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及管理全过程均存在风险，可由镇痛方式、患者个性化因素或用药错误等引起。为了减少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风险，提高安全用药水平，合理用药国际网络中国中心组临床安全用药组、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安全用药工作组组织国内药学专家和麻醉学专家制定了本指导原则，从管理、药品和特殊人群3个方面阐述围手术期镇痛药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措施。管理相关风险包括镇痛方案制定过程中的风险、信息/物品/药品传递风险、术中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的相关风险，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加强培训和完善信息化等途径进行防范。药品相关风险是药品的固有属性，镇痛药分为麻醉性镇痛药、解热镇痛药和镇痛辅助药等，可根据具体药物的风险点制定相应的防范策略。特殊人群包括老年人、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等有各自的生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特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应对措施。通过对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全方位监测，可进行风险预测和制定规避方案，实施药学监护，从而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用药安全。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监测的所有医务人员。

热性惊厥是儿童惊厥最常见的原因，目前认为热性惊厥的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国内外相关研究多关注遗传易感性，而环境因素的作用，尤其病毒感染则是被相对忽视的领域。儿童是各种病毒感染的高发人群，很多病毒的感染易致高热，当超过个体惊厥体温阈值时，可诱发热性惊厥；此外，病毒感染引发机体生成的炎症细胞因子，通过血脑屏障影响神经细胞，促使惊厥的发生。该文综述了儿童多种病毒感染所致热性惊厥的临床特点及发生机制，如人疱疹病毒-6型、呼吸道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胃肠炎相关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肠道病毒等，以助临床医生了解热性惊厥中不同病毒感染的作用。

对乙酰氨基酚（APAP）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抗炎药，但过量使用往往会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急性肝衰竭，严重者会造成死亡，目前仍缺乏特异的治疗手段。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信号通路是近年来识别出的在过量APAP诱导的急性肝损害中极具潜力的治疗靶点之一。本文从APAP在肝脏代谢过程中的JNK信号通路、JNK信号通路的激活及氧化应激的放大、与JNK信号通路相关的其他通路或细胞过程、靶向JNK的药物可能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JNK信号通路靶点在APAP肝毒性中的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方向并进行可行性分析，且为寻找其他靶点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对支气管哮喘(哮喘)儿童肺功能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23年1月1日至2月28日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且处于COVID-19确诊后3～8周的138例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的哮喘控制水平分为哮喘控制良好组(84例)与哮喘控制不佳组(54例)。比较2组哮喘患儿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确诊哮喘时长、吸入过敏原阳性比例、合并其他过敏性疾病比例、过敏性疾病家族史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史)。分析哮喘患儿COVID-19的临床特征(包括临床分型、临床表现、治疗和影像学表现)。比较2组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前3个月内和就诊当日的肺功能检查结果[常规肺功能检查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一秒率(FEV 1/FVC)、呼气流量峰值、用力呼出25%肺活量的呼气流量、用力呼出50%肺活量的呼气流量(FEF 50)、用力呼出75%肺活量的呼气流量(FEF 75)和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MEF)；脉冲振荡技术测定肺功能指标包括共振频率(f res)、5 Hz下的电抗(X 5)、5 Hz下的阻力(R 5)、20 Hz下的阻力(R 20)、5 Hz与20 Hz下的阻力差值(R 5－R 20)和电抗面积(AX)]。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后肺功能恶化的危险因素。 结果:哮喘控制良好组男60例，女24例，中位年龄7岁；哮喘控制不佳组男39例，女15例，中位年龄8岁。2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3例(96.38%)为轻型COVID-19，5例(3.62%)为中型COVID-19；临床表现有发热[132例(95.65%)]、咳嗽[106例(76.81%)]、喘息[18例(13.04%)]、腹泻[14例(10.14%)]等。所有患儿治疗均以解热镇痛药和中成药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中型COVID-19患儿影像学表现主要为肺部大小不等的斑片状磨玻璃影。哮喘控制不佳组患儿的咳嗽时长和喘息发生率均高于哮喘控制良好组[6(4，8) d比4(3，6) d，22.22%(12/54)比7.14%(6/84)，均 P<0.05]。COVID-19确诊后，哮喘控制良好组FEV 1/FVC占预计值百分比(%pred)、FEF 50%pred、FEF 75%pred和MMEF%pred较COVID-19确诊前均降低，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pred、FEV 1/FVC%pred、FEF 50%pred、FEF 75%pred和MMEF%pred较COVID-19确诊前均降低；哮喘控制良好组X 5%pred、R 5－R 20和AX较COVID-19确诊前均升高，哮喘控制不佳组f res、R 5－R 20、AX较COVID-19确诊前均升高(均 P<0.05)。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FEV 1/FVC、FEF 75和MMEF下降率均较哮喘控制良好组高，f res和R 5－R 20上升率均较哮喘控制良好组高(均 P<0.05)。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下降≥8%、MMEF下降≥25%比例均高于哮喘控制良好组[35.19%(19/54)比14.29%(12/84)，51.85%(28/54)比21.43%(18/84)，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哮喘控制不佳是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后肺功能恶化的危险因素( OR＝8.000， P＝0.008)。 结论:COVID-19会导致哮喘患儿肺功能水平下降，且哮喘控制不佳的患儿肺功能水平下降更明显。

