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应用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AFLEP）进行临时起搏过渡治疗的安全性。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电生理室就诊的因感染性心内膜炎拔除电极导线后需要进行临时起搏器过渡治疗的患者。根据过渡治疗期间使用的是临时起搏器还是AFLEP，分为临时起搏器组和AFLEP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症、电极导线年限、赘生物大小等基线临床资料，以及临时起搏器和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使用的时间和围术期相关并发症。观察指标包括患者的感知、起搏功能异常，电极导线穿孔，电极导线脱位，电极导线赘生物，心脏填塞，肺栓塞，死亡和新植入起搏器再发感染，气胸，血肿，和深静脉血栓等的发生情况。结果:共入选患者44例，其中AFLEP组24例，临时起搏器组20例。AFLEP组患者57.5（45.5，66.0）岁，较临时起搏器组［67.0（57.3，71.8）岁］年轻（ P=0.023）。两组患者中男性占比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既往心肌梗死患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AFLEP组电极导线植入年限为11.0（8.0，13.0）年，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8.5（7.0，13.0）年（ P=0.292）。AFLEP组患者电极导线赘生物直径为（8.2±2.4）mm，临时起搏器组为（9.1±3.0）mm。两组所有患者起搏器及电极导线均临床拔除成功。两组均无患者发生气胸、血肿、肺栓塞、心脏填塞、电极穿孔和电极导线或瓣膜赘生物等并发症。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临时起搏器组有4例（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6）。临时起搏器组患者发生电极脱位2例（10.0%）、感知功能异常2例（10.0%）、起搏功能异常2例（10.0%）、死亡2例（10.0%），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上述并发症。AFLEP组过渡治疗时间为19.5（16.0，25.8）d，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14.0（12.0，16.8）d（ P=0.001）。AFLEP组随访23.0（20.5，25.5）个月，临时起搏器组随访17.0（14.5，18.5）个月，随访期间AFLEP组无患者发生新植入起搏器再感染，临时起搏器组有2例（10.0%）患者发生再感染。 结论:应用AFLEP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过渡治疗，植入过程安全，相较于临时起搏器其感知和起搏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更加稳定，安全可行。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一种累及心脏内膜表面的感染性疾病，其首发症状常表现为局限性神经功能缺损，从而掩盖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延误治疗。现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例感染性心内膜炎同时并发中枢神经系统复杂并发症的重症病例报道如下，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病情诊疗的重视。

目的:回顾性探讨、研究主动脉炎的临床与病理学特点，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避免漏诊、误诊。方法:从武汉亚心总医院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1 838例升主动脉病理资料中筛选出活动性主动脉炎24例。收集临床资料包括病史、影像学数据、实验室检查、免疫抑制剂、激素治疗及随访情况。病理学资料包括主动脉瓣和主动脉的大体所见、病理组织分型及组织学改变。连续变量以 ± s来描述，频数分布用百分比来描述。 结果:在这24例活动性主动脉炎中，术前临床确诊为动脉炎1例，怀疑动脉炎7例，其余16例在病理检查中发现。由病理检查发现的16例主动脉炎的出院诊断为血管型白塞综合征1例，感染性主动脉炎2例，多发性大动脉炎3例，临床孤立性主动脉炎10例。所有患者均无主动脉瓣狭窄，21例患者伴有主动脉瓣关闭不全。11例主动脉炎的标本出现中膜块状凝固性坏死。本研究共有5例血管型白塞综合征，其中3例伴有主动脉瓣的急性非感染性心内膜炎。结论:本研究中大部分的主动脉炎是在病理检查中意外发现的，每种主动脉炎都有被漏诊的病例，其中临床孤立性主动脉炎全部漏诊。大部分主动脉炎发生在单纯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患者中。中膜块状凝固性坏死是诊断主动脉炎的一个重要线索。急性非感染性心内膜炎是诊断血管型白塞综合征的一个重要线索。

