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衰减全反射红外(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ATR-FTIR)光谱技术以其快速、准确、无创的特点,在生物医学领域尤其是临床血液学检验中显示出巨大潜力.该技术记录样本中分子的振动光谱,提供生物样品内核酸、蛋白质和脂质的化学结构信息,可用于疾病筛查和诊断.ATR-FTIR光谱技术在地中海贫血、艾滋病毒感染、乳腺癌、卵巢癌和脑瘤等疾病中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情况,提示该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可实现疾病的快速筛查、诊断与鉴别诊断.ATR-FTIR光谱技术与偏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相结合,以定量法分析人外周血样品中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平均红细胞体积和血红蛋白等地中海贫血筛查指标,筛查地中海贫血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达到100.0%和95.3%.采用ATR-FTIR光谱技术,基于遗传算法的线性判别分析法,分析血液样本红外图谱中1 653 cm-1(酰胺Ⅰ带)、1 558 cm-1(酰胺Ⅱ带)、1 506 cm-1(环基)和901 cm-1(磷酸二酯伸缩带)处的特征峰,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孕妇血液样本的辨别准确率为8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3%、92%.采用主成分回归(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法对乳腺患者血液ATR-FTIR光谱进行识别,其灵敏度与特异度高达92.3%与87.1%此外,ATR-FTIR光谱技术还可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其他方面,如细胞和组织学样本的检测、疾病严重程度的分类等.ATR-FTIR光谱技术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仍面临环境干扰、样本污染等挑战.未来,随着ATR-FTIR光谱技术的优化、发展,其有望在更多疾病的临床血液学检验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血清 miRNA-21、术前清蛋白-球蛋白比值与胶质瘤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 2019年 1月—2023年 1月 243例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胶质瘤的病人,收集病人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情况、体质指数、Karnofsky表现状态(KPS)、肿瘤大小、肿瘤位置(脑区)、切除范围、术前淋巴细胞计数、术前清蛋白水平、辅助放疗、化疗等资料,并根据磁共振成像数据计算肿瘤大小,采集病人术前 1周血液学指标数据,评估术前清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R)及总生存期(OS).检测血清 miRNA-21,OS由 Kaplan-Meier分析估计,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AGR和 miRNA21的预测能力.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结果:排除65例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和 12例失访病人,共纳入 166例病人.Kaplan-Meier分析曲线显示,AGR≤1.75或miRNA-21≤48的病人 OS明显低于 AGR>1.75或 miRNA-21>48的病人(P均<0.001).1年生存期:AGR和 miRNA-21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80,0.631;2年生存期:AGR和miRNA-21的AUC分别为 0.651,0.656.在多变量分析中,AGR[HR=0.785,95%CI(0.357,0.979),P=0.040]和 miRNA-21[HR=0.757,95%CI(0.378,0.985),P=0.039]均是 OS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术前 AGR和 miRNA-21 与胶质瘤病人的 OS显著相关.基于术前炎症、免疫和营养状况等指标,AGR和 miRNA-21可为胶质瘤病人制定更有效的术前调节策略和更好的辅助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达雷妥尤单抗（Dara）联合方案治疗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烟台市毓璜顶医院、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黄岛院区、泰安市中心医院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应用含Dara方案治疗的34例NDMM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疗效、生存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总生存（OS）及微小残留病（MRD）转阴的影响因素。结果:34例NDMM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5例；年龄<65岁21例，≥65岁13例。中位随访时间[ M（ Q1， Q3）]为22个月（19个月，26个月），应用Dara周期数的中位数为7个（5个，11个），总体反应率（ORR）97.1%（33/34）。是否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周期数分层患者间最佳疗效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他临床特征分层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年无进展生存率79.4%，1年OS率9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含Dara方案治疗周期数是MRD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6个周期比2个周期， HR=0.267，95% CI：0.076~0.935， P=0.039），年龄≥65岁为O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35.313，95% CI：1.709~729.669， P=0.021）。3级及以上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6%（7/34），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感染[44.1%（15/34）]、四肢及躯干水肿[41.2%（14/34）]。 结论:以Dara为基础的方案治疗NDMM的ORR较高，随着治疗周期数的增加，缓解深度加深，且不良反应较轻。

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具备旁观者效应。T-DXd不仅可以大幅改善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还可以使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从HER-2靶向治疗中获益。T-DXd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未来T-DXd在临床实践中会很快被广泛应用。然而，T-DXd在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了与既往抗HER-2靶向药不同的安全性特征，如何更合理地管理T-DXd不良事件，充分发挥T-DXd疗效是当下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共识专家组基于现有的临床循证证据和指南共识，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经过多次研讨，最终达成德曲妥珠单抗临床管理路径及不良反应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内容包括T-DXd的临床使用方法、治疗前患者教育和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及管理等方面，其中T-DXd常见及需要关注的不良事件涵盖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消化系统不良事件（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和食欲下降）、血液学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系统不良事件（间质性肺病/肺炎）、心血管不良事件（左心射血分数下降）、肝功能不良事件（转氨酶升高）以及其他常见不良事件（脱发、疲乏）等。共识重点介绍了各不良事件的预防、发生不良事件时的剂量调整和治疗以及对患者生活方式的建议，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T-DXd的认识水平，为广大临床肿瘤医师提供T-DXd临床管理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实践指导。

