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评价益气活血通脉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7年3月-2019年3月泰州市中医院80例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9例和研究组41例。对照组采用静脉注射前列地尔注射液与口服西洛他唑片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益气活血通脉汤。2组均治疗1个月。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2 hPG，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TNF-α、IL-1及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采用黏度计检测血浆黏度及全血黏度，采用微量热沉法测定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采用Wintrobe法测定ESR。以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定足背动脉和股浅动脉的血管内径、血流量和峰值流速，记录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0.2%(37/41)、对照组为71.8%(28/39)，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66， P＝0.035)。治疗后，研究组FPG、2 hPG、TNF-α、IL-1、hs-CRP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6.113、4.180、7.655、2.825、2.534， P<0.01或 P<0.05)；血浆黏度、全血黏度、Fib、ESR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5.649、9.894、15.280、3.455， P值均<0.01)。治疗后，研究组股浅动脉、足背动脉的血管内径( t值分别为4.184、4.415)及血流量( t值分别为2.253、7.859)均高于对照组( P<0.01或 P<0.05)，峰值流速均低于对照组( t＝6.346、6.427， P值均<0.01)。 结论:益气活血通脉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效改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的血糖水平及血液高凝状态，升高股浅动脉、足背动脉的血管内径及血流量，降低峰值流速，提高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脾切断流术对肝硬化肝脏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前瞻性留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共54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脾切除前后不同时间点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肝脏血管内径和血流，血清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等血流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等肝再生和肝纤维化相关因子的变化。结果:54例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3例，年龄(45.5±10.2)岁。自由门静脉压从脾切除前的(37.0±7.1)cmH 2O(1 cmH 2O＝0.098 kPa)下降到术后的(26.1±5.7)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脾切除术后肝动脉内径(4.0±1.0)mm较术前(3.1±0.7) mm明显增加，门静脉内径(11.9±2.0)mm较术前(13.1±1.9)mm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肝动脉流速和血流量增加，门静脉流速和血流量减小。血清NO在脾切除术后即刻升高且持续处于高水平；血清ET-1在脾切除术后2 d下降且低水平波动。血清IL-6和HGF在脾切除术后2 d明显上升，在术后7 d和1个月缓慢下降。脾切除术后血清TGF- β1、MMP1明显升高，血清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脾切除术诱导了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重塑、肝细胞再生以及肝纤维化的逆转。对肝硬化肝脏产生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对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肢体主要动静脉及心脏血流动力学变化，并分析其相关机制。方法:采用回顾性自身前后对照研究方法。2017年1月—2022年2月，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烧伤康复科收治37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其中男25例、女12例，年龄23~52岁。患者创面愈合后12周内入院，于入院后1周内由康复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及裁缝师量身定做全身弹力衣、弹力长裤、背心及分指手套和分指袜、头罩及塑料颈圈等压力用品，穿着压力用品时将各部位压力维持在2.67~4.00 kPa。于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前（以下简称压力治疗前）及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1 h后（以下简称压力治疗1 h后），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查左侧腋动脉脉率，腋动脉与股动脉血管腔直径、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腋静脉与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平均血流速度，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三尖瓣E峰值、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用光学色谱皮肤检测仪检测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红色素及表面明亮度，以反映瘢痕微血管的充盈与分布情况。