家庭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安全用药的重要环节，然而往往容易被忽视。解热镇痛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雾化吸入药物等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常用药物，仍普遍存在用药不当现象。掌握合理用药原则、明确药物使用注意事项、正确阅读或理解药品说明书和药品处方信息、注意药品储存要点等在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管理水平，提高家庭成员用药健康素养，特组织呼吸相关领域专家、临床医师以及药师以家长为目标人群制定本共识。

目的:分析急性药物中毒的临床特点，为急诊中毒患者的诊疗决策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97例急性药物中毒患者临床资料（年龄、性别、基础疾病、服药时间、就诊时间、药物种类、药物毒检浓度、伴随症状、住院时长、治疗方式、液体复苏、患者转归及预后）。纳入标准：年龄≥14周岁，符合急诊急性中毒标准；排除标准：年龄<14周岁；临床资料不完整；农药中毒；急性有害气体中毒；其他非药物中毒患者。根据患者出院时转归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临床特征、药物相关资料、实验室检查和治疗情况。 结果:纳入的急性药物中毒患者年龄为（38.9±20.4）岁，以青年患者居多，占比68.0%（134例），伴随症状以意识障碍106例、头晕56例、乏力38例、恶心呕吐42例常见。药物相关资料：就诊时间为7.17±0.89 h（0.5~96 h），服药种类分布以镇静安眠药105例（53.2%）、抗精神病药物73例（37.1%）、抗生素17例（8.6%）、解热镇痛药20例（10.2%）常见。临床资料分析：存活组患者入室GCS评分（12.47±3.05）高于死亡组（7.60±4.43），且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死亡组患者在谷丙转氨酶、尿素氮、肌酐、心肌肌钙蛋白I、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浆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均高于存活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与转归：治愈187例，死亡10例，接受洗胃治疗159例，血液净化治疗23例，对134例进行毒检患者治疗前后的毒物浓度进行比较发现，治疗后浓度均较前明显下降，其中艾司唑仑、佐匹克隆、西酞普兰、劳拉西泮、喹硫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急诊急性药物中毒以镇静安眠药、抗精神病药、解热镇痛药为主，临床上开展毒化实验室检查对指导患者治疗有指导意义，对于常见的急性药物中毒建立规范的监测系统和诊疗路径是未来的方向。

