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csn2基因缺失对变异链球菌（ Streptococcus mutans，Sm）饥饿耐受和寡营养环境下胞外多糖合成的影响。 方法:培养Sm csn2基因的缺失菌株及回补菌株，通过设置不同浓度梯度培养基创造寡营养生长环境供其生长。生长曲线检测寡营养生长环境下Sm的生长，结晶紫染色，扫描电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寡营养生长环境下Sm的生物膜表型，蒽酮硫酸法检测Sm生物膜中胞外多糖的量，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生长曲线结果显示csn2基因缺失抑制了饥饿胁迫下Sm的生长，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检测结果显示野生型菌株、csn2基因缺陷株、回补菌株在营养充足培养条件下所得生物膜胞外多糖/细菌比值为0.44±0.07、1.05±0.13和0.57±0.08，在寡营养条件下所得生物膜胞外多糖/细菌比值为0.93±0.24、3.05±0.21和1.32±0.46，表明csn2基因缺失增强了Sm在寡营养环境下胞外多糖的合成能力；在饥饿胁迫下，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gtfB、gtfC的表达水平分别显示出2.5和1.8倍的增加，gtfD的表达水平下调2/3。结论:csn2基因对Sm的生理功能及毒力特性表现出多种影响，包括饥饿耐受和胞外多糖合成，这些改变可能与csn2基因缺失引发复杂的调控网络相关。

目的: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对变异链球菌（Sm）593号（Sm 593）临床株耐酸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以Sm 593及其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为研究菌株，采用全自动生长曲线测定仪检测并绘制pH=5.5环境中各菌株的生长曲线；用菌落计数法检测细菌的适应性耐酸能力；使用Laurdan探针、氢-钾腺苷三磷酸（ATP）酶试剂盒、质子通透性检测实验和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介导的耐酸机制。体外构建各菌株的生物膜，通过结晶紫染色法、菌落计数法、SYTOX探针检测法和蒽酮-硫酸法探究各菌株的生物膜总量、活菌数、胞外DNA（eDNA）和胞外多糖含量；采用RT-qPCR法检测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pH=5.5环境中，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 P<0.05）。适应性耐酸曲线显示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固有耐酸和适应性耐酸能力均显著下降（ P<0.05）。对三菌株无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以及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后，liaS基因敲除株生存率［（8.98±2.00）%、（0.18±0.07）%、（14.88±8.64）%、（0.82±0.91）%］和liaR基因敲除株生存率［（0.38±0.19）%、（0.34±0.18）%、（7.89±2.02）%、（1.52±0.37）%］均分别显著低于野生株［（32.49±9.75）%、（1.27±0.32）%、（62.76±29.06）%、（8.02±1.25）%］（均 P<0.05）。此外，liaS和liaR敲除株膜流动性（0.18±0.04和0.18±0.05）均显著低于野生株（0.08±0.05）（均 P<0.01）；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基因fabM表达水平（0.52±0.11和0.57±0.05）与野生株（1.04±0.30）相比均显著降低约1/2（均 P<0.001）；H +-ATP酶活性（917.06±59.53和469.53±47.65）与野生株（127.00±50.71）相比显著升高7.22和3.70倍（均 P<0.001），且编码H +-ATP酶基因atpD的表达水平（3.39±0.21和1.94±0.17）也较野生株（1.00±0.15）显著升高3.39和1.94倍（均 P<0.01）。liaR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4.76±0.01）显著低于野生株（4.90±0.00），liaS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5.19±0.01）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01）。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Sm 593生物膜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生物膜活菌数均显著少于野生株（均 P<0.05），且eDNA含量均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1）。