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53岁双眼视物模糊10余天女性患者，既往因腹股沟淋巴结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口服靶向药物维莫菲尼。检查发现左眼房水闪光，视盘水肿，双眼黄斑区神经上皮脱离，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检查示早中期点状强荧光，晚期渗漏荧光呈多湖状，诊断为双眼福格特-小柳-原田综合征（VKH综合征）。眼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在肿瘤科指导下间断服用维莫菲尼至停药。治疗后双眼视力改善，眼前节炎性反应消退，视网膜神经上皮复位，色素上皮脱色素呈晚霞样眼底。

眼表疾病是眼科临床常见疾病，临床医生仅根据症状、体征、血清学检查很难准确早期诊断，甚至可造成误诊。泪液检测相对于血液检测更能反映眼表局部病情，且具有无创性、诊断准确性高、诊断速度快的特点。泪液检测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基因芯片等现代检验技术，检测泪液中的病原和免疫组分，包括微生物核酸、泪液抗体(IgM、IgG、IgE、IgA、抗核抗体等)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转化生长因子、表皮生长因子等)。泪液检测提供了眼表局部病原体感染和免疫反应信息。目前国内外大量泪液检测研究显示，不仅眼表疾病，葡萄膜炎、眼底疾病、甲状腺相关眼病，甚至糖尿病、乙型肝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全身疾病，泪液成分都有一定规律性变化。此外，通过对泪液病原和免疫组分成分的研究对研究疾病成因、生化及免疫过程、疾病治疗等均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泪液采集、泪液病原和免疫组分临床意义、各个疾病泪液特点方面，阐述眼表泪液检测的进展，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非感染性葡萄膜炎是由慢性炎症及其并发症引起的潜在威胁视力的眼部疾病，通常采用局部和/或全身糖皮质激素和/或免疫抑制药物治疗。对常规疗法无效或效果差的患者可以选用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阿达木单抗是一种重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在葡萄膜炎治疗中应用广泛。在多项前瞻性和回顾性研究中，阿达木单抗已被证实对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治疗有效，而且其对多种全身疾病相关的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治疗也安全有效。阿达木单抗在儿童青少年、妊娠期妇女、哺乳期妇女等特殊患者人群中的疗效明确，不良反应可以耐受。阿达木单抗的长期用药安全性较稳定，至今未发现新的不良事件。与其他抗肿瘤坏死因子-α药物相比，阿达木单抗疗效明确且耐受性更好。本文就阿达木单抗治疗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疗效及安全性进行综述。

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是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主要生物制剂之一，其中阿达木单抗和英夫利昔单抗因其在治疗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中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在临床应用多年，但在中国尚缺乏相关专家共识或指南。为促进抗肿瘤坏死因子-α单克隆抗体在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中的规范应用，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眼免疫学组联合国内葡萄膜炎领域资深专家在循证证据基础上形成此推荐意见，以期为临床开展工作提供指导和参考。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重要的负性共刺激分子，诱导性表达于T、B细胞表面，在调控细胞免疫应答及免疫耐受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D-1与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结合后通过募集磷酸化的SHP2减弱下游如PI3K/Akt和ERK等信号通路的传导，进而抑制T细胞的增生和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免疫应答，参与大量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PD-1在眼科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参与眼科炎症性疾病如葡萄膜炎、交感性眼炎、变态反应性结膜炎等疾病的发病以外，也参与角膜移植排斥反应、视神经损伤、视神经脊髓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甲状腺相关眼病及黑色素瘤等疾病，因而阻断PD-1及其配体PD-L1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成为治疗眼部肿瘤、炎症、免疫性、退变性疾病的潜在的靶点。本文就PD-1及其配体PD-L1在眼部疾病发病中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眼内恶性肿瘤多发于视网膜和葡萄膜，是严重的致盲性疾病，甚至可危及患者的生命。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眼内恶性肿瘤生物治疗主要包括免疫治疗、小分子靶向治疗、基因治疗和溶瘤病毒治疗等。