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慢重症（CCI）已成为全球重症监护病房（ICU）幸存者的常见疾病。随着ICU诊疗技术的进步与集束化治疗的实施，重症患者的早期病死率显著降低，使其幸存于致命性的多器官功能衰竭（MOF）。但越来越多的幸存者遗留有持续的器官功能不全，难以撤离器官支持而滞留于ICU，成为CCI患者。这些患者经历持续的免疫失调反应，出现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因此，营养不良是CCI患者的重要临床特征。营养支持是CCI治疗手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营养支持策略主要在于提供足量的热量与蛋白质，辅以合适的促合成制剂促进合成代谢，使用免疫调节剂改善免疫抑制与炎症反应，补充微量营养素加强代谢支持。现从CCI患者的营养评估、热量评估、蛋白评估和其他营养制剂补充方面（如β受体阻滞剂、睾酮和甲基双氢睾酮、免疫营养、维生素）进行综述，从而为CCI的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院外强化管理模式对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疾病自我管理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CHF)出院患者95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48例和对照组47例。对照组采用院外常规延续性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院外强化管理模式予以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心功能改善情况、药物应用依从性、自我监测执行率、随访情况、自我护理水平及生活质量水平。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ACEI /ARB、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药物使用率及自称体重、自测血压、监测脉搏执行率均较对照组明显提高( P<0.05)，自我护理行为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随访期间，观察组患者再住院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P<0.05)，住院时长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P<0.05)。 结论:院外强化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水平，而且还能显著改善此类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院内并发1型心肾综合征（CRS1）的危险因素，同时联合相关危险因素构建联合预测因子并评价其的预测价值。方法: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AMI患者，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并发CRS1分为CRS1组和无CRS1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最邻近匹配法对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评分值。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MI患者并发CRS1的危险因素，通过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构建联合预测因子，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联合预测因子的曲线下面积（ AUC）值及最佳截断值。采用Python 3.8软件对建模样本进行十折交叉验证。 结果:该研究共纳入942例AMI患者，其中并发CRS1者113例（CRS1组），未发生CRS1者829例（无CRS1组）。将CRS1组和无CRS1组患者进行1∶1匹配后，最终匹配成功的患者两组各99例。倾向性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有糖尿病史者占比、有高血压病史者占比、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者占比、心肌缺血时间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CRS1组患者对比剂用量与无CRS1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6），两组患者心肌肌钙蛋白I（cTnI）峰值、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白细胞计数、基础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白蛋白及血红蛋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和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 P均<0.05）。通过对logistic的模型方程进行转换得到联合预测因子的计算公式，即L 联合= 0.031×cTnI+0.000 2×NT-proBNP-0.024×eGFR+0.254×白细胞计数，其中L 联合表示联合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cTnI峰值、NT-proBNP、基础eGFR、白细胞计数、联合预测因子的 AUC分别为0.76、0.85、0.79、0.81、0.92（ P均<0.05），联合预测因子的截断值为2.6。模型十折交叉验证后ROC曲线 AUC为0.89。 结论:基线eGFR降低以及NT-proBNP、cTnI峰值、白细胞计数升高是AMI患者院内并发CRS1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这4种生物标志物构建的联合预测因子对AMI患者并发CRS1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评价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sophagogastric variceal bleeding，EGVB）患者行规律内镜下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2015年1月—2018年1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行内镜下止血治疗的305例肝硬化EGVB病例纳入回顾性队列研究，按是否规律内镜下治疗分成2组，即规律内镜治疗组（ n=145）和未规律内镜治疗组（ n=160），主要观察指标为再出血率，次要观察指标为随访时间、再出血间隔时间和再出血死亡率。 结果:2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平均年龄、病因构成、病因是否控制、肝脏储备功能、是否服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再出血率规律内镜治疗组为11.7%（17/145），未规律内镜治疗组为41.9%（67/160）（ χ2=38.74， P<0.001）；随访时间规律内镜治疗组为（28.14±11.11）个月，未规律内镜治疗组为（21.10±12.37）个月（ t=5.21， P<0.001）；再出血间隔时间规律内镜治疗组为12.0（6.0，23.0）个月，未规律内镜治疗组为1.0（1.0，6.0）个月（ U=164.00， P<0.001）；再出血死亡率规律内镜治疗组为1.4%（2/145），未规律内镜治疗组为10.6%（17/160）（ χ2=11.13， P=0.001）。 结论:相较于未行规律内镜下治疗者，肝硬化EGVB患者行规律内镜下治疗更具临床意义，可显著降低再出血率、延长再出血时间间隔、减少再出血死亡率。

目的: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研究基于"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 %，29.8 %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 %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 %），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 %），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 %）；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 结论: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

目的:探讨无心房颤动（房颤）病史患者在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及其联合模型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首次植入心脏双腔起搏器治疗患者的资料，根据是否发生房颤分为新发房颤组和无房颤组。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及烟酒史等）和随访资料（包括起搏模式、起搏比例及植入后用药）等，筛选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联合预测模型。结果:入选223例患者，年龄（70.23±8.88）岁，其中男113例，随访（17.94±9.05）个月。①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45例（20%，45/223），包括症状性房颤21例（47%，21/45）和心房高频事件（AHRE）24例（53%，24/45），AHRE中亚临床房颤（SCAF）10例（42%，10/24）。②新发房颤组与无房颤组患者在糖尿病病史、饮酒史、尿酸水平、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射血分数、房性早搏百分数、平均心率及最快心率、心室起搏百分数、起搏模式、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将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及上述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显示，性别（ OR=0.170，95% CI 0.050~0.573， P=0.004）、饮酒史（ OR=9.319，95% CI 2.688~32.304， P<0.001）、左心房内径（ OR=1.143，95% CI 1.024~1.276， P=0.018）、心室起搏百分数（ OR=1.045，95% CI 1.023~1.067， P<0.001）、最快心率（ OR=1.044，95% CI 1.021~1.067， P<0.001）、房性早搏百分数（ OR=2.001，95% CI 1.427~2.807， P<0.001）是起搏器术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④经受试者工作曲线评估，上述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931，截断值0.249，敏感度为86.7%，特异度为86.0%。 结论:联合性别、饮酒史、左心房内径、心室起搏百分数、最快心率、房性早搏百分数对心脏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感染性休克的麻醉围术期管理。方法:分析北京医院行急诊手术的1例高龄伴感染性休克的麻醉患者，并结合文献复习加以总结。结果:麻醉诱导药物首选依托咪酯或氯胺酮、顺式阿曲库铵、瑞芬太尼，麻醉维持首选瑞芬太尼、七氟醚。联合应用右美托咪定可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合并新发房颤的感染性休克患者，围术期抗心律失常药物首选β受体阻滞剂，必要时使用普罗帕酮或胺碘酮进行药物复律。围术期超声评估可能用于指导感染性休克的围术期液体治疗和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结论:麻醉医生应重视并掌握感染性休克的麻醉围术期管理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