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眼睑成形术对患者眼表及屈光状态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选取2022-01/2023-06在我院眼科行眼睑成形术的患者70例108眼.其中诊断为上睑下垂的患者行提上睑肌缩短术40例48眼,诊断为眼睑皮肤松弛/单睑的患者行双眼重睑成形术30例60眼.比较各组患者手术前后眼表疾病指数(OSDI)评分、术眼泪河高度(TMH)、泪液分泌试验(S Ⅰ t)、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染色(FL)评分、角膜散光(Cyl)、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RI)、角膜表面非对称指数(SAI)、角膜平均曲率(Km)、总散光值(C).结果:提上睑肌缩短术组患者手术前后OSDI评分、BUT、S Ⅰ t、FL比较均有差异(均P＜0.05),TMH比较无差异(P＞0.05).术后 1 mo,OSDI 评分、BUT、S Ⅰt、FL 与术前比较均有差异(均P＜0.05).重睑成形组患者手术前后OSDI评分、BUT、S Ⅰ t、FL、TMH比较均无差异(均P＞0.05).提上睑肌缩短手术组和重睑成形组患者手术前后Cyl、SRI、SAI、Km、C 比较均无差异(均 P＞0.05).结论:提上睑肌缩短手术对于上睑下垂患者早期眼表有所影响,早期应予以保护角膜的措施,而重睑成形术对患者早期眼表无明显影响;眼睑成形术对于所有患者屈光状态均无明显影响.

目的：:探讨先天性晶状体脱位（CEL）患者角膜曲率、散光和像差的特征，为术前人工晶状体（IOL）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8年7月至2021年7月就诊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双眼CEL患者55例(55眼)作为CEL组，同时纳入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门诊体检者54例（54眼）作为对照组。采用Pentacam测量2组角膜前、后表面及总角膜曲率、散光及像差。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等对组间角膜参数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2组及各亚组间的散光类型分布。CEL组角膜参数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CEL组角膜前、后表面曲率及总角膜曲率小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5.62、-6.25、-5.66， P<0.001）。CEL组角膜前表面散光、总角膜散光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20， P=0.028； U=3.06， P=0.002）；2组间的角膜后表面散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间散光类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28、0.001）。CEL组总角膜像差、高阶像差及低阶像差高于对照组（ U=3.95， P<0.001； U=2.24， P=0.025； U=3.87， P<0.001），而球差低于对照组（ U=-3.7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角膜前表面水平彗差与年龄呈负相关（ r=-0.31， P=0.032）。 结论：:与健康者相比，CEL患者角膜曲率更小，角膜散光程度更高，角膜像差更大，角膜球差更小。CEL术前选择IOL时应参考总角膜散光情况，建议选择零球差或者球面IOL。

目的:分析白内障术后术源性散光(SIA)及眼前节参数的变化。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行晶状体超声乳化术者36例(56只眼)，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及3个月行Scansys三维眼前节分析仪检查角膜前、后表面屈光力和轴位并计算得出SIA、中央角膜厚度(CCT)、前房容积(ACV)、前房角(ACA)及前房深度(ACD)，比较其不同时间点的变化。结果:角膜前表面屈光力、角膜后表面平坦轴屈光力、角膜后表面散光术前和术后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角膜后表面陡峭轴屈光力术后1周及1个月为(-6.59±0.24)D、(-6.64±0.23)D，与术前(-6.49±0.27)D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角膜前表面均数SIA术后1个月及3个月为(0.80±0.35)D、(0.74±0.34)D，与术后1周(1.07±0.47)D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7.889， P<0.05)；CCT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539.81±27.64)μ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464， P<0.05)；ACV、ACA、ACD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48.64，367.50，625.93；均 P<0.05)。 结论:晶状体超声乳化术术后1个月SIA趋于稳定，角膜后表面陡峭轴屈光力术后3个月、CCT术后1个月恢复至术前水平，ACV、ACA、ACD术后增大并保持稳定。

目的:分析佩戴硬性高透气性角膜接触镜(RGP)对轻中度圆锥角膜进展的控制效果。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1至2017年验配RGP、佩戴2年后更换镜片的轻中度圆锥角膜45例(74眼)，比较佩戴前及佩戴2年后屈光度及视力等各项参数。结果:佩戴RGP前后两次最陡经线上角膜屈光力[(52.03±7.93)D与(51.52±6.52)D]、中央角膜厚度[(467.69±74.59)μm与(469.05±68.69)μm]、适配RGP基弧[(7.22±0.64)mm与(7.23±0.61)mm]、RGP屈光度[(-7.11±4.01)D与(-7.62±4.84)D]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90、-0.24、-0.30、1.29； P＝0.369、0.814、0.768、0.203)；而代表角膜前表面平均散光的Simk’s散光值在佩戴2年后为(-2.75±2.31)D低于佩戴前的(-3.88±3.02)D( t＝-4.08， P<0.001)、RGP视力(logMAR)0.02±0.09较初戴时的0.06±0.09提高( t＝-3.55， P＝0.001)。距角膜中央3.0 mm以内及3.1~5.0 mm两区域内的平均角膜屈光力在佩戴后2年均有所增加( t＝-2.67， P＝0.010； t＝-5.04， P<0.001)。而5.1~7.0 mm区域的平均角膜屈光力及角膜散光在配戴后2年却有所减小( t＝2.00, P＝0.049； t＝3.70， P<0.001)。 结论:佩戴RGP能有效控制轻中度圆锥角膜进展。