笔者将重点关注儿童及成人患病率最高的眼内恶性肿瘤（即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葡萄膜黑色素瘤），对生物治疗在其基础和临床研究中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对生物治疗存在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目的:采用分子对接法筛选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B2（EphB2）小分子抑制剂，研究其对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利用Schrodinger对接工具预测EphB2蛋白的三维结构及其配体结合位点，通过分子对接进行高通量虚拟筛选EphB2抑制剂，通过体内外实验验证筛出的EphB2抑制剂山奈苷与芦荟大黄素（AE）抗CSCC的作用及机制。体外实验中，将人CSCC细胞系A431、SCL-1及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分别分为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与山奈苷组，通过MTT实验（AE浓度：20、40、80、160 μmol/L；山奈苷浓度：12.5、25、50、100 μmol/L）、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小室实验（AE浓度：80 μmol/L，山奈苷浓度：50 μmol/L）分析EphB2抑制剂对C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体内实验中，SPF级BALB/c雌性裸鼠皮下注射0.2 ml A431细胞悬液，待成功长出瘤体以后，随机分为4组（ n = 6），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腹腔注射AE 20 mg·kg -1·d -1 AE）与山奈苷组（腹腔注射山奈苷25 mg·kg -1·d -1）；每周测量裸鼠的肿瘤大小和体重；连续给药28 d后，剥取裸鼠移植瘤进行HE染色，qRT-PCR与Western blot分析AE和山奈苷对裸鼠移植瘤中上皮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磷酸化葡萄糖合成激酶3β（p-GSK-3β）、β联蛋白及GSK-3β表达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 结果:筛选出对EphB2具有较高抑制活性的两个小分子化合物AA-504/20999031（山奈苷）和AA-466/21162055（AE）。MTT实验结果表明，与HaCaT细胞相比，AE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AE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7.95，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24.59 μmol/L和80.85 μmol/L；山奈苷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山奈苷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1.34，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19.64 μmol/L和64.96 μmol/L。划痕实验显示，与二甲基亚砜组细胞迁移距离（88.1±1.4） μm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迁移距离[（36.7±1.0） μm和（44.7 ± 3.5） μm]显著缩短（ F = 52.34， P < 0.001），而HaCaT细胞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73， P = 0.238）。Transwell小室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A431细胞跨膜细胞数量（195.3 ± 5.7）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显著抑制（145.0 ± 2.5和94.7 ± 4.1， F = 72.85， P < 0.001），而对HaCaT细胞则无明显抑制作用（ F = 3.91， P = 0.055）。动物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裸鼠移植瘤体积（841.88 ± 84.63） mm 3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显著下降[（407.42 ± 70.37） mm 3与（368.77 ± 62.7） mm 3， F = 73.78， P < 0.001]。HE染色证实，AE和山奈苷干预可改善其病理变化。qRT-PCR与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AE和山奈苷明显上调瘤体组织中上皮钙黏着蛋白与p-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下调波形蛋白、β联蛋白及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 结论:分子对接筛选的小分子抑制剂与EphB2可形成稳定复合物，并通过影响Wnt/β联蛋白通路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来抑制CSCC进程。

