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是目前临床上治疗急性肾衰竭(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有效方法之一[1～3],可清除患者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及多余代谢产物,改善患者内稳态平衡状态[4,5].尽管CRRT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但仍有30％～60％的AKI患者在治疗后死亡[6].本研究探讨AKI患者经CRRT治疗后院内死亡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骨是具有新陈代谢的活组织,由骨吸收和骨形成完成骨重建,骨重建也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参与和维持骨代谢的生化物质决定骨质量和骨密度,调控骨代谢的内环境及生物活性.骨代谢生化指标分别来源于骨、软骨、软组织、皮肤、肝、肾、小肠、血液及内分泌腺体,可以通过体外实验方法获得骨代谢生化指标的变化,在骨质疏松临床诊断、诊断分型、诊断及鉴别诊断,以及治疗评估、科学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分子生物学依据.为提高诊断质量,推广新技术的应用,应完善实验方法互认、检测结果稳定、数据共识的实验规范.该文对实验方法原理、样本采集保存、检测结果分析及实验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述,旨在提供应用参考.

目的 采用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方法研究 1 400 种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发病风险的因果关系.方法 获取 1 400种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将单核苷酸多态性作为工具变量并选择敏感的SNPs进行分析.通过IVW、WM、MR-Egger回归法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以OR值检验 1 400 种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完成敏感性和多效性检验.结果 6 种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显著相关,GCST90199879、GCST90200092、GCST90200368、GCST90200656、GCST90200664、GCST90200973 与骨质疏松症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显示,IVW法的OR值分别为 0.973(95%CI:0.954～0.991,P=0.004)、0.883(95%CI:0.805～0.968,P=0.008)、1.111(95%CI:1.030～1.197,P=0.006)、1.147(95%CI:1.038～1.267,P=0.007)、1.069(95%CI:1.022～1.119,P=0.004)、0.741(95%CI:0.602～0.914,P=0.005),表明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IVW(P＞0.05)和 MR-Egger回归(P＞0.05)的 Cochran Q 检验表明 SNPs 并不存在异质性.MR-Egger法的egger_intercept和 0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SNPs不存在水平多效性.结论 本研究提示了 6 种血液代谢物与骨质疏松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为探讨血液代谢物介导的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认知.

目的:探讨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T-ALL/LBL）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作为巩固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收集2006年1月至2020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收治的119例T-ALL/LBL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巩固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单纯化疗组、化疗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组、化疗序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组，比较各组的5年总生存（OS）率、无进展生存（PFS）率。结果:有效随访的113例患者中，79例（69.9%）诱导治疗后达完全缓解（CR）, 17例（15.0%）达部分缓解（PR），治疗总反应率（ORR）达84.9%。诱导治疗获得CR或PR的患者中，化疗序贯allo-HSCT组较单纯化疗组具有更高的5年OS率（55.6%对11.4%， P=0.001）和5年PFS率（54.2%对8.9%， P<0.001），而化疗序贯allo-HSCT组与化疗序贯auto-HSCT组比较5年OS率及5年PFS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71， P=0.197）。对获得CR的患者进行分析得出同样结论。在仅获得PR患者中，化疗序贯allo-HSCT组仍然较单纯化疗组显示出生存优势（5年OS率分别为37.5%和0， P=0.064）。不同供者来源的allo-HSCT患者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胞全相合移植、单倍体移植、无关供者移植分别为61.1%、63.6%和50.0%， P>0.05）。早期前体T淋巴细胞白血病（ETP-ALL）患者的诱导化疗缓解率和非ETP-ALL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纯化疗组中ETP-ALL患者较非ETP-ALL患者5年OS率更低（0对12.6%， P=0.045），而在进行allo-HSCT的患者中，ETP-ALL患者与非ETP-ALL患者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5.0%对62.9%， P=0.852）。诱导治疗未达CR、巩固治疗未采用移植、LDH≥2倍正常值上限为独立预后不良因素（ P值均<0.05）。 结论:allo-HSCT可改善T-ALL/LBL患者预后，无论是对诱导治疗达CR还是PR患者，均可作为有效的巩固治疗方法。供者来源不影响allo-HSCT患者长期生存率，allo-HSCT作为巩固治疗手段可以克服ETP-ALL/LBL的不良预后。

