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前内皮粘蛋白(EMCN)抗体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BMR)以及移植物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21～2022年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ABMR或高度怀疑为ABMR的受者作为病例组，以2022年行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作为对照组。最终病例组纳入18例受者，对照组纳入37例受者；另有9例受者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非ABMR，纳入移植物预后分析。比较两组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移植前EMCN抗体预测术后ABMR的最佳截断值，分析移植前EMCN抗体对移植肾存活和功能恶化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BMR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者移植前EMCN抗体检测校正值分别为(0.87±0.64)和(0.41±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5，P<0.05)。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对ABMR发生具有预测作用，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95%CI 0.64～0.90，P<0.05)。根据约登指数(0.41)确定截断值为0.4276，敏感度为70.59%，特异度为70.27%。移植前EMCN阳性受者和EMCN阴性受者移植肾存活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EMCN阳性受者经移植肾穿刺活检确诊或高度怀疑ABMR的比例高于EMCN阴性受者(41.4%和14.3%)，移植肾功能恶化比例亦高于EMCN阴性受者(48.3%和11.4%)(P均<0.05)。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和HLA-DSA是术后发生ABMR的独立危险因素(HR＝5.50和5.56，95%CI 1.89～16.06和1.08～28.63)，供肾冷缺血时间越短ABMR风险越低(HR＝0.41，95%CI 0.25～0.70)。结论: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与术后ABMR和移植物功能恶化相关，对ABMR有预测作用，是ABM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颅内夹层动脉瘤是指动脉壁发生病理性夹层,动脉壁膨出,发生动脉瘤样扩张的病变,通常会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头痛、动眼神经麻痹、意识障碍、神经功能损害等临床表现[1]. 对于初次脑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阴性的夹层动脉瘤,由于其影像表现不典型,诊疗过程上仍面临巨大挑战. 笔者报道了1 例初次DSA阴性的动脉瘤破裂出血患者的诊疗经过,并对DSA阴性的动脉瘤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期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联合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对急性期脑梗死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疑似急性脑梗死患者103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行DWI、MRA诊断,以脑血管造影结果为"金标准",比较DWI、MRA单独和联合诊断急性脑梗死的诊断效果、诊断效能、诊断预测值.统计患者检查依从性.结果 本组103例疑似急性脑梗死患者,DSA确诊阳性78例、阴性25例.DWI诊断阳性72例(真阳性62例、假阳性10例),阴性31例(真阴性15例、假阴性16例).MRA诊断阳性65例(真阳性50例、假阳性15例),阴性38例(真阴性10例、假阴性28例).DWI联合MRA诊断阳性81例(真阳性73例、假阳性8例),阴性22例(真阴性17例、假阴性5例).DWI联合MRA诊断特异度68.00%(17/25)和DWI单独诊断60.00%(15/25),MRA单独诊断40.00%(10/25)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DWI联合MRA诊断灵敏度93.59%(73/78)、准确度87.38%(90/103)高于DWI诊断[79.49%(62/78)、74.76%(77/103)]和MRA诊断[64.10%(50/78)、58.25%(60/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WI联合MRA诊断阳性预测值90.12%(73/81)与DWI诊断(86.11%、62/72)、MRA诊断(76.92%、50/65),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DWI联合MRA诊断阴性预测值77.27%(17/22)高于DWI诊断(48.39%、15/31)、MRA诊断(26.32%、10/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03例疑似急性脑梗死患者,检查依从性高达98.06%(101/103).结论 DWI联合MRA诊断急性脑梗死,可提高诊断效能,能为临床早期诊疗提供科学依据,并可提高患者检查依从性.

目的:应用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TCCD)对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术前检查,评估颅内侧支血管循环的情况,评估其准确性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63例行CAS手术的患者行TCCD检查,评估前交通动脉(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ACoA)、后交通动脉(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PCoA)、眼动脉(ophthalmic artery,OA)开放的情况,并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结果对比,分析导致TCCD侧支开放误诊的因素.结果:颈动脉超声提示:单侧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52例,双侧颈动脉均为重度狭窄或闭塞5例,一侧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合并另一侧颈动脉中度及以上狭窄6例.ACoA开放组诊断符合率为79.4％、灵敏度为73.9％、特异度为94.1％、误诊率为5.9％、漏诊率为26.1％、阳性预测值为97.1％、阴性预测值为57.1％;PCoA开放组分别为84.1％、92.7％、68.2％、31.8％、7.3％、84.4％、83.3％;OA 开放组分别为 88.9％、100％、78.8％、21.2％、0％、81.1％、100％.三组与DSA一致性的Kappa数值分别为0.565、0.635、0.780.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相关影响因素,如前交通动脉压力差小,后交通动脉或眼动脉血管走行变异(详细说明)对TCCD误诊颅内血管侧支开放均有意义,为危险因素.结论:TCCD检查在术前较准确评估颅内侧支循环情况,能够为CAS手术提供可靠依据,且对术后定期随访颅内侧支循环变化情况,是更为有效安全简捷的诊断工具.

