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对“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研究，为“互联网+”HIV检测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0年6-12月访问过“互联网+”HIV检测平台≥1次的MSM为研究对象，收集平台访问情况、自检试剂申领数量、申领对象一般情况和满意度评价，并分析影响自检结果回传的相关因素。结果: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132 267人次访问了该平台，申领HIV自检试剂3 511人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为92.2%（3 237/3 511），初筛HIV阳性率为2.4%（69/2 855），初筛HIV阳性者接受确证检测比例为86.7%（52/60）。申请对象以年龄≤30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寻找性伴主要方式为互联网/交友软件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较高的因素包括重复申领试剂（ OR=3.50，95% CI：2.10~5.83）、申请时押金为50元（ OR=2.55，95% CI：1.33~4.89）、月均收入1~3 000元（ OR=1.54，95% CI：1.05~2.28）或无收入（ OR=1.71，95% CI：1.20~2.42）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 OR=1.49，95% CI：1.13~1.95）。研究对象对该互联网平台的满意度为99.5%（217/218）。 结论:“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MSM干预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多渠道推广，可扩大HIV检测覆盖面，促进HIV感染者的发现。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AIDS相关恶性肿瘤与HIV感染有密切联系，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HIV在感染者体内的复制，但HIV感染者体内仍然存在慢性炎症和免疫功能紊乱，增加了HIV感染者罹患AIDS定义性恶性肿瘤（AIDS-defining malignancies，ADMs）的风险。本文对ADMs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综述，包括细胞计数、血液中的核酸、血浆或血清中的蛋白质和遗传多态性等，希望能够提高ADMs的诊断效率和患者的生存预后。

目的:分析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MSM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为HIV感染者实施个性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9年9-1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临沂市选取≥15岁、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访谈核实其感染途径，对核实后实际为MSM，按照1∶1匹配在当地选择年龄范围差≤3岁、自报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作为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及行为特征、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析其特征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自报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373例中，复核后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占39.7%（148/373），年龄（40.3±12.0）岁，已婚/同居占41.9%（62/148），确证HIV前做过检测占27.0%（40/148），同性性伴数≥2人占71.6%（106/148），有抑郁症状的占55.4%（82/14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的MSM中，确证前未做过HIV检测、确证前同性性伴数≥2人、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年龄>30岁和有抑郁症状者，更有可能隐瞒真实的感染途径；抑郁症状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职业状况稳定的因素相关。结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感染途径，并存在多性伴及双性性行为的高危行为，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需加强随访的感染途径复核，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目的:分析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接受随访情况及与治疗的关系，为提高随访治疗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χ2检验分析随访与治疗的关联。 结果:2014—2016年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共6 253例，其中6 011例接受随访，累积随访率96.13%，及时随访率94.51%。15~24岁、咨询检测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居住地在鲁东地区及经同性性行为感染的HIV/AIDS累积随访率和及时随访率均较高，及时接受随访的HIV/AIDS的治疗率是不及时者的5.28倍( OR＝5.28，95% CI：3.51~7.95)，病毒载量(VL)抑制率是其4.30倍( OR＝4.30，95% CI：2.89-6.40)。 结论:HIV/AIDS随访及时性与其诊断基线年龄、样本来源、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及传播途径有关联。及时随访可提高HIV/AIDS治疗率及治疗效果。

目的:调研上海市浦东新区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高风险人群的HCV抗体阳性率、HCV现症感染率和HCV基因型的分布，为上海地区"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制订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参加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公立医院举办的常规体格检查活动的自愿或强制接受戒毒或美沙酮治疗的静脉药瘾人群、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HIV VCT)门诊就诊人员、性病门诊就诊人员、商业性工作人员，进行等比例抽样调研，收集患者体格检查剩余的全血并分离血浆，进行HCV抗体检测，并对其中阳性反应样本加测HCV RNA和HCV基因型。结果:共筛查HCV高风险人群1 000名，包括453名静脉药瘾人群，166例HIV感染者，245名性病门诊就诊人员，136名商业性工作人员，其HCV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1.85%(99/453)、1.81%(3/166)、1.22%(3/245)和0(0/136)。在高风险人群HCV抗体阳性人员中，HCV RNA阳性的检出率为42.68%(35/82)。HCV RNA阳性人群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占74.29%(26/35)，婚姻状况为非已婚者占77.14%(27/35)。12份进行HCV基因亚型检测的样本中，基因3型和6型各5份，HCV 1b亚型2份。结论:静脉药瘾人群为主要的HCV感染潜在人群，亦为后续"丙型肝炎微消除"策略应率先针对的对象。HCV感染高风险人群中基因3型和6型占比高，泛基因型直接抗病毒药物方案可能更加适合。高风险人群的HCV感染者文化程度和在婚率较低，可能需要宣教和社区人文关怀。

目的:了解2016年至2019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境内新报告缅甸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合并感染者的HIV和HCV基因亚型分布特征。方法:通过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德宏州境内新报告缅甸籍HIV/HCV合并感染者共1 289例，选取血浆样本留存量≥200 μL的996例患者进行HIV和HCV基因亚型检测。采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分别扩增HIV pol基因区、HCV核心蛋白结合包膜蛋白(core protein-binding envelope protein， CE1)基因区和非结构蛋白5B(non-structural protein 5B， NS5 B)基因区，通过MEGA 7.0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明确基因分型。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采用趋势 χ2检验分析HIV和HCV基因亚型逐年变化趋势。 结果:996例HIV/HCV合并感染者中，554例(55.6%)成功扩增HIV和HCV基因片段并明确分型。HIV和HCV基因分型呈多样化。HIV基因亚型以C型和BC重组亚型为主，分别占40.3%(223/554)和33.6%(186/554)；其次为B型、流行重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CRF)01_AE型，分别占6.5%(36/554)和3.6%(20/554)。HCV基因亚型以3b型为主，占31.2%(173/554)；其次为6u、1a、6n、3a、6xg型，分别占19.5%(108/554)、17.5%(97/554)、11.4%(63/554)、8.7%(48/554)、6.3%(35/554)。2016年至2019年HIV C型的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χ趋势2＝7.23， P<0.001)，BC重组亚型呈上升趋势( χ趋势2＝5.97， P<0.001)。2019年BC重组亚型构成比为54.9%(101/184)，高于C型的21.7%(40/184)。2016年至2019年HCV 3b型、6u型、1a型的构成比无明显变化趋势( χ趋势2＝1.43、1.79、0.39， P＝0.152、0.074、0.695)。不同民族患者的HIV基因亚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2.06， P＝0.037)。 结论:德宏州境内缅甸籍HIV/HCV合并感染者的HIV和HCV基因亚型种类复杂多样。其中，HIV BC重组亚型成为优势传播毒株的趋势显著，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境内缅甸籍人群中HCV和HIV基因亚型流行特征的监测。

开展HIV传播簇探测，及时、精准实施公共卫生应对和干预，是结束艾滋病流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传播簇风险测量指标可分为基于传播簇既往增长的指标、基于传播簇成员特征分析的指标以及基于传播簇系统进化分析的指标三类。依据传播簇风险测量指标识别风险传播簇，将卫生服务拓展至与传播簇关联的尚未感染HIV者、既往确诊和尚未确诊的HIV感染者，可实现精准干预。本文对现有的HIV分子传播簇风险测量指标及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进行综述，为我国艾滋病精准防控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