liaS基因敲除株生物膜水溶性多糖含量与野生株相比显著增加1.88倍（ P=0.003）。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gtfD表达水平较野生株显著升高47.43和16.90倍（均 P<0.05），liaS基因敲除株中gtfC基因比野生株显著高表达1.65倍（ P=0.014）。 结论: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通过调控膜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和胞膜流动性，参与Sm 593的耐酸过程；LiaR反应调节蛋白还可参与调节膜质子通透性，增强Sm 593的耐酸能力；此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可负向调控生物膜胞外基质的产生。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探讨基于分子靶标检测的个体化治疗在提高难治或复发恶性实体肿瘤患儿预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诊治的恶性实体肿瘤患儿的临床信息，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时荧光定量PCR、二代测序的方法，检测并分析常用抗肿瘤药物的分子靶标。比较个体化治疗组与舒缓治疗组患儿的肿瘤缓解率及生存率。结果:172例患儿接受分子靶标检测，其中13例标本采集于首次化疗前，159例标本采集于新辅助化疗后。结果显示，除甲氨蝶呤外的常用化疗药物均存在天然耐药，蒽环类药物在化疗后耐药率从41.9%上升至78.3%( P<0.05)。29例初发且难治患儿中，个体化治疗组的中位生存时间[(6.0±4.6)个月]及预期2年生存率[(39.2±22.6)%]均大于舒缓治疗组的[(1.5±1.4)个月，0](均 P<0.05)。29例复发患儿中，个体化治疗组的中位生存时间[(6.0±2.3)个月]大于舒缓治疗组的[(1.0±0.5)个月]( P<0.05)，但预期2年生存率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92)。 结论:可尝试扩展甲氨蝶呤在儿童恶性实体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范围。基于分子靶标检测的个体化治疗可提高难治性恶性实体肿瘤患儿的总体生存率，而复发患儿的再治疗方案有待进一步探讨。

目的:研究变异链球菌（Sm）反义vicK RNA（ASvicK）对3种常见口腔链球菌［Sm、血链球菌（Ss）和戈登链球菌（Sg）］构建的多菌种生物膜致龋性的调控作用。方法:通过重组质粒构建ASvicK过表达株，以Sm标准菌株UA159和ASvicK过表达株分别与Ss及Sg构建的多菌种生物膜（分别为UA159+Ss+Sg组、ASvicK+Ss+Sg组）为研究对象，扫描电镜观察生物膜结构；结晶紫染色法检测细菌生物膜总量的差异；通过乳酸试剂盒及蒽酮法评估生物膜产酸产糖能力；利用TaqMan荧光定量PCR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生物膜中3种菌的比例及Sm致龋相关基因的改变；进一步构建人牙釉质片生物膜脱矿模型，用显微硬度仪检测牙釉质表面硬度变化。结果:ASvicK过表达后，Sm+Ss+Sg多菌种生物膜结构疏松。相较于UA159+Ss+Sg组，ASvicK+Ss+Sg组生物膜总量、乳酸产量分别显著降低78.93%及62.23%（均 P<0.001），而生物膜水不溶性和不溶性胞外多糖产量分别显著降低39.13%及68.00%（均 P<0.001）。与UA159+Ss+Sg组相比，ASvicK+Ss+Sg多菌种生物膜中致龋菌Sm比例显著降低33.00%（ P<0.01），Sm致龋相关基因vicK/X、gtfB、gtfC、gtfD和ftf表达显著下调（ P<0.05），牙釉质片脱矿后显微硬度值显著上升至183.84%（ P<0.001）。 结论:ASvicK过表达可降低口腔链球菌生物膜中致龋菌Sm的比例，并减弱口腔链球菌生物膜致龋毒力及致龋性，可能减缓龋病的进展。

目的:探讨滋阴清热复方、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L-cysteine，NAC)与米托蒽醌甲磺酸盐(mitoquinone mesylate，mitoQ)对地塞米松所致MRL/lpr小鼠线粒体功能异常影响。方法:50只8周龄的MRL/lpr小鼠随机分为狼疮鼠组、地塞米松组、滋阴清热复方+地塞米松组、NAC+地塞米松组、mitoQ+地塞米松组，每组10只；另选Balb/c小鼠为空白对照组，共10只；分别于干预12周后，取肾脏组织，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与蛋白质印迹(Western-blot，WB)检测线粒体基因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1(MT-CO1)，线粒体自噬基因PTEN诱导激酶1(PTEN-induced putative kinase 1，PINK1)、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比色法检测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超氧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表达差异。