目的:建立人真皮成纤维细胞（HDF）高糖老化模型，探讨人蜕膜间充质干细胞（dMSC）来源外泌体对高糖老化HDF增殖、迁移、凋亡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收治的4例男性包茎患者（18~22岁）环切术后废弃包皮组织，分离培养获取原代HDF。取第6代HDF，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低糖组和高糖组，分别采用低糖完全培养基和高糖完全培养基进行每72小时换液、不传代培养，10 d后取细胞，于接种后24 h，采用β-半乳糖苷酶试剂盒检测细胞衰老情况；于接种后48 h，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衰老相关蛋白p16、p53表达情况；于接种后24、48、72 h，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于接种后48 h，采用脱氧尿嘧啶核苷（EdU）染色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及凋亡情况；于接种后24 h，采用Transwell实验测定细胞迁移能力。取人dMSC培养48~72 h，采用差速高速离心法获取其外泌体，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dMSC外泌体形态，采用纳米颗粒追踪分析法检测dMSC外泌体的粒径分布，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dMSC外泌体标志蛋白CD9、肿瘤易感基因101（TSG101）的表达。取dMSC外泌体及前述高糖完全培养基诱导老化的HDF共孵育24 h，采用PKH67试剂盒检测细胞摄取外泌体的情况。取前述高糖完全培养基诱导老化的HDF，同前分为单纯高糖组、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分别于高糖完全培养基中加入等体积的磷酸盐缓冲液、终质量浓度为50 μg/mL dMSC外泌体、终质量浓度为100 μg/mL dMSC外泌体进行常规细胞培养。分组后同前于对应时间点采用CCK-8法和EdU染色法、流式细胞术、Transwell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和凋亡及细胞迁移情况。根据前述结果，另取经高糖完全培养基诱导老化的HDF，分为单纯高糖组、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并同前处理。分组培养48 h，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单纯高糖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细胞衰老相关的微小RNA-145-5p（miR-145-5p）、miR-498、miR-503-5p及其靶基因钙/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1D（CAMK1D）、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的基因（ PTEN基因）和细胞周期蛋白D1的mRNA表达情况。对数据行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接种后24 h，高糖组HDF β-半乳糖苷酶阳性染色率为（38.4±4.2）%，明显高于低糖组的（16.5±2.2）%（ t=4.65， P<0.01）。接种后48 h，高糖组HDF的衰老相关蛋白p16和p53的表达量均明显高于低糖组（ t值分别为11.85、3.02， P<0.05或 P<0.01）。接种后24、48、72 h，高糖组HDF的增殖活性均明显低于低糖组（ t值分别为4.13、9.90、15.12， P<0.01）。接种后48 h，高糖组HDF的EdU阳性染色率明显低于低糖组（ t=3.83， P<0.05）。接种后48 h，高糖组HDF周期的G2/M+S亚群在3个亚群（G0/G1、S和G2/M）的占比明显低于低糖组（ t=8.74， P<0.01）。接种后24 h，高糖组HDF穿过Transwell滤膜到达下室的细胞数量为（37±6）个，明显少于低糖组的（74±7）个（ t=8.42， P<0.01）。接种后48 h，高糖组HDF凋亡率明显高于低糖组（ t=8.48， P<0.01）。dMSC外泌体为边缘清晰、大小分布均匀的杯状或者圆形囊泡，粒径基本处于80~200 nm。dMSC外泌体标志性蛋白CD9、TSG101表达均呈阳性。共孵育24 h，外泌体被HDF摄入胞内，主要分布于细胞核周围。分组培养24、48、72 h，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增殖活性均明显高于单纯高糖组（ t值分别为6.36、6.10、7.76，8.92、12.17、10.74， P<0.01），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增殖活性均明显高于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 t值分别为7.92、4.82、4.72， P<0.01）。分组培养48 h，与单纯高糖组比较，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 EdU阳性染色率均明显升高（ t值分别为5.32、9.88， P<0.01）；与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比较，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 EdU阳性染色率显著升高（ t=5.27， P<0.01）。分组培养48 h，与单纯高糖组比较，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中的G0/G1期亚群占比均显著降低（ t值分别为3.81、4.31， P<0.05），G2/M+S亚群占比均明显升高（ t值分别为3.81、4.31， P<0.05）。分组培养24 h，与单纯高糖组相比，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穿过滤膜的数量均明显增多（ t值分别为10.14、13.39 ，P<0.01）；与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相比，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穿过滤膜的数量明显增多（ t=6.27 ，P<0.01）。分组培养48 h，与单纯高糖组比较，高糖+低浓度外泌体组和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凋亡率均明显降低（ t值分别为3.72、5.53， P<0.05或 P<0.01）。