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淋巴管型球形孢子丝菌病在临床上并不常见，与多种感染性、血管扩张性及肿瘤性疾病很难鉴别，尽早应用病理活检、特殊染色、病原微生物培养及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检查明确诊断对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报道1例水草割伤后食指溃疡及手背皮肤多发结节的患者，使用多种抗菌药物并清创换药1个月，糜烂、渗出仍加重，皮损渐扩散至上肢，呈条带状分布，后病理提示"感染性肉芽肿"表现，过碘酸-雪夫染色可见孢子，mNGS检测出球形孢子丝菌，对症治疗后皮损基本消退。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不同免疫重建水平HIV感染者的基线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差异。方法: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随访超过24个月成年初治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CD4 + T淋巴细胞计数<200、200~350和>350个/μl的不同水平分为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采用Kruskal-Wallis H和 χ2检验分析不同组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900例，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分别为385例（9.9%）、1 206例（30.9%）和2 309例（59.2%）。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TG、TC、FPG、AST、ALT及总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合并肺结核、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播散性真菌病、食管念珠菌病、肺外结核、皮炎、口腔念珠菌感染、口腔黏膜毛状白斑、持续腹泻≥1个月及持续或间断发热≥1个月等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占比明显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后获得不同免疫重建水平的HIV感染者基线生化指标和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存在明显差异，需加强基线异常生化指标的监测和合并症的诊治。

目的:分析3例链格孢霉致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临床表现、组织病理、真菌病原学特征及治疗。方法:回顾分析2019—2021年西京皮肤医院诊断的3例链格孢霉致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的临床特征、组织病理、真菌培养和菌株鉴定结果及治疗。结果:3例患者年龄分别为55、41和46岁，男1例、女2例。2例患有肾病综合征，1例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均有不同时间糖皮质激素及他克莫司治疗史，均为慢性病程。皮损HE染色可见双轮廓厚壁孢子及木节状厚壁有隔菌丝，均未见黑素。内转录间隔区测序显示，2例致病真菌为互隔链格孢霉，1例为侵染链格孢霉。不同温度培养显示，链格孢霉在35 ℃以上生长能力明显下降。3例患者均将他克莫司减量至标准剂量的1/3以下或改用其他免疫抑制剂，并同时给予系统抗真菌治疗，均取得较好疗效。结论:播散型皮肤链格孢病具有双侧分布的血行播散及单侧肢体的淋巴管分布特点，皮损以覆盖痂皮的疣状斑块、结节和/或窦道为特点。

