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左束支起搏对慢性心力衰竭(心衰)合并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或起搏依赖患者行心脏再同步治疗(CRT)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方法:入选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内科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慢性心衰且有CRT适应证的患者，行左束支起搏及CRT。评估患者临床心功能情况，检测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QRS时限、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等指标，并进行起搏器程控优化；对以上结果进行0.5~1.0年随访。结果:10例患者均成功施行左束支起搏治疗。患者QRS时限较术前缩短[(119.40±16.89)ms对(164.60±22.96)ms， P<0.000 1]；经双心室同步起搏后，部分患者QRS时限进一步缩短[(112.60±19.48)ms对(119.40±16.89)ms， P＝0.004]。术后随访发现8例患者心功能改善，9例LVEF明显改善，住院率明显降低，左心室内同步性较前改善。 结论:左束支起搏对慢性心衰合并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或起搏依赖的患者具有可行性及有效性，结合双心室起搏，可进一步减小QRS时限，改善电同步性，提高CRT反应率。

起搏系统感染问题备受关注，完全拔除整套起搏系统对于起搏器依赖并感染患者难度更大，无导线起搏器植入的同时拔除感染的起搏系统可能是解决这个难题安全有效的方法。

目的:探讨室间隔消融术（ASA）治疗症状轻微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HOCM）患者的疗效。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01年3月至2017年12月住院和门诊诊治的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Ⅱ级的HOCM的患者。根据治疗方式分为单纯药物治疗组（药物治疗组）和ASA治疗组（ASA组）。通过数字病例管理系统获得入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资料、病史、合并症（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及卒中）、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的检查结果、治疗方案及随访情况等。主要临床终点为全因死亡和肥厚型心肌病（HCM）相关死亡事件。有效性指标包括治疗后左心室流出道压力阶差（LVOTG）、NYHA心功能分级改善情况以及新发心房颤动况，安全性指标包括患者围术期死亡及起搏器依赖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患者的生存率，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研究最终纳入患者150例，年龄（52.9±14.5）岁，男性92例（61.3%）。其中药物治疗组102例、ASA组48例。与药物治疗组比较，ASA组患者年龄较小、LVOTG较大（ P均<0.05）。研究随访6.0（3.5，8.1）年。末次随访结果显示，ASA组患者的LVOTG由（85.8±35.4）mmHg（1 mmHg=0.133 kPa）降至（27.7±19.8）mmHg（ P<0.001），其中有32例（66.7%）患者LVOTG<30 mmHg；室间隔厚度由（20.3±3.8）mm降至（16.1±3.4）mm（ P<0.001）；NYHA心功能Ⅰ级者达31例（64.6%）（ P<0.001）。ASA组患者新发心房颤动的比率有低于药物治疗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3%（4/43）比20.8%（20/96）， P=0.096］。随访期间共有13例患者死亡，其中药物治疗组11例（10.8%）、ASA组2例（4.2%）。ASA组1例（2.1%）患者发生围术期相关起搏器依赖，1例（2.1%）患者于术后10年因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植入双腔起搏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药物治疗组与ASA组患者总体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1），5、10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2.9%、83.0%和97.9%、97.9%。药物治疗组和ASA组患者去除HCM相关死亡的累计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7），5、10年两组去除HCM相关死亡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4.2%、86.1%和97.9%、97.9%。 结论:ASA治疗症状轻微的HOCM患者的有效性优于单纯药物治疗，且安全性良好。

希氏束起搏（HBP）常规从左侧血管路径植入，然而，临床上部分患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通过右侧血管路径植入HBP，利用现有希氏束植入工具难度较大。如果这类患者还同时存在临时起搏器依赖等原因导致术中无法标测或标测不到希氏束（His）电位，手术难度将进一步增加。现报道1例利用三尖瓣环造影方法指导右侧血管路径心室侧希氏束起搏植入。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特殊时期该类患者的管理策略。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2020年2月10日至4月10日COVID-19疫情期间接受起搏器及除颤器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与2019年同期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研究共纳入13例患者，年龄（68.2±7.8）岁，男5例（38.5%），11例（84.6%）患者来自北京地区。5例（38.5%）患者合并黑矇/晕厥史且为起搏依赖，8例（61.5%）患者达到择期更换适应证（ERI）或耗竭期（EOL），未达到ERI或EOL者CIED电池剩余时间（2.3±1.0）个月。3例起搏依赖患者达到ERI。12例（92.3%）患者进行了单腔心室起搏器（VVI）或双腔起搏器（DDD）更换，1例（7.7%）患者进行了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更换。与2019年同期相比，CIED更换数量明显下降，更多患者来自北京地区，合并黑矇或晕厥史、起搏依赖、ERI或EOL比例[15（38.5%）对8（61.5%）， P=0.201]更高以及CIED电池电量剩余时间[（5.5±3.5）月对（2.3±1.0）月， P=0.001]更短。 结论: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应针对性筛选需紧急行器械更换患者，对合并黑矇或晕厥史、起搏依赖以及达到ERI/EOL的患者，特别是已达到ERI/EOL的起搏依赖患者，应优先进行CIED更换以最大化保证患者安全。