目的: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临床特征和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0年1月至2023年1月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患儿，作为病例组；在未合并脑脓肿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中，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中的1∶3最邻近匹配法选出对照组，匹配因素包括发病日龄≤7 d或>7 d、胎龄、出生体重、性别。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分析两组患儿的病原菌分布、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及转归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结果:病例组21例，男9例，女12例，年龄4.0~35.0（18.5±7.5）d；对照组63例，男26例，女37例，年龄5.0~41.0（19.4±9.4）d。病例组和对照组患儿血液和脑脊液病原体阳性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9%（13/21）比47.6%（30/63）， P=0.257］。病例组的治愈或好转的比例低于对照组［33.3%（7/21）比88.9%（56/63）， P<0.001］。病例组的多重耐药细菌感染［47.6%（10/21）比12.7%（8/63）， P<0.001］、惊厥［52.4%（11/21）比27.0%（17/63）， P=0.033］、呼吸衰竭［57.1%（12/21）比14.3%（9/63）， P<0.001］、感染性休克［52.4%（11/21）比3.2%（2/63）， P<0.001］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病例组C反应蛋白（CRP）、脑脊液白细胞计数［ M（ Q1， Q3）］分别为［70.4（52.1，86.4）］mg/L、［1 234（788，1 606）］×10 6/L，均高于对照组的［45.0（25.7，57.8）］mg/L、［688（256，1 089）］×10 6/L（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多重耐药细菌感染（ OR=7.094，95% CI：1.335~37.705， P=0.022）、感染性休克（ OR=30.102，95% CI：3.101~292.224， P=0.003）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结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患儿感染症状重，预后差，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合并感染性休克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脑脓肿的相关因素。

目的:用二代测序技术(NGS)检测结直肠癌患者的基因状态特征。方法:收集2016年8月至2020年12月90例结直肠癌患者血液和组织样本，利用NGS技术1021panel进行检测分析驱动基因突变情况。结果:43例组织标本和83份血液标本，同时有血液和组织标本患者36例。组织标本中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51.2%(22/43)和20.9%(9/43)，同时发现3例罕见的 KRAS与 BRAF共突变；血液标本中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26.5%(22/83)和10.8%(9/83)；同时有血液和组织标本患者的 KRAS和 BRAF突变比例分别为52.8%(19/36)和10.8%(8/36)。 结论:结直肠癌患者中组织标本 KRAS突变和文献报道的比例相似， BRAF突变比例更高，罕见KRAS与BRAF共突变的比例也高于国外报道。

目的: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 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 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结论: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 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对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后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行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行益生菌治疗设为试验组，围手术期行常规治疗设为对照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2）术中情况。（3）随访和术后情况。（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术后并发症和辅助化疗启动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广义估计方程。 结果:（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80例，男51例，女29例；年龄为64（42~80）岁。80例患者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2）术中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施行胃癌根治术。试验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TNM分期（0期、Ⅰ期、Ⅱ期、Ⅲ期），手术方式（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胃癌根治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消化道重建方式（Billroth Ⅱ吻合、Roux-en-Y吻合）分别为2、7、15、13例，19、21例，205（180~240）min，50（30~60）mL，6、34例；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2、16例，23、17例，218（190~251）min，50（43~60）mL，11、2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U=683.00， χ2 =0.80， U=668.00、681.00， χ2 =1.87， P>0.05）。（3）随访和术后情况：8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1个月随访。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分别为6例和15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3， P<0.05）。试验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固体食物耐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化疗启动时间分别为3（3~6）剂、53（49~66）h、72（62~82）h、（72±18）h、6.0（5.5~7.0）d、26.0（25.0~28.0）d；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6（3~10）剂、66（60~88）h、94（82~112）h、（107±23）h、7.0（6.4~8.3）d、30.0（28.0~33.0）d；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471.50、432.00、343.50， t=-7.62， U=411.50、319.50， P<0.05）。（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①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白细胞计数分别为（5.6±1.4）×10 9/L、（9.9±3.2）×10 9/L、（7.7±2.6）×10 9/L、（6.8±1.8）×10 9/L；对照组分别为（6.1±1.9）×10 9/L、（12.3±2.9）×10 9/L、（9.7±3.6）×10 9/L、（7.8±2.7）×10 9/L，满足球形检验（ χ2 =4.17， P>0.05），采用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06.61、10.45、4.56， P<0.05）。②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55%±10%、76%±11%、73%±9%、69%±9%；对照组分别为56%±9%、84%±5%、79%±8%、74%±9%，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16.63，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92.42、11.46、5.55， P<0.05）。③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C-反应蛋白分别为1.35（1.15~1.97）mg/L、14.94（8.24~21.22）mg/L、33.39（13.02~66.02）mg/L、18.36（8.27~60.43）mg/L；对照组分别为1.62（0.97~2.27）mg/L、24.03（10.42~36.52）mg/L、81.66（31.20~116.76）mg/L、46.84（28.30~80.26）m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145.74、9.48、9.90， P<0.05）。④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降钙素原分别为0.02（0.02~0.04）μg/L、0.08（0.06~0.12）μg/L、0.12（0.07~0.21）μg/L、0.09（0.06~0.15）μg/L；对照组分别为0.02（0.02~0.04）μg/L、0.14（0.07~0.71）μg/L、0.35（0.14~0.71）μg/L、0.24（0.10~0.48）μ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降钙素原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62.88、14.71、18.33， P<0.05）。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行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可降低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降低术后炎性指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可尽早行术后化疗。