对数据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与压力治疗前比较，患者压力治疗1 h后腋动脉PSV明显减慢（ t=55.42， P<0.01），腋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60.50， P<0.01），腋动脉脉率、血管腔直径与阻力指数以及腋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80.52， P<0.01），股动脉血管腔直径、PSV与阻力指数以及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 t值分别为10.71、21.96， P<0.01），心脏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 t=7.57， P<0.01），心脏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均无明显变化（ P>0.05）。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与红色素值分别为15.3±1.1、16.8±1.2，均明显低于压力治疗前的24.5±1.3、23.8±1.2（ t值分别为8.32、8.04， P<0.01）；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表面明亮度值与压力治疗前相近（ P>0.05）。 结论: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继发增生性瘢痕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腋静脉及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腋动脉PSV明显减慢，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且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这些血流动力学变化可能与全身压力治疗减少了瘢痕局部的微血管内血流量有关。

目的:探讨门静脉通畅情况对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和门静脉血管病理生理的影响。方法:选取18只4~5 kg雄性成年新西兰白兔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3组：一组采用开腹后游离门静脉主干的方法，为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一组采用套管将门静脉主干部分缩窄的方法，为肝外门静脉梗阻(extra-hepatic portal venous obstruction，EHPVO)组；一组采用在EHPVO模型制备14 d后将套管去除的方法，为可恢复性肝外门静脉梗阻(reversible extra-hepatic portal venous obstruction，r-EHPVO)组。所有模型于制作第14天和第28天时，测量门静脉压力、门静脉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管直径。计算门静脉血管剪切力τ＝4Q×η/π× r3[其中η为血黏度(Pa·s)、Q为血液流速(mL/s)、 r为血管内半径(cm)]和门静脉血管周向应力T＝ΔP×r/h[其中r为血管平均半径(cm)，ΔP为管壁内外压强差(kPa)， h为壁厚(cm)]。模型制作第28天时取门静脉主干血管制作病理切片，显微镜拍照，采用Image J测量内膜和中膜厚度、内膜和中膜面积。比较三组血管剪切力、周向应力、内膜和中膜厚度、内膜/中膜面积(I/M)和内膜/内膜中膜面积之和[I/(I+M)]的差异。分析剪切力与内膜厚度、周向应力与中膜厚度的相关性。 结果:模型制作第28天时，与NC组相比，EHPVO组和r-EHPVO组的剪切力显著降低[EHPVO组比NC组为(0.392±0.041)Pa比(0.772±0.039)Pa， P<0.001；r-EHPVO组比NC组为(0.690±0.042)Pa比(0.772±0.039)Pa， P＝0.009]、周向应力显著升高[EHPVO组比NC组为(34.002±3.128)kPa比(15.706±0.867)kPa， P<0.001；r-EHPVO组比NC组为(22.329±3.350)kPa比(15.706±0.867)kPa， P＝0.002]；但与EHPVO组相比，r-EHPVO组的剪切力明显升高[(0.690±0.042)Pa比(0.392±0.041)Pa， P<0.001]、周向应力明显降低[(22.329±3.350)kPa比(34.002±3.128)kPa， P<0.001]。与模型制作第14天去除套管前相比，模型制作第28天时r-EHPVO组的剪切力显著升高[(0.690±0.042)Pa比(0.430±0.072)Pa， t＝－8.079， P<0.001]、周向应力显著降低[(22.329±3.350)kPa比(37.640±2.774)kPa， t＝7.373， P＝0.001]，但均与模型制作第14天时去除套管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剪切力：(0.690±0.042)Pa比(0.650±0.058)Pa， t＝－1.112， P＝0.317；周向应力：(22.329±3.350)kPa比(26.988±2.139)kPa， t＝2.532， P＝0.052]。EHPVO组的内膜厚度、I/M和I/(I+M)显著高于NC组和r-EHPVO组[EHPVO组内膜厚度比NC组内膜厚度为(11.35±1.47) μm比(6.19±1.34)μm， P<0.001；EHPVO组内膜厚度比r-EHPVO组内膜厚度为(11.35±1.47) μm比(7.88±1.72)μm， P＝0.001；EHPVO组I/M比NC组I/M为(0.156±0.019)比(0.100±0.020)， P<0.001；EHPVO组I/M比r-EHPVO组I/M为(0.156±0.019)比(0.117±0.011)， P＝0.002；EHPVO组I/(I+M)比NC组I/(I+M)为(0.135±0.014)比(0.091±0.016)， P<0.001；EHPVO组I/(I+M)比r-EHPVO组I/(I+M)为(0.135±0.014)比(0.105±0.009)， P＝0.002]，但NC组与r-EHPVO组的内膜厚度、I/M、I/(I+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内膜厚度：(6.19±1.34)μm比(7.88±1.72)μm， P＝0.071；I/M：(0.100±0.020)比(0.117±0.011)， P＝0.104；I/(I+M)：(0.091±0.016)比(0.105±0.009)， P＝0.089]。3组之间中膜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4.15±5.31) μm比(62.97±5.65)μm比(68.46±13.79)μm， P>0.05]。剪切力与内膜厚度呈负相关( r＝－0.799， P<0.001)。周向应力与中膜厚度呈正相关( r＝0.792， P<0.001)。 结论:肝外门静脉梗阻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及血管内膜变化密切相关，门静脉梗阻导致门静脉血流剪切力减少、周向应力增大及血管内膜增厚，重建门静脉入肝血流可逆转该状态。