目的:总结永久心脏起搏器电极相关三尖瓣病变的病因及外科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外科收治的永久心脏起搏器电极相关三尖瓣病变行外科治疗的22例患者资料，其中男12例，女10例，年龄45~82（62.6±12.1）岁。均在体外循环下行开胸三尖瓣手术，其中，正中开胸手术8例，右侧小切口开胸4例，腔镜辅助及全腔镜手术10例；三尖瓣置换8例，三尖瓣成形术14例。结果:术中见起搏电极累及三尖瓣及瓣下结构10例，三尖瓣瓣环扩张7例，起搏电极相关感染性心内膜炎累及三尖瓣5例。与常规开胸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包括右胸小切口手术及胸腔镜手术的术后24 h引流量[281（120，489）ml比368（180，560）ml， P=0.02]、住院时间[9.2（4.8，14.5）d比11.2（6.3，16.9）d， P=0.03]均减少。术后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所有患者右房右室较术前明显减小，心功能正常。术后起搏器程控仪检测起搏电极参数（感知度、起搏阈值、起搏阻抗）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均治愈出院，无瓣膜及起搏器相关并发症。 结论:永久心脏起搏器电极相关三尖瓣病变根据不同的病因机制积极外科手术行三尖瓣置换或成形术结果满意。微创腔镜三尖瓣手术是治疗单纯三尖瓣病变的新技术，创伤小、恢复快。

目的:探讨航空医学鉴定中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若干问题，为日后飞行员医学鉴定提供借鉴。资料来源与选择:国内外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及专著。资料引用:引用国内外文献47篇。资料综合:现役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航空医学鉴定，需要综合考虑疾病治疗的时间及方法，还要评估治疗后出现的隐源性脑卒中、心律失常、感染性心内膜炎或精神障碍等不良事件的风险以及导致空中失能的风险。尽管研究表明卵圆孔未闭与脑卒中相关，但目前航空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解剖变异，可以给予飞行合格结论。先天性心脏病可能会合并各种心律失常，是飞行员心血管疾病停飞的三大原因之一，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患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合并心内膜炎的心脏瓣膜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功能变化，导致心功能恶化，预后不良。此外，飞行员需要有更强的心理素质，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会避免不必要的停飞。结论:现役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及航空医学鉴定需要心脏科医师与航空医学鉴定委员会共同协商制定，保障飞行安全和部队战斗力。

目的:分析总结SLE伴Libman-Sacks心内膜炎（LSE）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2年1月至2021年5月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SLE伴LSE的患者（20例），按照1∶3的比例匹配年龄、性别后抽取同期住院的资料完整的SLE无LSE患者作为对照（60例），对其临床特征、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以 ± s表示，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以 M（ Q1， Q3）表示，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单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SLE伴LSE患者共20例，其中女性18例，年龄13~49岁，平均（32±9）岁。发现LSE时SLE病程为16.04（0~185.1）个月，19（95.0%）例赘生物位于二尖瓣。SLE伴LSE的患者合并脑梗死（45.0%和10.0%， χ2=9.87， P=0.001）和APS（50.0%和5.0%， χ2=22.32， P<0.001）更常见。实验室检查方面，SLE伴LSE的患者血小板数目[（140±67）×10 9/L和（189±115）×10 9/L， t=-2.29， P=0.026]更低、狼疮抗凝物（LA）阳性（80.0%和23.6%， χ2=19.65， P<0.001）更常见，而抗SSA抗体阳性（21.1%和60.0%， χ2=6.38， P=0.012）少见。SLE伴LSE患者中左心房增大（左心房前后径>40 mm）更常见（35.0%和5.4%， χ2=9.37， P=0.002），左心房前后径[（37±7）mm和（33±4）mm， t=2.15， P=0.043]更大，左心室射血分数[（63.10）%和（68±6）%， t=-2.41， P=0.019]更低。SLE伴LSE患者合并APS的危险是无LSE患者的19倍[ OR值（95% CI）=19.00（4.43，81.38）， P<0.001]。 结论:SLE伴LSE患者合并APS、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对于LA阳性的患者，应警惕出现LSE的可能。

