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重型脑外伤性大面积脑梗死的诱发因素.方法 选取我院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重型脑外伤性大面积脑梗死患者98例作为观察组、重型脑损伤不合并脑梗死患者129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其中有统计意义的因素再行多因素分析,确定重型脑外伤性大面积脑梗死的诱发因素.结果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0.000)、高血压病史(P=0.001)、合并脑疝(P=0.000)、凝血异常(P=0.004)、合并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P=0.019)、外伤后应用止血药(P=0.004)是诱发重型脑外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重型脑外伤性大面积脑梗死的发生可能是以上1种或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救治此类患者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做到诊断快速准确、治疗合理,从而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颅内夹层动脉瘤是指动脉壁发生病理性夹层,动脉壁膨出,发生动脉瘤样扩张的病变,通常会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头痛、动眼神经麻痹、意识障碍、神经功能损害等临床表现[1]. 对于初次脑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阴性的夹层动脉瘤,由于其影像表现不典型,诊疗过程上仍面临巨大挑战. 笔者报道了1 例初次DSA阴性的动脉瘤破裂出血患者的诊疗经过,并对DSA阴性的动脉瘤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期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 探究高分级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患者经颅内介入栓塞术或开颅动脉瘤夹闭术治疗,对症状性脑血管痉挛(symptomatic cerebral vasospasm,SCVS)及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109例高分级aSAH病例资料,按治疗手段分为夹闭术组(n=54)和介入栓塞术组(n=55).夹闭术组给予颅内夹闭术治疗,介入栓塞术组给予颅内介入栓塞术治疗.分析两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炎症反应、神经功能、生活质量、免疫功能及并发症情况.结果 介入栓塞术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夹闭术组(P<0.05).治疗后介入栓塞术组白细胞介素-17(IL-17)、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2(IL-2)、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低于夹闭术组(P<0.05).介入栓塞术组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免疫球蛋白IgM、IgA、IgG水平高于夹闭术组(P<0.05).介入栓塞术组并发SCVS发生率低于夹闭术组(P<0.05).结论 颅内介入栓塞术治疗高分级aSAH患者可缩短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降低炎症反应,提高神经功能、生活质量,对免疫功能影响较小,且并发SCVS发生率低.

目的 探索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经颅多普勒超声(TCD)参数及衍生参数与颅内压(ICP)及脑灌注压(CPP)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aSAH术后行ICP监测及TCD检查患者,收集大脑中动脉(MCA)收缩期血流速度(FVs)、舒张期血流速度(FVd),计算平均血流速度(FVm)、搏动指数(PI),并记录平均动脉压(MAP)和ICP,然后采用基于FVd公式计算得到无创颅内压(nICP)、无创脑灌注压(nCPP).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评价TCD参数及衍生参数与ICP和CPP的相关性,根据TCD结果分为血流速度正常组、轻度TCD诊断的血管痉挛(TCD-VS)组和中重度TCD-VS组,并进行亚组分析.采用Bland-Altman法评估nICP和ICP以及nCPP和CPP的一致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确定nICP检测ICP＞22 mmHg以及nCPP检测CPP＜60 mmHg的能力.结果 纳入95例aSAH术后患者共201例次TCD参数、衍生参数和对应的ICP.nICP与ICP显著正相关(r=0.240,P＜0.001),FVd、FVm 与 ICP 显著负相关(r 分别为-0.154、-0.142,P＜0.05).PI与CPP显著负相关(r=-0.161,P＜0.05),nCPP、脑血流指数(CBFi)与CPP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0.695、0.734,P＜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血流速度正常组和轻度TCD-VS组中,nICP与ICP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0.238、0.539,P＜0.05),中重度TCD-VS组nICP与ICP无相关性(P＞0.05).