目的:分析比较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 PCP)合并急性呼吸衰竭(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ARF)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5月至2020年10月收治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ICU的PCP合并ARF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HIV感染PCP组和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特点、基础疾病等资料，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治疗和预后等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和 χ2检验，预后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 结果:129例PCP合并ARF患者中，HIV感染者75例，非HIV感染免疫抑制者54例。HIV感染PCP组仅10.7%(8/75)的患者既往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两组患者均未行PCP预防用药。HIV感染PCP组患者入ICU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评分为(18.7±6.0)分，高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13.1±4.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5， P<0.001)；两组患者均存在明显低蛋白血症。HIV感染PCP组96.0%(72/75)的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84.0%(63/75)的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μL；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中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的占比为57.4%(31/54)。HIV感染PCP组的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为0.05(0.02，0.12)，低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0.96(0.64，1.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16， P<0.001)。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在ICU的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10.0(7.0，14.0) d和18.0(11.8，32.5) d，分别长于HIV感染PCP患者的7.0(4.0，9.0) d和13.0(7.0，23.0)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58、－2.73，均 P<0.050)；HIV感染PCP组的病死率为57.3%(43/75)，高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38.9%(2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7， P＝0.0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APACHEⅡ评分是HIV感染PCP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 OR)＝1.006、1.015、1.736，均 P<0.050]，氧合指数、LDH和CD4 ＋T淋巴细胞计数是影响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970、1.008、0.989，均 P<0.050)。 结论:PCP患者合并ARF后病情重，病死率高。LDH、CRP和APACHEⅡ评分为HIV感染PCP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而氧合指数、LDH和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影响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艾滋病合并非结核分枝杆菌(NTM)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诊断为艾滋病合并NTM病的19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为播散性NTM病分为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与艾滋病合并非播散性NTM病组。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等。 结果:190例艾滋病合并NTM病患者中，男182例，女8例，年龄为(42±13)岁；首次住院天数为15(6，26) d；患者以合并肺孢子菌肺炎最常见，占12.1%(23/190)；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87例(45.8%)。患者临床症状以发热[55.8%(106/190)]、咳嗽[50.0%(95/190)]、咳痰[28.9%(55/190)]常见，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乏力[31.0%(27/87)比7.8%(8/103)]、纳差[21.8%(19/87)比10.7%(11/103)]比例高于非播散性NTM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6.99， P<0.001； χ2＝4.42， P＝0.036)；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与非播散性NTM病组死亡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2%(15/87)比12.6%(13/103)， χ2＝0.80， P＝0.371]。NTM菌种以鸟分枝杆菌最常见[67.1%(49/190)]，其次为堪萨斯分枝杆菌[15.1%(11/190)]。播散性NTM病组的血红蛋白[(90.3±23.9) g/L比(110.1±24.2) g/L]、白蛋白[(29.7±5.5) g/L比(34.7±5.6) g/L]、CD4 +T淋巴细胞计数[11(5，30)/μL比52(16，96)/μL]、CD8 +T淋巴细胞计数[(362±320)/μL比(496±352)/μL]低于非播散性NTM病组( t＝－5.63， P<0.001； t＝－6.18， P<0.001； Z＝－5.90， P<0.001； t＝－2.73， P＝0.007)，降钙素原[0.24(0.10，0.77) μg/L比0.10(0.04，0.51) μg/L]高于非播散性NTM病组( Z＝－3.09， P＝0.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影像学表现以肺斑片、条索影最常见[67.4%(128/190)]。 结论:艾滋病合并NTM病患者以播散性NTM病多见，菌种以鸟分枝杆菌最常见。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和非播散性NTM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乏力、纳差)和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白蛋白、降钙素原、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存在差异，预后无差异。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的临床诊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通过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确诊PCP的13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女性3例，男性10例；年龄(46±10)岁；术后发病中位时间为10(2~21)个月；临床表现为发热11例，咳嗽7例，咳痰6例，气促11例。采用配对 t检验，对受者入院及出院时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13例PCP肾移植受者均通过肺泡灌洗液/静脉血mNGS检测确诊。入院时G试验、LDH检测、总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CD3+Abs)、抑制/细胞毒T淋巴细胞计数(CD3+CD8+Abs)、辅助/诱导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CD3+CD4+Abs)分别为(543.27±440.49)pg/ml、(529.98±222.43)U/L、(191.92±119.42)个/μl、(87.33±50.59)个/μl、(106.92±87.42)个/μl，与出院时的(69.58±50.21)pg/ml、(285.38±46.62)U/L、(888.58±672.99)个/μl、(336.83±305.21)个/μl、(520.08±388.76)个/μ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02、0.006、0.017、0.005)。13例均采用复方磺胺甲恶唑+卡泊芬净联合方案进行治疗，治愈12例，另1例治疗21 d后因感染性休克而死亡。 结论:mNGS检测是早期确诊PCP的重要方法之一；复方磺胺甲恶唑+卡泊芬净的抗感染效果良好；免疫功能监测对于抗感染及免疫抑制剂方案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通过分析艾滋病合并播散性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71例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和病原学资料。结果:71例患者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发热，其次是咳嗽、咳痰，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70.4%(50/71)的患者至少存在2种合并症，以口腔念珠菌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梅毒、肺孢子菌肺炎、细菌性肺炎较常见。患者多存在血红蛋白[(87.8±24.2) g/L]和白蛋白[(27.3±7.0) g/L]的明显降低，以及红细胞沉降率[(59.8±28.6) mm/1 h]和C反应蛋白[(74.7±50.8) mg/L]的明显升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为7×10 6/L。外周血NTM培养报阳的中位时间为260 h。71例患者中，鸟分枝杆菌40例(56.3%)，胞内分枝杆菌15例(21.1%)，哥伦比亚分枝杆菌10例(14.1%)，马萨分枝杆菌3例(4.2%)，堪萨斯分枝杆菌3例(4.2%)。影像学检查以肺部斑片影和小结节影最为常见，患者大多存在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脾大。 结论: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多发生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患者，所感染菌种绝大多数属于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尽早获得NTM的病原学证据是指导临床正确诊断和精准治疗的关键。

目的:探讨烟曲霉暴露对卵清白蛋白(OVA)致敏大鼠滤泡性辅助(Tfh)细胞分化的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实验研究。健康雄性Wistar大鼠48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OVA致敏加磷酸盐缓冲液(PBS)吸入组(OVA/PBS)、OVA致敏加烟曲霉孢子(AF)吸入组(OVA/AF)，每组24只。获取24、40、56 d处死大鼠血清、肺组织、肺气管旁淋巴结组织、肺泡灌洗液、大鼠脾脏等，分析脾和肺气管旁淋巴结中Tfh细胞含量、肺泡灌洗液中细胞因子浓度测定和IgE的检测、观察肺组织HE染色和PAS染色，以及用Western blot检测Blimp-1和Bcl-6蛋白表达情况。结果:随时间延长，OVA/AF组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及血清IgE水平均呈逐渐升高趋势，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4.91、5.53， P值均<0.05)；OVA/PBS组则均呈逐渐下降趋势，但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1.98、2.16， P值均>0.05)。2组大鼠肺组织HE染色和PAS染色观察发现，基底膜不规则增厚，可见黏膜下水肿、管腔内渗出物、以及炎症细胞的浸润。随时间延长，OVA/AF组PAS染色阳性杯状细胞比例呈升高趋势，各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62， P<0.05)；OVA/PBS组各时间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3.132， P>0.05)。随时间延长，OVA/AF组脾脏、肺及气管旁淋巴结均浆中Tfh细胞占T淋巴细胞总数比例均呈升高趋势，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6.71、4.98， P值均<0.05)；OVA/PBS组则均呈下降趋势，但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2.02、2.97， P值均>0.05)。OVA/AF组肺和气管旁淋巴结均浆中Tfh细胞占T淋巴细胞总数比例与血清IgE有相关性( r＝0.960 1)。OVA/AF组各时间点Blimp-1和Bcl-6蛋白表达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OVA/PBS组各时间点Blimp-1和Bcl-6蛋白表达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烟曲霉暴露可能对OVA致敏大鼠Tfh细胞有分化促进作用。

肺孢子虫是一种机会性真菌病原体，可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中引起严重肺炎。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主要发生于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及因器官移植、恶性肿瘤、风湿性疾病等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者 [1]。本研究报道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肺孢子虫感染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患儿的临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