目的:比较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数及不同类型错配评分预测肾移植术后发生新生供者特异性抗体(DSA)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风险的效力。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74例肾移植受者及其供者的HLA高分辨配型错配数、Eplet错配评分及EMS错配评分。174例受者中，13例术后发生新生DSA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受者作为研究组，161例肾移植术后新生DSA阴性受者作为对照组。结合临床数据，分别评估三种方案预测肾移植术后发生新生DSA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风险的效力。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HLA配型错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90和6.65， P＝0.5824)；Total Eplet错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5.78和36.47， P＝0.0876)，Abver Eplet错配数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23.33和17.07， 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针对HLA-A的EMS评分(15.06和9.73， P＝0.0425)、HLA-B的EMS评分(16.53和8.06， P＝0.0468)、HLA-DQ的EMS评分(22.30和17.96， P＝0.02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针对HLA-DR的EMS评分(23.99和13.85， P＝0.13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Abver Eplet错配评分及针对单个HLA位点的EMS错配评分能更好的预测肾移植术后发生新生DSA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风险。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治愈多种血液系统疾病的重要方法，供者选择对移植的成败发挥关键性作用。目前，我国allo-HSCT的主要方式为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而haplo-HSCT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对最佳供者的选择及移植预后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DSA阴性供者是haplo-HSCT的最佳选择，但对于缺少DSA阴性供者又急需进行haplo-HSCT的高滴度DSA患者，若移植前不对其进行DSA脱敏处理，则将导致移植失败，甚至显著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国内外研究者尝试采用血浆置换(PE)、抑制DSA产生、中和DSA、抑制补体激活通路等方法，对患者进行DSA脱敏治疗。笔者拟就接受haplo-HSCT患者的DSA及其脱敏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DSA脱敏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探讨增加强度预处理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对于HLA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强阳性血液病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2019年5月1日至2022年9月1日在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血液科接受增加强度预处理haplo-HSCT的DSA平均荧光强度（MFI值）≥10 000的10例血液病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①10例患者中男3例、女7例，中位年龄为53.5（36~64）岁；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3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2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2例，慢性髓性白血病加速期（CML-AP）2例，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1例。②接受氟达拉滨（Flu）/白消安（Bu）为主联合全身放射治疗（TBI）/环磷酰胺（CTX）预处理方案。③移植前DSA中位MFI值为15 999（10 210~23 417），移植后第7天DSA中位MFI值为10 787（0~22 720）。④8例患者获得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中位粒细胞植入时间为14（10~16）d，中位血小板植入时间为18（14~20）d。中位随访12.5（1.5~27）个月，原发植入失败、移植物植入功能不良患者各1例，7例患者DSA转为阴性且处于无进展生存状态。结论:增加强度预处理haplo-HSCT能够有效降低DSA强阳性血液病患者DSA强度，获得较好的近期疗效。

目的:探讨能谱CT成像与颈部血管超声在颈动脉狭窄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纳入2016年6月—2021年6月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确诊为颈动脉狭窄的缺血性脑卒中（IS）患者289例，其中男159例、女130例，年龄43～82（61.7±8.0）岁。患者均行能谱CT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以DSA诊断结果为金标准，比较能谱CT及颈部血管超声诊断颈动脉狭窄程度的一致性；比较2种检查方法对不同程度颈动脉狭窄的诊断效能；比较2种检查方法对颈总动脉易损斑块的检出率。结果:以DSA诊断结果为金标准，能谱CT及超声检测颈动脉狭窄程度Kappa值分别为0.844、0.882，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除了颈部血管超声诊断颈动脉轻度狭窄的灵敏度较低、能谱CT诊断颈动脉轻度狭窄的阳性预测值较低外，能谱CT及颈部血管超声对不同程度颈动脉狭窄的诊断均具有较高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在颈总动脉上，DSA共检出易损斑块1 672个；颈部血管超声检出876个，其中软斑块384个、表面不规则斑块80个、溃疡斑412个，易损斑块检出率为52.39%（876/1 672）；能谱CT检出367个，均为软斑块，易损斑块检出率为21.95%（367/1 672）。血管超声易损斑块检出率高于能谱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9.00， P<0.001）。 结论:能谱CT成像与颈部血管超声均能准确判断颈动脉狭窄程度，超声可能在颈总动脉易损斑块评估中更具价值，临床应用时可将两种方式联合使用。

目的:分析获得性子宫动静脉畸形（uterin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UAVM）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入选2014年1月至2021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影像学诊断为UAVM 1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孕产次等；辅助检查情况：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B超、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磁共振、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病灶直径、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治疗方案及术后病理特点等。结果:16例患者中hCG阴性10例，阳性6例。两者第1次异常出血时间分别为（43.4±36.4）d与（16.0±9.0）d；再住院时间为（63.3±54.4）d与（48.3±54.0）d；其中6例大量出血患者均为hCG阴性。16例患者超声均提示宫腔见血流丰富的混合回声光团，行磁共振检查14例也提示宫腔内或宫壁异常信号；6例DSA检查可见团块状染色，静脉提前显影，2例可见造影剂外溢，5例CTA结论与DSA相符。治疗中行子宫动脉栓塞5例，其中2例为大出血急诊行双侧子宫动脉栓塞、3例为预防性栓塞。4例在栓塞后行宫腔镜，1例因宫腔内无明显组织物行球囊压迫止血。未行子宫动脉栓塞者实施宫腔镜手术10例，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治疗未刮宫1例。经手术治疗的15例中14例病理学可见退变滋养细胞或绒毛组织。随访中1例子宫动脉栓塞后患者术后主诉月经减少，超声考虑宫腔粘连可能。结论:妊娠终止后应加强影像学检查，警惕UAVM的发生，一旦诊断应尽早开始医疗干预以减少出血。妊娠相关UAVM尚无标准化治疗，需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出血情况、病灶位置以及是否有生育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