目的:探讨在心室起搏依赖伴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患者中行左束支起搏的可行性和长期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连续入选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因心动过缓、预计心室起搏比例>40%且左心室射血分数<40%，行左束支起搏的患者。比较术前与术后QRS时限、起搏参数（阈值、感知和阻抗）、超声心动图参数的变化。结果:共入选35例HFrEF患者，年龄（69.0±13.1）岁，其中男26例。左束支起搏成功率为100%。随访（2.6±0.7）年，患者术后QRS时限较术前趋于改善[（142.9±46.4） ms对（133.0±16.8） ms， P=0.088]。术中和术后随访相比，患者起搏阈值、感知和阻抗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和术后随访相比，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34.2%±5.1%对44.7%±12.6%， P<0.000 1）、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62.7±12.2） mm对（58.3±11.9） mm， P=0.002]、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 [（52.5±11.7） mm对（47.5±13.4） mm， P=0.004]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左束支起搏在心室起搏依赖伴HFrEF患者中成功率高，术后长期随访起搏参数稳定，心功能显著改善。

回顾性研究2022年9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脊柱脊髓神经功能重建科收治的1例C2颈髓损伤(CSCI)患儿使用植入式膈肌起搏器(IDP)的远期疗效及并发症。患儿，男，12岁时无明显诱因出现四肢瘫痪，后完全依赖呼吸机通气。14岁在单侧膈肌起搏模式下可完全脱离呼吸机。术后5年因肺炎使用呼吸机数月后，再次使用IDP，自感起搏效果下降。再次入院后评估发现患儿膈肌轻度萎缩，继发扁平胸及轻度脊柱侧弯。经膈肌起搏阈值优化及康复治疗，患者呼吸功能较前好转。提示IDP可在CSCI患儿长期使用，但需考虑扁平胸、脊柱侧弯限制肺部扩张，同时腹部痉挛加重影响腹部顺应性，从而导致膈肌做功效率降低。

目前的双腔起搏系统经常用于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患者.有一项基本原则是,每个导线通道(心房或心室)都应该对各自腔室的刺激做出反应,并对来自另一个腔室的信号选择性地做出反应.心房起搏脉冲后,房室间期(AVI)开始计时,对于心房通道AVI分为心房空白期和不应期两部分,而心室通道AVI分为三部分:最开始的心房后心室空白期(PAVB),随后的交叉感知窗(Cross-talk Detection Window,CDW)以及最后的警觉期(即正常感知期)(图1).在心房后心室空白期内心室通道对信号不感知,以防止其感知到心房起搏刺激信号.如果心室通道不适当地把心房起搏刺激误判为自身心室事件,而可能导致心室停搏(图2).心室通道感知到心房信号传统上被定义为交叉感知.心房后心室空白期的设定就是对交叉感知进行保护,防止起搏器依赖患者出现心室停搏的恶果.

患者女性,78岁,因"发现起搏器囊袋感染2周,破溃1周"入院.患者18年前植入AAI起搏器;5年前置换脉冲发生器;3年前因电极感知故障,于右室植入主动电极一根,旷置原心房电极.入院后程控提示无起搏器依赖,遂行电极拔除术.先经右锁骨下静脉顺利拔除右室电极导线;在拔除心房电极过程中,途径右锁骨下静脉时发现阻力,改由经右股静脉途径成功拔除.

人的心输出量(Cardiacoutput,CO)等于每搏量乘以心率,在运动、兴奋等应激状态下,人体需氧量增加,而每搏量可以增加的程度有限,所以心率的增加起到关键作用.安静时的CO=4～6 L/min,极量运动时CO＞20 L/min,活动时CO的增加主要依赖心率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