目的:探讨2种不同材质留置针对脑血管造影患者置管相关并发症及舒适度的影响。方法:随机抽取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并使用静脉留置针进行静脉输液治疗的患者120例，依照患者入院先后顺序进行编号，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普通静脉留置针，观察组采用正压无针连接式留置针，比较2组患者置管相关并发症、置管时间以及舒适度。结果:观察组置管后24 h堵管、液体渗出、静脉炎发生率分别为0、1.67%（1/60）、0，与对照组的3.33%（2/60）、3.33%（2/60）、3.33%（2/6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2.037、0.348、2.039， P>0.05）；观察组置管后48 h堵管、液体渗出、静脉炎发生率分别为1.67%（1/60）、1.67%（1/60）、1.67%（1/60），与对照组的10.00%（6/60）、8.33%（5/60）、6.67%（4/6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3.793、2.814、1.884， P>0.05）；观察组置管后72 h堵管、液体渗出、静脉炎发生率均为3.33%（2/60），低于对照组的16.67%（10/60）、15.00%（9/60）、13.33%（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5.934、4.905、3.937， P<0.05）；观察组置管后24 h、48 h、72 h冲管前、后液体单位时间的流速（506.15 ± 66.84）、（483.55 ± 36.87）、（410.62 ± 41.66）ml/h，高于对照组的（474.77 ± 45.71）、（417.80 ± 22.14）、（310.87 ± 20.96）ml/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3.002、11.842、16.568， P<0.05）；观察组舒适度评分（8.53 ± 1.41）分，高于对照组的（7.97 ± 1.23）分，留置针留置时间（84.45 ± 8.95）h，长于对照组的（76.97 ± 6.77）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318、5.163， P< 0.05）。 结论:正压无针连接式留置针可有效降低脑血管造影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置管期间舒适度。

患者男，48岁，因"慢性肾衰竭行血液透析5年，左上肢肿胀伴透析时心悸、恶心、呕吐不适1周"就诊，为进一步诊治于2022年3月4日以"慢性肾衰竭维持透析，左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并发肿胀手综合征"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既往病史：高血压病史12年，规律服用降压药，平时血压维持在140~150/80~90 mmHg(1 mmHg＝0.133 kPa)，近期血压波动，间断高达170~180/100 mmHg。3年前曾患"脑出血"，遗留右上肢肌力减弱后遗症，偶有癫痫发作。体格检查：意识清，精神可，言语迟钝，反应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及颜面部肿胀发紫，左侧颈静脉怒张，左前胸壁静脉曲张；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处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右侧肢体肌力Ⅳ级，余肢体肌力Ⅴ级。行影像学检查。①颈静脉及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左侧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IJV)扩张，IJV血流持续反向，锁骨下静脉(subclavian vein，SCV)血流部分汇入头臂静脉，部分经IJV瓣膜口逆流达IJV远心段，SCV及IJV均呈动脉化血流频谱，IJV瓣口处峰流速120 cm/s；左侧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吻合口宽5.1 mm，肱动脉流量约3 500 ml/min，桡动脉远心端血流逆向汇入内瘘(图1)；②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升主动脉增宽，左、右心房增大；③中心静脉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左侧头臂静脉汇入上腔静脉处狭窄(图2)；④头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左侧外囊软化灶伴含铁血黄素沉积，左侧大脑脚华勒变性；时间飞跃法MRA(time of flight MRA，TOF-MRA)示左侧海绵窦、岩下窦、横窦、乙状窦显影，呈动静脉瘘样血流(图3)。诊断明确后分别予以左头臂静脉裸支架植入术及左SCV覆膜支架植入术，左前臂人造血管桡动脉－头静脉内瘘重建术(图4)。术后1周内患者上肢肿胀逐渐恢复正常，透析时头痛等不适症状消失，超声复查显示内瘘流量下降至1 500 ml/min左右，IJV反流停止，血流呈淤滞状态。术后半年超声复查，IJV反流又复发同术前，不伴明显不适症状。