结果:与正常鼠组相比，狼疮鼠组肾脏线粒体呼吸链基因MT-CO1表达降低[qRT-PCR：(1.00+0.12)比(0.39±0.05)；WB：(1.73±0.14)比(0.75±0.08)， t值分别为9.61，10.60， P值均<0.05]、线粒体复合物Ⅳ活性减弱[(9.37±0.32)比(7.12±0.26)， t＝9.53， P<0.05]；SOD活性降低[(20.62±3.97)比(15.04±0.33)， t＝2.80， P<0.05]，MDA含量升高[ (21.90±2.39)比(41.51±4.74)， t＝7.40, P<0.05]；线粒体自噬基因PINK1表达升高[qRT-PCR：(0.99±0.17)比(1.42±0.05)；WB：(0.80±0.06)比(1.37±0.07)， t值分别为4.11，10.57， P值均<0.05]，炎症因子IL-1β表达升高[qRT-PCR：(1.04±0.32)比(3.43±0.66)；WB：(2.48±0.15)比(3.20±0.24)， t值分别为6.48，4.45，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狼疮鼠组相比，地塞米松组肾脏线粒体呼吸链基因MT-CO1表达[qRT-PCR: (0.39±0.05)比(0.19±0.05)；WB：(0.75±0.08)比(0.36±0.08)， t值分别为5.49，5.79， P值均<0.05] 、线粒体复合物Ⅳ活性减弱[(7.12±0.26)比(5.83±0.39)， t＝5.56， P<0.05]，SOD(U/mg)活性降低[(15.04±0.33)比(10.28±1.16)， t＝7.94, P<0.05]、MDA(μmol/mg)蛋白含量升高[(41.51±4.74)比(65.91±6.22)， t＝6.24， P<0.05]；线粒体自噬基因PINK1表达升高[qRT-PCR: (1.42±0.05)比(1.87±0.04)；WB：(1.37±0.07)比(1.74±0.14)， t值分别11.95，5.79， P值均<0.05]，炎症因子IL-1β表达降低[qRT-PCR: (3.43±0.66)比(1.27±0.37), P<0.05；WB：(3.20±0.24)比(1.31±0.31)， t值分别为5.69，8.36，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地塞米松组比，滋阴清热复方+地塞米松组、NAC+地塞米松组与mitoQ+地塞米松组表达肾脏线粒体呼吸链基因MT-CO1表达升高[qRT-PCR：(0.19±0.05)比(1.09±0.06)、(0.88±0.05)、(1.51±0.15)， t值分别为22.45，19.16, 16.93, P值均<0.05；WB：(0.36±0.08)比(1.28±0.05)、(1.09±0.06)、(1.67±0.10)， t值分别为16.59，12.41，16.82, P值均<0.05]，线粒体复合物Ⅳ活性升高[ (5.83±0.39)比(9.05±0.64)、(8.58±0.10)、(10.80±0.67)， t值分别为7.83，9.63，11.73， P值均<0.01]，SOD活性升高[(10.28±1.16)比(22.98±0.61)、(21.47±0.88)、(37.48±1.35)， t值分别为19.45，15.45，30.67， P值均<0.05]、MDA含量降低[(65.91±6.22)比(21.63±4.86)、(21.30±1.85)、(22.51±4.36)， t值分别为11.22，11.78，11.43， P值均<0.05]；线粒体自噬基因PINK1表达降低[qRT-PCR：(1.87±0.04)比(1.04±0.09)、(1.41±0.30)、(0.41±0.08)， t值分别为16.40，29.86，2.93， P值均<0.05；WB：(1.74±0.14)比(1.03±0.10)、(0.83±0.11)、(0.99±0.05)， t值分别为7.17，8.90，8.74，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炎症因子IL-1β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RT-PCR: (1.27±0.37)比(1.67±0.15)、(0.84±0.11)、(1.61±0.26)， t值分别为2.04，2.20，1.52， P均>0.05；WB：(1.31±0.31)比(1.25±0.10)、(1.84±0.30)、(1.11±0.18)， t值分别为0.31，2.15，0.98， P值均>0.05]。与NAC+地塞米松组相比，滋阴清热复方+地塞米松组肾脏线粒体呼吸链基因表达MT-CO1表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qRT-PCR：(0.88±0.05)比(1.09±0.06)；WB：(1.09±0.06)比(1.28±0.05)， t值分别为5.31，4.44， P值均<0.05]；与mitoQ+地塞米松组相比，滋阴清热复方+地塞米松组线粒体基因MTCO1表达下降[qRT-PCR：(1.51±0.15)比(1.09±0.06)，WB：(1.67±0.10)比(1.28±0.05)， t值分别为5.23, 5.91， P值均<0.05]，SOD活性下降[(37.48±1.35)比(22.98±0.61)， t＝19.61,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滋阴清热复方可以减轻糖皮质激素所致的线粒体功能异常，改善细胞和器官功能，其机理可能通过抗氧化实现。