角膜散光的精准评估在屈光和白内障手术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以往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检查设备的局限性，低估了角膜后表面散光（PCA）对整体角膜散光评估所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基于不同原理的多种设备实现了对角膜后表面信息的直接或间接采集，其在临床和科研中的广泛应用使PCA的分布特点及规律逐渐清晰。现对PCA的评估方法和临床特征作一综述，旨在提高临床实践中对PCA的认识和重视。

目的：:研究玻璃酸钠滴眼液对干眼患者及无干眼者生物测量参数及人工晶状体度数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眼科门诊就诊患者140例（140眼），根据干眼检测指标分为中重度干眼组、轻度干眼组和无干眼组，其中中重度干眼组40例，轻度干眼组50例，无干眼组50例，均取其右眼数据。所有患者行IOLMaster 700生物测量后，滴入1滴0.1%的玻璃酸钠滴眼液，分别于5 min、10 min及15 min后再次行IOLMaster 700生物测量，比较3组滴入玻璃酸钠滴眼液前后不同时间点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曲率（K）、散光度数（K2-K1）及散光轴位的差异，并分别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采用方差分析或 t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点药前，与无干眼组相比较，中重度干眼组CCT较小（ P=0.030），K1、K2较大（ P=0.048、0.041），IOL度数较小（ P=0.018）；轻度干眼组K1、K2较大（ P=0.022、0.011），IOL度数无明显差异。中重度干眼组在滴入1滴玻璃酸钠滴眼液后5 min，CCT及IOL度数有增大的趋势（ t=28.244， P<0.001； t=2.623， P=0.012），K1、K2有减小的趋势（ t=-0.621， P=0.538； t=-2.462， P=0.018），IOL度数增加0.5 D的眼数占总眼数的18%；10 min后，与点药前比，CCT及IOL度数有增大的趋势（ t=7.334， P<0.001； t=4.425， P<0.001），K1、K2有减小的趋势（ t=-4.876， P<0.001； t=-4.179， P<0.001），22.5%的IOL度数增大0.5 D或1.0 D。15 min后，IOLMaster测量参数均回到干预前水平。轻度干眼组在滴药后5 min及10 min，与点药前比较除CCT增大（ t=9.286， P<0.001； t=7.516， P<0.001），余生物测量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点药后15 min，所有生物测量参数较点药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干眼组在滴后5 min及10 min，CCT有增大趋势（ t=11.618， P<0.001； t=16.785， P<0.001），IOL度数有减小的趋势（ t=-2.641， P=0.011； t=-1.429， P=0.159），IOL度数最大减小0.5 D；15 min后，所有生物测量参数较点药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各时间点中重度干眼组角膜前表面散光轴位变化较其他2组大，滴后5 min，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20， P=0.043）。 结论：:玻璃酸钠滴眼液的使用可能改变生物测量的数据，尤其对于合并有中重度干眼的患者。滴入玻璃酸钠滴眼液后短时间内，角膜曲率及散光轴位发生变化，中重度干眼患者IOL预测值增大、无干眼患者IOL预测值减小。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患儿，女，4岁，因"体检发现左眼验光异常1周"于2021年9月13日就诊于沈阳兴齐眼科医院。患儿身体及智力发育同同年龄儿童,无外伤史,家族中无相关眼病史,全身体格检查未见异常。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4，左眼0.15；眼压：右眼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8 mmHg。验光呈现为多次验光结果的不一致，散光数值的大幅变化，查体：裂隙灯显微镜下右眼前节未见异常，左眼晶状体透明，前表面形态未见异常，双侧对称，后囊膜中央部呈不规则弧形，中央部向后突起，后囊膜透明，双眼眼底检查未见异常。眼轴：右眼22.17 mm，左眼21.94 mm。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显示：左眼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角膜地形图提示：双眼角膜前后表面形态正常，见图1。临床诊断：左眼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指导患儿家属引导患儿明确视力、检影验光等检查结果，确定患儿左眼视力为0.15，矫正无提高，检影验光为不规则散光，符合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诊断，建议择期行左眼"晶状体摘除+前段玻璃体切割+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患儿家属拒绝手术治疗，并于多家医院就诊后均拒绝手术治疗，返回我院要求单纯遮盖健眼，患眼行弱视训练。患儿于2022年2月及7月随访2次，左眼最佳矫正视力均无提高。

