（531/5 483），血管升压素：15.79%（490/3 104）比13.44%（737/5 483）〕，且ICU住院时间更长〔d：5（3，10）比3（2，6）〕，住院病死率更高〔25.00%（776/3 104）比18.53%（1 016/5 4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在性别分布、入ICU类型、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种因素校正后，CNS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41，95%可信区间（95% CI）为1.273~1.630， P<0.001〕。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没有显著影响，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是CNS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683，95% CI为1.328~2.134， P<0.05），CNS在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及院内死亡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Z＝5.302， 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7.58%。 结论:CNS患者较CPS患者病情更重，预后更差。既往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可能与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解释CNS高病死率的原因。

目的:探讨结石细菌培养在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收治的1 060例行一期PCNL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614例，女446例。年龄(52.4±12.2)岁。结石负荷(1 499.6±1 435.3)mm 2。收集清洁中段尿及术中结石标本用于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记录患者膀胱中段尿和结石的细菌培养结果、药敏试验结果、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应用情况以及术后感染发生情况，分析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与阴性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1 060例，膀胱中段尿培养出22种细菌，结石培养出52种细菌。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于中段尿[31.8%(337/1 060)与20.9%(222/1 060)， P<0.001]。中段尿和结石中最常见的细菌均为大肠埃希菌，但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中段尿高于结石[52.3%(116/222)与43.6%(147/337)， P<0.05]。中段尿和结石来源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耐药率均高于40%，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等药物耐药率均低于10%，两者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出现发热111例(10.5%)，尿源性脓毒血症22例(2.1%)。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结石细菌培养阴性患者[23.7%(80/337)与4.3%(31/723)；4.2%(14/337)与1.1%(8/723)， P均<0.05]。术前膀胱中段尿细菌培养阴性患者中，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的术后发热率高于阴性者[17.9%(30/168)与4.2%(28/670)， P<0.05]。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中，术后抗菌药物与结石药敏试验结果一致者的术后发热率低于与结石药敏试验不符者[17.5%(22/126)与27.5%(58/211)， P<0.05]。 结论: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细菌菌谱复杂，多重耐药比例高。即使术前中段尿细菌培养为阴性，结石细菌培养阳性仍是PCNL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结石细菌培养结果在PCNL术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摩氏摩根菌( Morganella morganii)是一种隶属于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的革兰阴性菌，其致肝脓肿罕见。现报道1例既往有胆囊结石病史，以发热伴右上腹隐痛1周为主要症状的肝脓肿患者，脓液培养结果示摩氏摩根菌，计算机断层成像检查示肝内脓肿破裂，采用肝内脓肿引流和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感染控制后转至外科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术"，而后痊愈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