目的:探讨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联合白细胞介素1β（IL-1β）抑制剂对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阴性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细胞的抑制作用。方法:（1）使用HRD阴性的卵巢癌细胞系OVCAR3、CAOV3细胞，先分别给予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122 μmol/L）和二甲基亚砜（作为对照）处理OVCAR3细胞，RNA测序及筛选差异表达基因；随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验证奥拉帕利处理后OVCAR3、CAOV3细胞中IL-1β蛋白的表达。（2）根据不同浓度（0、1.25、2.5、5、10、20、40、80、160、320 μmol/L）IL-1β抑制剂diacerein（为蒽醌类化合物）在OVCAR3和CAOV3细胞中的药物剂量反应曲线，确定两种细胞IL-1β抑制剂的50%抑制浓度（IC 50）。细胞实验分为4组，对照组、奥拉帕利组、IL-1β抑制剂组、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活细胞计数（CCK-8）法检测4组OVCAR3、CAOV3细胞的存活率。（3）将稳定表达荧光素酶基因luciferase的OVCAR3细胞（OVCAR3-Luc细胞）按照1×10 7个/只接种于裸鼠腹腔中，建立裸鼠腹腔移植瘤模型。动物实验将16只成瘤裸鼠采用随机表法随机分为4组，对照组、奥拉帕利组、IL-1β抑制剂组、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每组4只。采用荧光素酶小动物活体成像测定4组裸鼠移植瘤的荧光信号强度，免疫组化法检测移植瘤组织中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蛋白的表达。（4）药物毒副反应：腹腔注射后第29天，裸鼠称重后取其外周血进行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检测；随后处死裸鼠，取裸鼠重要器官进行HE染色评估药物对器官的损害情况。 结果:（1）RNA测序及差异表达基因筛选，共获得25个显著差异表达基因，尤以IL-1β mRNA的表达差异最显著。ELISA法检测显示，奥拉帕利处理后OVCAR3、CAOV3细胞分泌的IL-1β蛋白含量分别为（36.2±3.5）和（49.5±3.5）pg/ml，均显著高于对照OVCAR3、CAOV3细胞［分别为（5.3±0.7）和（14.7±0.7）pg/ml； P均<0.001］；western blot检测显示，奥拉帕利处理后OVCAR3和CAOV3细胞中IL-1β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2.87±0.37、2.05±0.08，均显著高于对照OVCAR3、CAOV3细胞（均设为1.00； P均<0.001）。（2）剂量反应曲线确定IL-1β抑制剂在OVCAR3细胞中的IC 50为75 μmol/L，CAOV3细胞中为100 μmol/L。CCK-8法检测显示，对照组、奥拉帕利组、IL-1β抑制剂组、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OVCAR3细胞的存活率分别为（100.0±0.4）%、（63.1±6.2）%、（61.6±4.7）%、（32.9±5.2）%，CAOV3细胞分别为（100.0±3.5）%、（63.3±3.8）%、（63.8±3.5）%、（30.0±1.3）%，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OVCAR3、CAOV3细胞的存活率均低于对照组、奥拉帕利组、IL-1β抑制剂组（ P均<0.01）。（3）腹腔注射后第29天，荧光素酶小动物活体成像显示，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裸鼠移植瘤的荧光信号强度为（0.5±0.4）×10 10 p/s，显著低于对照组［（4.2±1.0）×10 10 p/s］、奥拉帕利组［（3.1±0.9）×10 10 p/s］、IL-1β抑制剂组［（2.2±0.9）×10 10 p/s； P均<0.05］；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裸鼠瘤重为（0.09±0.03）g，显著低于对照组［（0.25±0.05）g］、奥拉帕利组［（0.17±0.03）g］、IL-1β抑制剂组［（0.19±0.04）g； P均<0.05］。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裸鼠移植瘤组织中Ki-67蛋白的表达水平为0.33±0.10，显著低于对照组（1.00±0.20）、奥拉帕利组（0.76±0.07）、IL-1β抑制剂组（0.77±0.12； P均<0.05）。（4）药物毒副反应：腹腔注射后第29天，奥拉帕利+IL-1β抑制剂组裸鼠的体重、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分别与对照组、奥拉帕利组、IL-1β抑制剂组比较，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均>0.05）。重要器官包括心、肝、脾、肺和肾，镜下观察均未见明显致死性损害。 结论: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联合IL-1β抑制剂在HRD阴性的卵巢癌细胞中显示出显著的肿瘤抑制作用，且无明显的药物毒副反应。