当出现任何程度的TCD-VS时,FVs、FVd、FVm、PI、CBFi与ICP均无相关性(P＞0.05).无论是否诊断为TCD-VS,三组nCPP与CPP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r分别为0.659、0.828、0.781,P＜0.001),CBFi 与 CPP 存在显著正相关性(r 分别为 0.709、0.856、0.795,P＜0.001).在Bland-Altman图分析中,ICP和nICP在总体人群中的平均差异为(-2.35±9.22)mmHg,CPP和nCPP在总体人群中 的平均差异为(2.38±9.23)mmHg.nICP的AUC为70.1％(95％CI60.0％～80.3％,P＜0.001),预测 ICP＞22 mmHg 的截断值为 21.5 mmHg,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0.6％、53.9％.在TCD血流速度正常组中,nICP的AUC为71.4％(95％CI 59.5％～83.2％,P＜0.01),预测ICP＞22 mmHg的截断值为23.5mmHg,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4.6％、55.0％.nCPP 的 AUC 为 92.8％(95％CI 86.1％～99.6％,P＜0.001),预测 CPP＜60 mmHg的截断值为65.6 mmHg,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4.4％、83.3％.在TCD血流速度正常组中,nCPP 的 AUC 为 90.0％(95％CI 82.1％～97.9％,P＜0.01),预测 CPP＜60 mmHg 的截断值为58.5 mmHg,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7.2％、80.0％.结论 TCD监测可用于评估aSAH患者的ICP,但在中重度TCD-VS时的价值有限.TCD联合MAP监测可用于评估aSAH患者的脑灌注.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是临床常见的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与致残率。本综述就高压氧（HBO）在SAH中应用的基本原理、基础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推动HBO对SAH基础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目的:探讨影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3月潍坊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诊治的407例aSAH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以及生存预后等。采用log-rank检验对aSAH患者进行生存预后的单因素分析，将 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生存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407例患者的随访时间[ M( Q1， Q3)]为9.2(6.5，18.7)个月。至末次随访，死亡121例(29.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60岁、有吸烟史、饮酒史、原发性高血压病史、缺血性卒中史、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3～8分、Hunt-Hess分级Ⅳ～Ⅴ级、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并发脑血管痉挛以及并发肺部感染的患者生存率较低，动脉瘤为囊状、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的患者生存率较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 HR＝2.14，95% CI：1.44～3.19， P<0.001)、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 HR＝1.83，95% CI：1.19～2.82， P＝0.006)、缺血性卒中史( HR＝1.71，95% CI：1.02～2.87， P＝0.043)、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 HR＝2.45，95% CI：1.25～4.79， P＝0.009)、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 HR＝1.80，95% CI：1.11～2.90， P＝0.017)、并发脑血管痉挛( HR＝2.59，95% CI：1.58～4.25， P<0.001)、并发肺部感染( HR＝1.72，95% CI：1.02～2.90， P＝0.042)均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危险因素，而GCS 13～15分( HR＝0.48，95% CI：0.25～0.93， P＝0.030)和血管内栓塞治疗( HR＝0.55，95% CI：0.31～0.97， P＝0.039)是影响患者短期生存预后的保护因素。 结论:年龄≥60岁、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缺血性卒中史、入院Hunt-Hess分级Ⅳ～Ⅴ级、改良Fisher量表评分3～4分、并发脑血管痉挛、肺部感染的aSAH患者短期死亡风险增加，而入院GCS为13～15分、采用血管内栓塞治疗的aSAH患者短期死亡风险相对较低。