目的:探讨大承气汤对轻症急性胰腺炎（MAP）患者的疗效及其治疗机制。方法:采用平行分组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21年2月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68例急性胰腺炎（AP）患者。结合患者入院时病情及是否同意使用大承气汤，按照1∶1等量随机原则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大承气汤组；同时招募2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两组患者均予以奥曲肽+禁食、胃肠减压、解热镇痛、抗炎、抑制胃酸和胰液分泌、维持电解质平衡等常规西医治疗；大承气汤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大承气汤，每次100 mL，每日2次，连续观察7 d。记录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恢复肠鸣音时间、首次排便时间），并对粪便样本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对经质量控制等相关处理后获得的归一化数据进行多样性分析（Alpha多样性和Beta多样性）及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分析（LEfSe分析），观察MAP患者肠道微生物区系变化；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炎症指标与肠道属水平微生物的相关性。治疗期间监测MAP患者血、尿、粪三大常规及肾功能和心电图，以评估安全性。结果:68例AP患者中，排除中重症AP患者16例、未收集到标本或自动放弃治疗患者4例，最终48例MAP患者纳入分析，常规治疗组和大承气汤组各24例。两组治疗7 d炎症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其中大承气汤组CRP、PCT、IL-6水平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CRP（mg/L）：8.50（3.50，13.00）比16.00（9.25，29.75），PCT（μg/L）：0.06（0.03，0.08）比0.09（0.05，0.11），IL-6（ng/L）：6.36（3.96，10.79）比13.24（6.69，18.87），均 P<0.05〕；且大承气汤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也较常规治疗组明显缩短〔首次排气时间（d）：1.62±0.65比2.80±0.65，恢复肠鸣音时间（d）：1.13±0.58比2.31±0.76，首次排便时间（d）：3.12±0.75比4.39±0.76，均 P<0.05〕。肠道菌群多样性分析显示，无论是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还是丰富度，健康对照组均最高，常规治疗组均最低；且健康对照者微生物群落与MAP患者的重合度均较小，而不同治疗方法间MAP患者的重合度相对较大。LEfSe分析显示，大承气汤降低了大肠埃希菌-志贺菌属和丹毒梭状芽孢杆菌属的相对丰度，同时提高了乳杆菌属、罗姆布茨菌属、布劳特菌属3个有益菌属的相对丰度；在MAP患者肠道中，黏液乳杆菌属和联合乳杆菌属均明显富集。相关性分析显示，大肠埃希菌-志贺菌属与WBC、CRP、PCT、IL-6这4个炎症指标均呈显著正相关（ r值分别为0.31、0.41、0.57、0.43，均 P<0.05）；其他菌属与炎症指标无明显相关性。治疗过程中，MAP患者血、尿、粪三大常规及肾功能和心电图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大承气汤可通过调节MAP患者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组成，抑制炎症反应，促进肠道微生态平衡和胃肠功能恢复，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目的:了解儿科门急诊处方、住院医嘱中儿童高警示药品（HAM）使用状况。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怀柔妇幼保健院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年龄<18岁患者的所有门急诊处方和住院医嘱，根据《中国儿童高警示药品目录》，对处方/医嘱中儿童HAM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处方/医嘱297 968张，包括门急诊处方270 024张（90.62%），住院医嘱27 944张（9.38%）；处方涉及的患儿包括男性162 521例次（54.54%），女性135 447例次（45.46%）；年龄（4±3）岁，范围0~17岁；每张处方药品种数为（2±1）种，范围1~9种。297 968张处方/医嘱中涉及儿童HAM处方23 476张（7.88%），门急诊处方中儿童HAM处方占比明显高于住院医嘱[7.92%（21 381/270 024）比7.50%（2 095/27 944）， P=0.013]，外科处方/医嘱中儿童HAM处方占比[32.84%（1 220/3 715）]明显高于内科[8.17%（22 043/269 777）]和其他科室[0.87%（213/24 47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23 476张处方涉及儿童HAM共13类42种，使用26 084例次。使用频次排名前3位的药物类型包括中药注射剂（8 694例次、33.33%）、解热镇痛抗炎药（7 505例次、28.77%）和抗感染药物（4 011例次、15.38%），排名前10位的儿童HAM分别为对乙酰氨基酚、炎琥宁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维生素K 1、阿糖腺苷、破伤风抗毒素、青霉素类、苯巴比妥、异丙嗪注射剂和肝素。因儿童HAM用药错误导致9例患儿发生不良事件，均为E级，涉及的药物包括喜炎平注射液、对乙酰氨基酚和维生素K 1注射液。 结论:儿童HAM使用较普遍，中药注射剂相关HAM使用较多，门急诊和外科处方中含儿童HAM占比较高。儿童HAM相关用药错误可能导致严重不良事件，应加强管理。

部分“发热”患者只是体表局部温度升高，而体核温度正常，我们将其称之为假热。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我院发热门诊诊断为“假热”的6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患者均为青少年，多是感冒症状消失后，腋温不降反而逐渐升高；患者多无明显不适或仅有轻度“头蒙”；实验室检查无明显异常，解热镇痛药退热无效。假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临床现象，不属于功能性发热、伪装热，其机制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