目的:评估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CXL)治疗近视术后早期的生物力学变化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与单纯SMILE进行比较。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拟接受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和散光患者25例44眼，依据术眼术前Pentacam HR中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情况分为SMILE组和SMILE-CXL组。SMILE组为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正常者，接受单纯SMILE手术，共13例22眼；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为黄或红色且Corvis生物力学指数、角膜地形图联合生物力学指数<0.3者(除外圆锥角膜)接受SMILE联合CXL手术，为SMILE-CXL组，共12例22眼。2个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综合验光仪测定术前和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屈光度变化，包括球镜度、柱镜度及等效球镜度(SE)；采用Corvis ST测定2个组术眼术前及术后6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变化；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安全指数和有效指数，其中安全性指数为术后平均B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有效性指数为术后平均U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 结果:术后6个月，2个组的裸眼视力较术前均明显提高且≥1.0，2个组术眼安全性指数和有效性指数、SE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6个月第2次压平时间、最大压陷时间顶点和2 mm位置之间的形变幅度比值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CXL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的变化幅度值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0.036)；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最大压陷深度、第1次压平速度、最大压陷时两峰间距、综合半径较术前均明显增加，最大压陷时角膜反向曲率半径、第1次压平长度、第2次压平长度、水平方向Ambr?sio相关厚度、角膜硬度参数、生物力学校正眼压均明显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上述角膜生物力学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早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与SMILE接近。SMILE及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强度均下降，但SMILE联合CXL术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均优于单纯SMILE手术。

目的:探讨圆锥角膜患者及其亲代的角膜地形图特征及对应指标相关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于青岛眼科医院就诊的圆锥角膜患者父母48人（96只眼）为试验组，男性23人，女性25人，年龄（44.14±1.70）岁；纳入无圆锥角膜的屈光不正患者父母44人（88只眼）为对照组，男女各22人，年龄（42.81±4.03）岁；并进一步在两组中按性别进行分组。另将试验组子代26例（49只眼）圆锥角膜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5例，女性11例，年龄（18.83±2.74）岁。两组受试者及圆锥角膜患者均行视力及Pentacam角膜地形图检查，并做Belin分析。收集基础指标包括：平坦曲率K1、陡峭曲率K2、最大曲率Kmax及散光，角膜最薄厚度（TP）及前/后表面高度（Ef/Eb）；及Belin分析指标：角膜前/后表面高度偏差值（Df/Db）、厚度进展偏差值（Dp）、最薄点偏差值（Dt）、相关厚度偏差值（Da）、总偏差值（Do）；最小/最大/平均厚度进展指数（PPImin、PPImax、PPIave），及Ambrósio平均/最大相关厚度指数（ARTave/ARTmax）。并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差异的统计意义；对比两组诊断指标异常值的比例，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对比各诊断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的鉴别价值。采用偏相关分析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参数的相关性，二分类Logistics回归分析通过亲代指标推测子代患病情况。 结果:试验组中筛查出1例（2.08%）阳性患者；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前表面参数K1、K2、Kmax、散光度数、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和对照角膜厚度分别为522.00（493.00，542.75）、540.00（523.25，559.50）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8.00（4.00，11.00）、5.00（3.00，8.00）μ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415，-3.307； P<0.05）。另外，两组除Df外，其余Belin分析指标如Do（ Z=-4.551， P=0.000）、PPImax（ Z=-3.959， P=0.000）、ARTave（ Z=-4.792， P=0.000）等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elin分析指标中试验组可疑指标比例为对照组的1.5倍，病理指标则近3.0倍。ARTave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人群的整体鉴别价值最大（ROC曲线下面积为0.705），而PPImax灵敏度最高（0.854），Eb特异度最高（0.837）。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具有强相关性，二分类回归分析发现母亲Do、Eb 、TP指标及父亲Do、Kmax指标是影响子代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子代中表现出85.6% 的诊断率。 结论:圆锥角膜患者亲代的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中角膜前表面指标正常，但角膜厚度较薄、后表面高度增高；Belin分析指标除Df外均出现异常，可疑及病理指标占比升高；该人群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拥有亚临床期圆锥角膜的特征。相对传统指标，ARTave对该人群的亚临床圆锥角膜鉴别价值最高。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之间的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强相关，母亲指标的Do、Eb、TP与父亲指标中Do、Kmax预测子代患病情况价值较高。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456-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