目的:通过分析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患者的临床特征，以提高对IE的认识。方法:纳入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425例IE患者。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分析纳入IE患者的临床特征、基础心脏疾病、病原微生物分布和临床转归等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425例IE患者中，从发病至确诊的中位时间为10周，发热423例(99.5%)，心脏杂音372例(87.5%)，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并发症以心力衰竭最为常见，共219例(51.5%)，其次为脏器栓塞158例(37.2%)；原有基础心脏疾病者250例(58.8%)，以先天性心脏病最常见[121例(28.5%)]；超声心动图和手术共发现赘生物410例(96.5%)；病原学检查阳性343例(80.7%)，病原体以链球菌特别是草绿色链球菌[59.5%(204/343)]最常见。425例患者均给予抗感染治疗，其中342例(80.5%)联合手术治疗，332例(97.1%)为早期手术，住院期间死亡19例(4.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纽约心功能分级Ⅲ级及以上[比值比(odds ratio， OR)＝3.40，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30~11.68]、脑栓塞( OR＝4.45, 95% CI 1.50~13.22)和感染性休克( OR＝19.41，95% CI 3.81~99.02)是住院期间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0)，接受手术治疗( OR＝0.15，95% CI 0.05~0.47)是住院期间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01)。 结论:IE仍存在明显的诊断延误，应提高对IE的警惕性，在抗菌药物使用前采集多套血培养并且尽早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和有指征患者的早期手术干预是IE治疗的关键。

痤疮丙酸杆菌感染性心内膜炎发病率低、病死率高，表现隐匿，诊断延迟导致疾病进展，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本文对痤疮丙酸杆菌的临床微生物学特点及痤疮丙酸杆菌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诊治和预防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改善疾病预后。

急性血源性骨髓炎（AHO）是儿童骨髓炎最常见的类型。近年来，儿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发生率有所增加，使得感染更加复杂，常常导致深静脉血栓形成、感染性肺栓塞、肺炎、脓胸、心内膜炎、菌血症和感染性休克等并发症的发生。进而导致儿童患者病情更加严重，治疗周期延长。AHO的延迟治疗可能会发展为慢性骨髓炎，导致骨骼生长和发育障碍。因此，早期、准确的诊断和及时治疗仍是治疗AHO的主要原则。另外，对于患有AHO的儿童患者，需要一种有组织、跨学科的方法来达到及时、全面和准确的诊断，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治疗。为此，本文综述儿童AHO的发病机制、细菌学、诊断和治疗方面等内容，旨在提供对现有证据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最新了解，提高对儿童AHO患者的管理水平。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0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治疗的7例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表现、血培养、超声心动图、诊治经过及母婴结局等资料。对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本单位同期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生率为0.27‰（7/25 832）。7例患者年龄（26.0±2.7）岁，均有先天性心脏病史；发病孕周为（28.7±6.6）周，主要表现为心脏杂音、发热、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和肺部湿啰音。合并贫血7例，低蛋白血症7例，低氧血症6例，肺动脉高压5例。5例血培养阳性。（2）超声心动图发现赘生物主要位于肺动脉瓣（4例）、三尖瓣（3例）、右心室流出道（3例）。4例经胸部X射线片诊断为脓毒性肺栓塞。（3）所有患者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1例孕中期发生胎儿宫内死亡，行剖宫取胎术；5例孕晚期行剖宫产术；1例孕晚期经阴道分娩。4例住院期间行心脏手术治疗，其中2例心脏手术与剖宫产同期进行，2例在剖宫产术后行心脏手术；3例本次入院未行心脏手术。（4）7例患者住院26 d（12~76 d）。6例治愈，1例患者产后自动出院后死亡。6例新生儿中1例发生窒息，家属放弃治疗死亡，其余5例存活。随访5年（3~10年），这些儿童的生长发育未见明显异常。结论: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临床少见且病情危重，需尽早诊断，制定最优治疗方案，降低母婴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