孕妇29岁，孕24 +4周，孕3产2，第一胎生育一女孩，第二胎因胎儿心脏异常引产一男性胎儿，具体病因不祥。本次为自然妊娠，妊娠13周、19周超声检查未见异常，23周系统超声检查发现胎儿心脏增大、皮下水肿，其他结构未见异常。孕妇既往体健，孕期实验室检查未见异常，夫妻非近亲结婚，配偶体健，孕妇父母及一弟一女体健。因产前超声检查异常转诊来我院，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四腔心切面显示心胸面积比值增大(45%)，心包腔积液，左心室增大，左心室壁及心尖部增厚，左心室腔内膜面回声增强，可见多个大小不等肌性突起(图1A)。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示：左心室腔肌性突起间可见血流信号由心腔进入(图1B)，二尖瓣中量反流，反流速度210 cm/s(图2A)，三尖瓣大量反流，反流速度180 cm/s(图2B)，脐动脉舒张末期血流消失(图2C)，脐静脉见搏动征(图2D)，静脉导管A波反向(图2E)。胎儿全身扫查见胸腹腔积液，皮下组织水肿(图2F)，胎儿心率及节律未见异常，参考胎儿超声心动图心功能评分体系半定量评价胎儿心功能：胎儿心血管评分总分为3分。胎儿超声心动图提示：心脏增大、心肌异常、胎儿心功能异常。

目的:探讨长期口服β受体阻滞剂对脓毒症患者心肌损伤及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和重症监护病房（ICU）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患者，将符合脓毒性心肌损伤诊断的289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确诊前3个月内未服用过β受体阻滞剂的187例患者为非β-blocker组，确诊前每日口服β受体阻滞剂≥3个月的102例患者为β-blocker组。比较两组患者确诊时心率、平均动脉压（MAP），确诊24 h内心肌肌钙蛋白I（cTnI）、脑钠肽（BNP）、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血乳酸（Lac）、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 2）、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住院期间心脏超声指标〔左室射血分数（LVEF）、二尖瓣口舒张早期与晚期血流峰值流速比值（E/A）〕，以及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和28 d病死率。 结果:β-blocker组确诊时的心率显著低于非β-blocker组（次/min：107±8比110±7， P<0.01），确诊24 h内cTnI和BNP水平显著低于非β-blocker组〔cTnI（μg/L）：0.191（0.220）比0.291（0.300），BNP（ng/L）：627（133）比690（201），均 P<0.05〕；而β-blocker组与非β-blocker组MAP、CK-MB、Lac、ScvO 2、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LVEF、E/A、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及28 d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AP（mmHg，1 mmHg＝0.133 kPa）：70.6±3.9比69.9±3.8，CK-MB（μg/L）：4.24（3.33）比4.32（3.13），Lac（mmol/L）：3.50（1.80）比3.50（1.90），ScvO 2：0.729±0.032比0.735±0.041，SOFA评分（分）：7.74±2.34比7.25±2.23，APACHEⅡ评分（分）：17.19±5.13比18.27±6.12，LVEF：0.567±0.058比0.557±0.051，E/A：0.71（0.20）比0.69（0.20），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60.8%（62/102）比56.7%（106/187），28 d病死率：23.5%（24/102）比25.7%（48/187），均 P>0.05〕。 结论:长期口服β受体阻滞剂有助于减轻脓毒症患者心肌损伤，但对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无影响。

目的:探讨以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 IJV)作为搭桥血管的Rex手术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和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8月54例接受初次Rex手术(采用IJV作为搭桥血管)治疗肝前性门静脉高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5例，女19例；中位年龄5岁(0.8～14岁)。观察其临床表现、脾大脾功能亢进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恢复情况，应用Pearson χ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对手术前后脾长径、脾厚度、血小板计数及胃镜静脉曲张分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54例患儿中，无血管并发症47例患儿术后均无消化道出血，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或消失，患儿手术前、后血小板计数(108.49±100.98)×10 9/L和(171.54±92.22)×10 9/L比较，数值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手术前、后脾长径[(133.93±32.91)mm和(111.89±35.21)mm]和脾厚度[(44.88±11.03)mm和(34.72±9.04)mm]比较，数值均有所缩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F 2-F 3食管静脉曲张比例由术前73.9%(20/23)降至术后13.0%(3/23)。术后出现血管并发症7例(13.0%)，其中血管栓塞2例(3.7%)，血管狭窄5例(9.3%)。术后出现血管栓塞2例分别表现为脾功能亢进无缓解和消化道出血，均再次行Rex手术，术后血管通畅。血管狭窄5例表现为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不良或消化道出血，超声及CT检查可见吻合口直径<3 mm、流速增加3～4倍。其中，2例行球囊血管扩张成功；1例行球囊血管扩张后效果不佳而行血管支架置入，术后均血管通畅，症状缓解；余2例暂未接受治疗。 结论:IJV搭桥Rex手术效果良好，可以达到根治的手术目的。血管栓塞和吻合口狭窄是影响IJV搭桥Rex手术术后效果或导致手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出现血管栓塞患儿需要再次手术治疗，吻合口狭窄患儿行血管介入治疗并可以获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