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包括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和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其通过特异性结合血小板生成素（TPO）受体，调节巨核细胞增殖、分化与成熟，促进血小板生成。近年来，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广泛用于治疗多种原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可有效降低患者的出血风险、减少血小板输注、避免血液制品输注的不良反应。目前，全球已有5种促血小板生成药物获批进入临床应用，包括rhTPO、罗普司亭（Romiplostim）、艾曲泊帕（Eltrombopag）、海曲泊帕（Hetrombopag）、阿伐曲泊帕（Avatrombopag）及芦曲泊帕（Lusutrombopag）。深入了解此类药物的分子特征和机制特点，正确掌握用药指征，选择合适的剂量和疗程，规避不良事件，对临床医师十分重要。本共识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召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制定，旨在规范、指导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在国内的临床应用。本共识将重点介绍已在我国上市的促血小板生成药物（表1）。

目的:分析桂西地区血红蛋白H病(hemoglobin H, HbH)的阳性检出率、基因变异类型及其血液学特征。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本院确诊为HbH病的124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红细胞参数分析和血红蛋白电泳，跨越断裂点PCR和PCR结合反向点杂交技术检测中国人常见的6种α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和17种β地贫基因型，同时与其他地区HbH病基因分布情况比较。结果:HbH病的阳性检出率为5.66%，1246例HbH病患者中检出614例(49.28%)缺失型HbH病，包括-α 3.7/-- SEA(35.32%)、-α 4.2/-- SEA(13.72%)和-α 3.7/-- THAI(0.24%)；632例非缺失型HbH病(50.72%)，以α CSα/-- SEA(44.86%)为主，其次为α WSα/-- SEA(4.33%)、α QSα/-- SEA(1.45%)和α CSα/-- THAI(0.08%)。检出HbH病复合β地贫54例(4.33%)。HbH病患者大部分表现为轻中度贫血，极少部分为重度贫血，其中HbH-CS患者贫血程度最重，HbH-WS最轻。单纯HbH病患者的Hb水平均低于HbH复合β地贫患者。与其他地区人群HbH病的发病率及基因型比较存在差异。 结论:桂西地区HbH病的阳性检出率高，基因类型以非缺失型为主，其中α CSα/-- SEA最多见，大部分为中度贫血，非缺失型HbH病患者比缺失型HbH病患者贫血严重，当HbH病患者合并β地贫时，其贫血程度有所减轻。与其他地区人群比较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导致HbH病在不同地区人群间临床表现和发病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因素之一。

目的:探讨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初治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浓度对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4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SCLC的患者196例，收集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等血液学指标。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胱抑素C与尿酸的最佳临界值。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0.775 mg/L和296.45 μmol/L。生存分析显示，以最佳临界值为界，血清胱抑素C、尿酸浓度高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5.49个月 vs. 8.57个月， χ2＝35.943， P<0.001；6.67个月 vs. 8.20个月， χ2＝8.047， P＝0.005)和总生存时间(OS)(13.37个月 vs. 23.95个月， χ2＝21.355， P<0.001；14.13个月 vs. 20.97个月， χ2＝11.333， P＝0.001)均较浓度低的患者缩短。单因素分析显示，与PFS相关的因素有吸烟史( HR＝0.707，95% CI为0.518～0.965， P＝0.029)、分期( HR＝1.776，95% CI为1.329～2.373， P<0.001)、一线化疗用药( HR＝1.596，95% CI为1.072～2.376， P＝0.021)、胸部放疗( HR＝2.407，95% CI为1.803～3.214， P<0.001)、胱抑素C( HR＝3.602，95% CI为1.716～7.561， P＝0.001)、尿酸( HR＝1.002，95% CI为1.000～1.003， P＝0.036)及碱性磷酸酶( HR＝1.010，95% CI为1.004～1.016， P＝0.001)；与OS相关的因素有吸烟史( HR＝0.577，95% CI为0.382～0.870， P＝0.009)、分期( HR＝1.846，95% CI为1.295～2.630， P＝0.001)、胸部放疗( HR＝2.041，95% CI为1.426～2.921， P<0.001)、胱抑素C( HR＝9.506，95% CI为3.278～27.564， P<0.001)及尿酸( HR＝1.003，95% CI为1.001～1.005， P＝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胸部放疗( HR＝2.553，95% CI为1.774～3.672， P<0.001)、胱抑素C( HR＝4.538，95% CI为1.875～10.982， P＝0.001)及碱性磷酸酶( HR＝1.011，95% CI为1.005～1.018， P＝0.001)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胱抑素C( HR＝9.028，95% CI为2.680～30.413， P<0.001)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SCLC患者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与尿酸浓度均与患者预后有一定关系，浓度升高者PFS和OS缩短，预后差。治疗前血清胱抑素C浓度高可能提示患者病情进展快、生存时间较短，需注意疾病的进展与复发。