目的:探讨甲状腺癌手术中双荧光显影识别中央区淋巴结及甲状旁腺的效果。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前瞻性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行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手术的患者，均行甲状腺腺叶切除或全切除术，同期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中采用示踪用盐酸米托蒽醌注射液及785 nm、660 nm双荧光显影技术，测量甲状旁腺、中央区淋巴结及背景荧光强度（FI），校正得到标准化FI后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标准化甲状旁腺及中央区淋巴结FI，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多种临床指标的关系。 结果:共纳入30例患者，男8例，女22例，年龄（41.8±10.4）岁。双荧光显影下共发现甲状旁腺76枚，中央区淋巴结234枚。标准化甲状旁腺FI小于标准化中央区淋巴结（44.7±16.8比99.5±28.4， P<0.001）。785 nm波长激发光下甲状旁腺显影率、误显影率及误切率依次为98.7%（76/77）、0（0/77）和1.3%（1/77）（1枚未显影、误切的甲状旁腺为包埋型）；660 nm波长激发光下中央区淋巴结显影率为98.7%（234/237）。双荧光FI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体质指数、手术方式及术前促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微粒体抗体、血清钙离子、甲状旁腺激素水平等临床指标均无相关性（均 P>0.05）。 结论:中央区淋巴结及甲状旁腺双荧光显影可在辅助甲状腺癌手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的同时，提高甲状旁腺识别能力。

目的:探讨超高龄老年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至2018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46例超高龄（年龄≥80岁）的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患者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进行分析，同时进行生存和预后因素分析。结果:超高龄老年DLBCL患者占本中心老年DLBCL患者的15.7%(46/293)，患者中位年龄83岁，Ⅲ/Ⅳ期患者占78.3%(36/46)，63%(29/46）的患者存在≥2个淋巴结外器官受累；53.7%(22/41）患者增殖指数Ki-67≥80%，27例患者经免疫组化及荧光染色体原位杂交（FISH）除外双打击/三打击后显示双表达患者占37.0%。初始治疗总有效率（ORR）为63.0%，完全缓解（CR）率为36.4%，2和3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49.9%和41.7%，2和3年总体生存（OS）率分别为54.6%和43.6%。含蒽环类药物化疗组ORR为81.8%，不含蒽环类药物化疗ORR为55.0%，3年OS率分别为50.0%和39.0%，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5.5%的患者出现了Ⅲ级及以上的血液学毒性，56.8%的患者出现了感染；死亡的患者中，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高评分组的治疗相关死亡率高（43.8%比16.7%, P=0.03）。单因素预后分析显示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国际预后指数（NCCN-IPI）评分，受累淋巴结区域≥3个，化疗周期是否满足6个周期，CCI评分，近期疗效及是否为难治复发状态与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CCI评分（ HR=6.463, P=0.008）和近期疗效（ HR=0.086， P=0.001）为预后独立相关因素。 结论:超高龄老年DLBCL患者的临床生物学及病理均呈现高度侵袭性，化疗耐受性差，不良反应率高，未观察到蒽环类药物的应用可以改善患者预后。CCI高的患者治疗相关死亡率高，低CCI评分可能有助于识别适合较强化疗剂量的超高龄患者。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资料，检测患者血液苯并[b]荧蒽含量，探索苯并[b]荧蒽与特发性膜性肾病患者临床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苯并[b]荧蒽与24 h尿蛋白量（ r=0.444， P=0.011）、血肌酐（ r=0.351， P=0.029）、胱抑素C（ r=0.677， P<0.001）、β2微球蛋白（ r=0.700， P<0.001）、血清抗磷脂酶A2受体抗体（ r=0.567， P=0.001）呈正相关，与血清白蛋白呈负相关（ r=-0.357， P=0.027），证实了PM2.5成分苯并[b]荧蒽可能参与了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