目的:探讨替罗非班联合高压氧(HBO)治疗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术后无复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龙口市人民医院心内科治疗的ACS PCI术后无复流患者121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为A、B、C组。A组患者40例，予以低分子肝素、阿司匹林及地尔硫卓等常规对症治疗。B组患者42例，在A组治疗的基础上予以替罗非班治疗；C组39例，在B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HBO治疗。观察3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电图、血小板聚集率及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采用散射比浊法检测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含量，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内皮素-1(ET-1)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结果:治疗2个疗程后，C组患者ST段压低、ST段抬高及缺血损伤导联数明显低于B组，B组患者ST段压低、ST段抬高及缺血损伤导联数明显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患者治疗后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7.7%)明显低于B组(19.0%)，B组患者治疗后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19.0%)明显低于A组(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明显低于B组，B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明显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患者血清hs-CRP、ET-1及血浆MPO水平明显低于B组，B组患者血清hs-CRP、ET-1及血浆MPO水平明显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BO联合替罗非班治疗ACS患者PCI术后无复流临床疗效明显，其主要是通过降低机体血液炎性因子及血小板聚集率实现的，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分析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可逆性后部脑白质综合征(PRES)的特点，探究其可能的发病因素，提高认识，早期诊治并改善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18年8月于西安市儿童医院肾脏科住院10例儿童肾脏相关疾病并PRES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资料，并随访其预后。结果:10例患儿中，男1例，女9例；年龄4岁3个月～13岁[(8.53±3.09)岁]。原发基础疾病分别为肾病综合征6例，狼疮性肾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多发性大动脉炎和肾综合征出血热各1例。其中8例口服激素，4例联合应用其他免疫抑制剂。均急性起病，其中9例并感染。10例患儿发生PRES时血压均升高(100.0%)，头痛、头晕5例(50.0%)，恶心、呕吐5例(50.0%)，视物模糊3例(30.0%)，抽搐9例(90.0%)且均表现为全身强直大发作。神经系统查体均未见异常。眼底检查均未见异常。9例患儿头颅CT均表现为低密度灶，无特异性。10例患儿头颅磁共振成像(MRI)示病灶以顶、枕、额叶大脑皮质为主呈异常信号。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均高信号，4例轴位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表明PRES已由可逆的血管源性水肿进展为不可逆的细胞毒性水肿，提示预后不佳，但4例患儿经及时血液净化、脱水降颅压等治疗后病情恢复。大多数确诊PRES后经及时治疗后症状消失，未再复发，预后较好。结论:PRES在儿童肾脏疾病发作时常伴高血压，可能与应用免疫制剂有关，对疑似患儿应尽早行头颅MRI协助诊断P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