目的:基于血液学指标探讨接受免疫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方案治疗的80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收集基线期、最佳缓解期和疾病进展（PD）期的血液学指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截至随访截止日期，80例患者中63例PD，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2.09，95% CI为1.17~3.74， P=0.013），治疗线数（ HR=2.23，95% CI为1.21~4.12， P=0.010），基线期的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 HR=0.75，95% CI为0.57~0.97， P=0.028），最佳缓解期的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乳酸脱氢酶（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06），PD期的血红蛋白（ HR=0.97，95% CI为0.96~0.99， P<0.001）、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C-反应蛋白（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1）、白蛋白（ALB）（ HR=0.91，95% CI为0.87~0.96， 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 HR=1.16，95% CI为1.05~1.27， P=0.002）和LMR（ HR=0.62，95% CI为0.42~0.90， P=0.012）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对单因素分析中 P<0.10的变量进行筛选，得到9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最佳缓解期的纤维蛋白原、LDH，PD期的血红蛋白、D-二聚体、C-反应蛋白、LDH、ALB和LMR。将上述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0.91，95% CI为0.86~0.97， P=0.004）、PD期的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3）和ALB（ HR=0.82，95% CI为0.67~0.99， P=0.041）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2年OS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5% CI为0.65~0.89）、0.75（95% CI为0.66~0.88），C-index为0.71（95% CI为0.64~0.78），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一致性较好。低风险组患者（ n=40）的中位OS为29.9个月（95% CI为22.5个月~NA），明显优于高风险组（ n=40）[13.4个月（95% CI为11.4~23.5个月）， χ2=11.30， P<0.001]。 结论:年龄、PD期的LDH和ALB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预测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1、2年OS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

目的:分析云南省异常血红蛋白E(hemoglobin E，Hb E)杂合子及Hb E合并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病例的血液学表型和基因型特征。方法:对100例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提示为Hb E异常血红蛋白携带病例进行血细胞分析，并用Gap-PCR和PCR-寡核苷酸探针反向斑点杂交法检测α-和β-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类型。结果:100例疑似Hb E携带的病例，经基因诊断全部检出β-珠蛋白链CD26突变(HBB：c.79G>A)，其中Hb E杂合子90例，Hb E合并αα/-α 3.7突变7例，Hb E合并αα/-- SEA突变2例，1例为Hb E合并-α 3.7/-α 3.7。Hb E杂合子血液学表型分析结果：Hb A2(26.02±3.64) %，Hb F (1.35±1.25)%，平均红细胞体积(78.83±4.68) fl，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26±1.54)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29.65±10.73) g/L，血红蛋白(141.08±16.53) g/L；Hb E复合α地贫时，α地贫基因的突变类型不同，血液学表型结果不同。 结论:云南省Hb E及Hb E合并α地贫的发生率较高，高效液相色谱能够有效检出Hb E，Hb E合并其它α地贫基因突变时，有较大差异的表型变化；仅依靠血液学结果进行产前筛查会造成Hb E漏诊。

目的:比较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或CAG方案对初治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23年8月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34例老年初治AML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维奈克拉组（阿扎胞苷+维奈克拉，17例）和CAG组（阿扎胞苷+CAG方案，17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疗效、不良反应及生存情况。结果: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维奈克拉组完全缓解率和客观反应率分别为70.6%（12/17）、82.4%（14/17），均高于CAG组的47.1%（8/17）、64.7%（11/17），但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2.00， P=0.163； χ2=2.00， P=0.244）。患者随访时间[ M（ Q1， Q3）]为25.4个月（7.2个月，60.3个月）。至随访结束，34例患者中19例生存（维奈克拉组13例，CAG组6例），15例死亡（维奈克拉组4例，CAG组11例）。维奈克拉组和CAG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4.22个月（95% CI：8.2~60.3个月）和10.56个月（95% CI：7.2~50.2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9.97个月（95% CI：5.4~40.5个月）和6.82个月（95% CI：5.0~36.2个月），两组总生存、无进展生存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维奈克拉组和CAG组分别有16、14例患者发生3~4级血液学不良反应。两组粒细胞缺乏时间、血小板缺乏时间、感染及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或CAG方案治疗老年初治AML患者均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