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对“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研究，为“互联网+”HIV检测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0年6-12月访问过“互联网+”HIV检测平台≥1次的MSM为研究对象，收集平台访问情况、自检试剂申领数量、申领对象一般情况和满意度评价，并分析影响自检结果回传的相关因素。结果: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132 267人次访问了该平台，申领HIV自检试剂3 511人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为92.2%（3 237/3 511），初筛HIV阳性率为2.4%（69/2 855），初筛HIV阳性者接受确证检测比例为86.7%（52/60）。申请对象以年龄≤30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寻找性伴主要方式为互联网/交友软件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较高的因素包括重复申领试剂（ OR=3.50，95% CI：2.10~5.83）、申请时押金为50元（ OR=2.55，95% CI：1.33~4.89）、月均收入1~3 000元（ OR=1.54，95% CI：1.05~2.28）或无收入（ OR=1.71，95% CI：1.20~2.42）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 OR=1.49，95% CI：1.13~1.95）。研究对象对该互联网平台的满意度为99.5%（217/218）。 结论:“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MSM干预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多渠道推广，可扩大HIV检测覆盖面，促进HIV感染者的发现。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目的:分析云南省男男性行为者HIV暴露前预防（PrEP）用药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在2021年4-6月云南省14个城市（自治州）开展调查。国家级哨点样本量为400人，省级哨点样本量为100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rEP用药意愿的相关因素。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共调查MSM 2 450人，听说过PrEP的比例为68.5%（1 677/2 449），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为56.7%（1 343/2 368），愿意自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30.6%（724/2 368），愿意免费PrEP用药的比例为56.2%（1 330/2 367）。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PrEP用药意愿低的相关因素包括40~和≥50岁（a OR=2.49和a OR=4.48）、汉族（a OR=1.47）、外省户籍（a OR=1.64）、高中/中专（a OR=1.96）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 OR=3.49）、样本来源分别为浴池/桑拿（a OR=3.53）、网络招募（a OR=2.53）和自愿咨询与检测（a OR=1.42）、本地居住时间3~和7~12个月（a OR=0.18和a OR=0.25）、调查现场分类为二类与三类地区（a OR=3.63和a OR=1.71）、最近1周未发生同性肛交（a OR=2.60）和未发生商业性同性性行为（a OR=13.32）、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高者（a OR=0.50）。 结论:MSM愿意PrEP用药的比例超过一半，PrEP宣传推广工作应重点关注PrEP用药意愿低的MSM，尤其是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年龄较大、汉族、外省户籍、本地居住时间较短和自我感知HIV感染风险较低的MSM。

AIDS相关恶性肿瘤与HIV感染有密切联系，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HIV在感染者体内的复制，但HIV感染者体内仍然存在慢性炎症和免疫功能紊乱，增加了HIV感染者罹患AIDS定义性恶性肿瘤（AIDS-defining malignancies，ADMs）的风险。本文对ADMs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综述，包括细胞计数、血液中的核酸、血浆或血清中的蛋白质和遗传多态性等，希望能够提高ADMs的诊断效率和患者的生存预后。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实验室诊断策略是通过组合现有HIV检测方法，准确检出HIV患者的流程。HIV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方法主要包括血清学抗体、抗原检测和HIV-1 RNA检测。随着检测试剂更新换代，HIV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大幅度提高，检测窗口期缩短，但存在假阳性的风险。针对不同目的人群和不同流行率地区，各类指南推荐了不同的诊断策略，引导患者尽早确诊并接受规范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如何参照诊断策略，在提高检出率的同时降低假阳性、缩短窗口期，是实验室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实验室诊断策略的角度，阐述了HIV感染相关检测方法的特点和优劣势，以及治疗手段的发展对诊断策略的影响，以期为HIV诊断策略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自取样是受检者自己采集标本进行疾病检测的方法，具有隐私性强、操作方便简单、时间地点自由等优点，可以提高受传统观念影响、工作时间限制及交通和医疗不发达的偏远地区的人群参加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依从性。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及“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发展，居家自取样检测成为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一个发展趋势。HIV及HPV感染给个人及社会带来较重的负担，在一级预防的有效性、普及性不足的现况下，二级预防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控制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目前关于HPV和HIV自取样检测的研究较多，其检测结果可靠性较高，且在人群中接受度较高，对于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诊断率有重要意义。

目的:评价我国血站血液检测引入核酸扩增检测(nucleic amplification test, NAT)后输血传播HIV(transfusion transmitted HIV, TT-HIV)的残余风险度(residual risk，RR)。方法:收集中国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工作平台28家血站2017—2020年献血者数据和HIV感染标志物检测数据，利用新感染率/窗口期数学模型对2遍ELISA加1遍NAT单检或混检(2ELISA+ID-NAT/MP-NAT)和2遍ELISA加1遍NAT混检(2ELISA+MP-NAT)2种血液筛查(血筛)策略，估算在不同献血年份的初次献血者(first donor，FD)和重复献血者(repeated donor，RD)血液HIV检测的RR，经t检验统计学分析，比较2种血筛策略不同献血年份的FD和RD的TT-HIV RR的差异，同时观察2种血筛策略中各年间不同献血者HIV检测RR变化趋势。结果:2017—2020年间，2ELISA+ID-NAT/MP-NAT血筛策略中FD的RR分别为2.869/百万人/年(10 6py)、3.795/10 6py 、3.879/10 6py和2.890/10 6py，RD的RR分别为1.797/10 6py 、1.502/10 6py 、1.857/10 6py和1.483/10 6py，FD与RD的RR比较F＝9.89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ELISA+MP-NAT血筛策略中FD的RR分别为3.508/10 6py 、1.868/10 6py 、2.204/10 6py和1.765/10 6py，RD的RR分别为0.948/10 6py 、0.926/10 6py 、0.748/10 6py和0.682/10 6py，FD与RD的RR比较F＝17.126， P<0.05，有统计学差异；2种血筛策略中FD之间RR比较F＝3.493， P>0.05，无差异；RD之间RR比较F＝24.516， P<0.05，有差异；全部献血者(total donor，TD)之间RR比较F＝20.216， P<0.05，有差异。趋势图表明无论哪种血筛策略FD的RR均大于RD。 结论:我国血站血液检测引入NAT后血液传播HIV的RR显著下降。不同血筛策略对HIV检测的RR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献血人群的HIV检测RR有明显差别，RD相对于FD是HIV低风险献血人群。

目的:了解云南省德宏州2015—201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基线及人口学特征，为德宏地区HIV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德宏州2015—201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的治疗前病毒载量、CD 4+T细胞计数结果及人口学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2015—2017年德宏州共计新报告HIV感染者1 157例，1 057例进行治疗前病毒载量检测。在1 057例新报告HIV感染者中，男性占64.9%(686/1 057)、25~49岁占59.5%(629/1 057)、已婚占51.9%(549/1 057)、少数民族占51.8%(548/1 057)、中学以上学历占48.2%(510/1 057)、异性传播占85%(898/1 057)。新报告感染者的病毒载量中位数为8 200 (四分位间距：1 900~44 000)拷贝/ml。病毒载量介于10 3~10 5拷贝/ml的感染者占比最高，为65.7% (694/1 057)。55例HIV感染者病毒载量低于检测限，其中24例CD 4+T细胞数≥500个/μl。 结论:不同HIV感染者之间病毒载量基线水平存在差异。鉴于病毒载量基线对诊疗效果的影响，有必要在治疗前进行病毒载量检测，其结果有助于制定个性化、更有效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