分组培养48 h，与单纯高糖组相比，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HDF的miR-145-5p、miR-498 mRNA表达量均明显上升（ t值分别为13.03、8.90， P<0.01），miR-503-5p mRNA表达量明显下降（ t=3.85， P<0.05）；高糖+高浓度外泌体组中HDF的CAMK1D、 PTEN基因mRNA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单纯高糖组（ t值分别为8.83、5.97， P<0.01），细胞周期蛋白D1 mRNA表达量明显高于单纯高糖组（ t=4.03， P<0.05）。 结论:人dMSC来源外泌体可显著提高高糖老化HDF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抑制其凋亡。这可能与HDF内miR-145-5p和miR-498表达增高抑制了CAMK1D和 PTEN基因的表达及miR-503-5p表达下降促进了细胞周期蛋白D1的表达有关。

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干预机体免疫系统，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达到控制或清除肿瘤细胞的治疗效果。阻断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是最常用的肿瘤免疫疗法之一，疗效好且应用广泛，但这些药物会引起葡萄膜炎、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和巩膜炎等免疫相关的眼部并发症，其成为眼部炎症的一种新病因。眼科医师掌握这些疾病的临床特点有助于及时诊断，同时与肿瘤医师密切配合，根据患者原发肿瘤情况、生存预后、眼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严重程度、视力预后来综合判断，制定最优治疗方案，从而挽救患者的视力，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分析 18F－FDG PET/CT联合肿瘤标志物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在ⅠA期小细胞肺癌(SCLC)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1年10月间在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中心医院经临床证实为ⅠA期的肺癌患者113例[男75例、女38例，年龄32~79岁；70例腺癌、25例鳞状细胞癌、18例SCLC；将腺癌和鳞状细胞癌合并为非SCLC(NSCLC)]和肺内孤立性良性结节30例(男21例、女9例，年龄37~77岁)。所有患者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在检查前后2周内行肺癌相关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采用 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不同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表现和肿瘤标志物水平。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CLC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不同指标在SCLC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SCLC、NSCLC及良性结节3组患者的SUV max、分叶征、毛刺征、钙化、胸膜牵拉征、ProGRP、NSE和癌胚抗原(CEA)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值：14.06~20.54, χ2值：8.16~14.95，均 P<0.05)。SCLC组的分叶征多于良性结节组[12/18和26.7%(8/30); χ2＝7.41， P＝0.007]，毛刺征[2/18和51.6%(49/95); χ2＝10.01， P＝0.002]及胸膜牵拉征[1/18和35.8%(34/95)； χ2＝6.47， P＝0.011]少于NSCLC组，SUV max高于良性结节组[7.4(5.8，9.0)和2.3(1.4，5.1)； H＝51.82， P<0.001]，ProGRP水平高于NSCLC组、良性结节组[64.0(40.1，84.8)和38.7(26.9，47.6)、36.7(29.1，40.5) ng/L； H值：36.13、43.96， P值：0.002、0.001]，NSE水平高于良性结节组[12.4(10.9，14.5)和7.4(5.4，11.8) μg/L； H＝40.53， P＝0.001]。与NSCLC鉴别时，毛刺征[比值比( OR)＝0.043, 95% CI: 0.004~0.450, P＝0.009]与ProGRP ( OR＝1.083, 95% CI: 1.035~1.133, P<0.001)是预测SCLC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联合诊断SCLC的AUC为0.875，灵敏度和特异性为14/18和84.2%(80/95)；与良性结节鉴别时，SUV max ( OR＝2.706, 95% CI: 1.099~6.662, P＝0.030)、ProGRP ( OR＝1.165, 95% CI: 1.009~1.344, P＝0.038)、NSE( OR＝1.639, 95% CI: 1.016~2.645, P＝0.043)是预测SCLC的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诊断SCLC的AUC为0.985，灵敏度和特异性为17/18和96.7%(29/30)。 结论:18F－FDG PET/CT联合肿瘤标志物ProGRP和NSE有助于提高ⅠA期SCLC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