目的:分析新生儿大脑半球深部动脉性梗死MRI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3?例大脑半球深部动脉性脑梗死新生儿的临床和MRI表现。男11?例，女12?例，日龄1~28 d，出现症状后2~20 d行MRI检查，分析其病变部位、形态、信号特点、增强后强化特点及其他伴随征象。结果:单纯动脉性脑梗死15?例，继发于化脓性脑膜炎的动脉性脑梗死8?例，发病中位时间分别为出生后2 d和7 d。单纯动脉性脑梗死患儿均为单侧受累，病变仅位于深部脑实质11?例，合并大脑中动脉皮质支梗死4?例。MRI表现为边界模糊稍长T 1稍长T 2信号，伴局部短T 1短T 2信号。继发于化脓性脑膜炎的脑梗死患儿单侧受累5?例，双侧受累3?例。MRI均表现为边界模糊片状长T 1长T 2信号，其中7?例信号不均，见多发小囊状改变，边缘呈稍短T 1稍短T 2信号，扩散加权成像（DWI）可见结节状、点片状高信号。6?例受累区域明显肿胀。增强扫描5?例见多发点片状、环状强化。侧脑室后角内等信号并DWI高信号2?例。额颞部蛛网膜下腔DWI高信号5?例。硬膜下积液1?例。 结论:新生儿大脑半球深部动脉性梗死的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继发于化脓性脑膜炎的病变可双侧受累，信号多混杂，可同时并存不同时期病变。MRI有助于鉴别诊断。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的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相关早发性癫痫脑病(EOEE)患儿的临床表型特点。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52例患儿，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应用疾病基因家系全外显子二代测序及拷贝数变异技术进行测序分析，寻找致病突变。不同电压门控钠通道α1亚基( SCN1A)突变类型间癫痫发作控制数据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52例患儿中35例(35/52例，67.3%)诊断为Dravet综合征、3例(3/52例，5.8%)婴儿痉挛症、14例(14/52例，26.9%)非综合征类EOEE。脑电图提示多量多灶性棘波、棘慢波、尖波、尖慢波发放。45例(45/52例，86.5%)头颅磁共振成像(MRI)提示正常，1例双侧额叶脑沟稍增宽，1例双侧颞极、额顶部蛛网膜下腔增宽，余5例脑外间隙增宽、脑室稍大。后期13例患儿复查头颅MRI，其中3例患儿轻度脑萎缩。52例患儿中 SCN1A突变43例(43/52例，82.7%)，其中28例(28/52例，53.8%)为错义突变、5例(5/52例，9.6%)无义突变、7例移码突变(7/52例，13.5%)、3例(3/52例，5.8%)剪切位点突变。 SCN2A突变3例(3/52例，5.8%)，其中2例(2/52例，3.8%)错义突变，1例(1/52例，1.9%)移码突变。 SCN3A突变1例(1/52例，1.9%)，为错义突变。 SCN8A突变5例(5/52例，9.6%)，均为错义突变。治疗后平均随访1年，发作控制1年以上者13例(13/52例，25.0%)，其中发作控制2年以上者6例(6/52例，11.5%)，3年以上者4例(4/52例，7.7%)。分析 SCN1A突变类型与癫痫发作控制程度，发现 SCN1A错义突变较 SCN1A截断突变(无义突变+移码突变)患儿癫痫发作相对易控制( P<0.05)。5例 SCN8A突变患儿中，2例添加奥卡西平后，发作控制1年以上，智力运动功能改善不明显。 结论: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相关EOEE患儿中， SCN1A、SCN2A、SCN3A、SCN8A的遗传变异是EOEE遗传学病因的重要因素，以 SCN1A最为多见，突变率高达82.7%。Dravet综合征是钠离子通道基因突变相关EOEE最常见临床表型。 SCN1A错义突变患儿较截断突变患儿癫痫发作相对容易控制，提示基因突变类型与发作控制程度相关。奥卡西平添加治疗 SCN8A脑病患儿有效，提示EOEE依然可根据基因功能类型选择联合用药。

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IA)是颅内血管壁薄弱部分病理性膨出形成的血管瘤。随着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和CT血管成像(CTA)等检查纳入健康筛查并普遍应用，IA的检出率较前提高 [1]。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UIAs)的综合患病率约为3.2% [2]，一项基于上海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表明，在35～75岁人群中，通过MRA检出UIAs的比率高达7%，其中女性高于男性 [3]。破裂颅内动脉瘤(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RIAs)是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最常见的病因，约占85% [4]，患者的致死、致残率可达50% [5,6]。国际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研究(ISUIA)的Ⅰ期研究结果显示，UIAs的年破裂率为0.95%，且IA的最大径越大，破裂风险越高 [7]。因此，尽早检出IA并评价其破裂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指南对IA筛查及风险评估常用的影像学技术及新兴技术进行总结归纳，并力求推荐最适合的影像学技术用以指导临床IA的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