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神经官能症(cardiac neurasthenia,CN)是由于心脏自主神经兴奋而引起的心血管功能紊乱综合征.其发病多是由过度焦虑、紧张、惊吓或者精神创伤等因素对中枢神经兴奋和抑制功能的影响所引起.CN患者不仅因为心血管症状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不良情绪并存导致生活质量严重降低,而且长期CN还能通过影响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等炎症因子引起血管内皮功能紊乱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于CN的病因众多,机制复杂,目前现代医学对CN的治疗多采用对症治疗;中医对CN的治疗还未形成较系统的诊疗体系.中医的"气-血-神"的病机演变理论与CN的病理过程不谋而合,启示在临床上辨证论治,调气、行血、安神均不可偏废.据此,该文从"气-血-神"病机演变切入,将CN的病机分为气郁化邪则神扰、气血不行则神乱、气血无源则神散以探讨CN的病机演变规律,引申和梳理了气血失和影响心神而诱发CN的病理过程.文中根据气、血、神三者之间的联系,从理气解郁以安神、调气化瘀以宁神、益气养血以养神3个方面阐述中医药治疗CN的诊疗思路,为中医药治疗CN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亦为其丰富了的诊疗方向,同时还归纳并总结了调气、治血、安神之类中医方药治疗CN的临床研究,以期进一步证实中医药的科学性并挖掘其优势,拓宽用药思路,为CN诊疗提供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导,更好地改善患者病情和预后.

慢性肾脏病是常见的慢性疾病，患者常伴有认知障碍，可进展为痴呆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疾病自我管理。本文从肾脑轴角度出发，分别阐述了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炎症反应引起的脑神经损伤、脑结构与功能改变、脑血流动力学失衡、脑代谢紊乱及肾脏替代治疗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以期全面介绍慢性肾脏病患者认知障碍发生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

热射病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是从热痉挛或热衰竭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临床特点是高热（高热的原因是过度运动或暴露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产生热应激反应，当热量累积超过热量散失时，核心体温升高） [1]。高热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造成严重的凝血功能紊乱，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MODS），甚至死亡。热射病的病死率甚高，文献报道可达21%~67%不等 [2,3]。早期识别危重症患者尤其重要，通过早期识别，早期尽早处置可以降低危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预后。目前如何早期识别危重症热射病进而提早干预的文献较少，本文作者通过多年临床经验，结合相关检验项目分析，可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并为早期提供加强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

目的:观察黄芩苷对兔冠状动脉球囊损伤后炎症和内皮功能的影响。方法: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将32只购自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每组8只，各组分别行冠状动脉球囊导管植入术，假手术组不植入球囊导管。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分别经腹腔注射黄芩苷100、300 mg/kg，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经腹腔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治疗7 d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外周血清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和IL-6]和内皮功能指标[一氧化氮(NO)、内皮素(ET-1)和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表达水平，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分析各组冠脉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和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1(VCAM-1)蛋白表达水平，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与模型组[(298.30±19.92)、(145.60±8.91)、(318.43±15.79) μg/L]比较，低剂量组兔外周血清中TNF-α、IL-1β和IL-6水平[(204.19±17.48)、(96.76±6.91)、(218.44±12.09) μg/L]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18、4.127、3.002， P<0.05)。与低剂量组比较，高剂量组兔外周血清中TNF-α、IL-1β和IL-6水平[(116.77±9.42)、(42.12±5.19)、(120.41±7.98) μg/L]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02、3.200、2.819， P<0.05)。与模型组中ET-1、AngⅡ和NO水平[(120.44±10.15)、(98.41±8.95) μg/L、(14.55±3.09) pmol/L]比较，低剂量组兔外周血清中ET-1和AngⅡ水平[(98.42±8.25)、(76.09±7.09) μg/L]显著下降，而NO水平[(21.11±4.29) pmol/L]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18、3.091、2.901， P<0.05)。与低剂量组比较，高剂量组兔外周血清中ET-1和AngⅡ水平[(68.11±7.32)、(40.27±5.33) μg/L]显著增加，而NO水平[(29.49±4.10) pmol/L]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10、2.298、2.091， P<0.05)。与模型组(1.10±0.11、1.22±0.1)比较，低剂量组兔血管组织ICAM-1和VCAM-1表达水平(0.92±0.15、0.40±0.12)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01、3.081， P<0.05)。与低剂量组比较，低剂量组兔血管组织ICAM-1和VCAM-1表达水平(0.74±0.11、0.25±0.09)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981、2.781， P<0.05)。 结论:黄芩苷可显著下调冠状动脉球囊导管损伤导致的炎性反应和内皮功能紊乱，对球囊植入术后的血管具有保护作用。

应激状态下患者出现血糖升高现象称为应激性高血糖（stress hyperglycemia，SHG）。SHG是既往无糖尿病病史的危重症患者常见的代谢紊乱。研究表明，血糖增高与ICU死亡率正相关 [1-2]，相关机制可能和高血糖导致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细胞外基质沉积以及血小板过度活化等因素有关 [2]。尽管应激性高血糖最早是在1878年由现代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Claude Bernard在一例出血性卒中的患者中发现 [3]，然而至今，神经重症患者的血糖管理在干预时机、控制目标范围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

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进步，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取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和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在目前国际采用的Sepsis-3指南推荐中，以感染+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应对脓毒症的策略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急诊医学作为急危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以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4个学（协）会及5个相关杂志出版机构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共识内容包括急性感染患者的确定识别、抗感染治疗、脓毒症高危患者的排查筛查、"炎症风暴"的发现和应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和凝血功能的调控、液体支持方案及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等，不仅总结归纳了临床常用的西医诊断治疗措施，也将祖国医学在脓毒症防治中的优势融入共识，期望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全面的诊疗参考，为减少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控形势严峻，存在基数大、发病率高、死亡风险大等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和雌激素水平下降，可能出现肥胖、糖脂代谢紊乱、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异常、血压升高、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等一系列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这在绝经后女性中尤为突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心肺耐力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呈负相关，运动可有效改善心肺耐力。本文就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现状、运动改善心肺耐力的干预方式（有氧运动、间歇冲刺运动、循环运动训练等）及相关机制以及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进行综述，以期为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防控和科学运动处方的建立提供参考。

川崎病是一种急性全身性中小血管炎性综合征，是儿童后天性心脏病的主要原因，最易累及冠状动脉，可以导致如冠状动脉扩张、冠状动脉瘤和急性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目前关于川崎病的发病原因及致病机制尚无准确定论，本文将围绕传染性病原体、环境因素、免疫失调和遗传倾向等方面阐述川崎病的病因，并围绕免疫系统异常活化、炎性细胞因子表达上调、金属基质蛋白酶活性提高、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等方面综述川崎病的致病机制。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是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其发生与神经微血管功能紊乱密切相关。有证据表明，DPN神经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先于神经结构功能的改变。早期的神经微血管改变表现为基底膜增厚、内皮细胞增生及血液流变学异常等，这些病变诱发了神经微循环障碍，造成神经内缺血缺氧，引起能量代谢障碍、山梨醇累积和氧化应激等效应导致DPN的发生发展。血管新生是组织恢复血液供应的重要方式，DPN的血管新生处于抑制状态，周围神经组织无法通过正常的血管新生过程来恢复血液供应、修复受损神经。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诱导血管新生促进神经血流恢复的方法被提出用于DPN的治疗。该文强调了微血管对周围神经的重要性，论述了DPN的血管新生抑制现象及可能机制，对目前治疗性血管新生在DPN中的研究进展作一梳理总结，以期为后续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