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Micra无导线起搏器系统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连续入选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南京鼓楼医院住院治疗且具备Micra无导线起搏器系统植入适应证的心律失常患者41例.其中因囊袋感染电极导线拔除后再植入无导线起搏器21例(再植入LP组),首次植入无导线起搏器20例(首次植入LP组).对比分析两组的手术时间、释放次数、X线曝光时间、起搏参数、并发症等数据.随访两组植入1、3、6及12个月时起搏参数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植入Micra无导线起搏器,起搏器植入部位为中高位室间隔.再植入LP组男性15例(71.4％),平均年龄(72.5±19.1)岁.首次植入LP组男性12例(60％),平均年龄(60.8±8.4)岁.再植入LP组与首次植入LP组相比,在手术时间、释放≤ 2次比例、X线曝光时间、起搏阈值、感知、阻抗之间均无差异(P均＞0.05),两组均未发生手术及起搏器相关并发症和严重不良事件.两组患者在1、3、6及12个月随访时的起搏阈值、感知、阻抗均无差异(P均＞0.05).结论 Micra无导线起搏器植入安全可行,传统起搏器因感染并发症移除后更换无导线起搏器亦同样安全有效.

目的:总结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PICC)引起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及治疗水平。方法:对2018年12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PICC导致新生儿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病例的临床资料及诊疗经过进行总结，并结合文献报道对PICC导致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患儿，女，胎龄30周 ＋1，出生体重1 370 g。生后Apgar评分1 min为5分，5 min为9分。于生后第2天经右上肢贵要静脉置入PICC并持续静脉输液。生后第8天突然出现心率增快及代谢性酸中毒，实验室检查感染指标无异常，听诊心音遥远，心脏超声提示大量胸腔积液。立即拔除PICC，并行心包穿刺术，放出35 mL乳白色心包积液，患儿状态迅速好转，心音有力，代谢性酸中毒纠正。文献检索共有14篇报道24例PICC导致新生儿心包积液病例，并本例资料共25例。25例患儿中，胎龄<28周的超早产儿15例(60.0%)，28～34周的早产儿9例(36.0%)，足月儿1例(4.0%)。平均出生体重(1 080.6±585.5)g。置管时间中位数为3 d，发生心包积液的PICC使用时长中位数为7 d。导管置入部位以右肘前静脉及右贵要静脉为主，其余经大隐静脉等部位置入。导管尖端位置以直接位于右心房所占比例最高[13例(52.0%)]，其次为由上腔静脉漂移至右心房[7例(28.0%)]。2例患儿以心搏骤停为主要表现，1例患儿表现为心率增快，1例患儿表现为代谢性酸中毒，1例患儿表现为原有疾病恶化，其余患儿均表现为心动过缓、呼吸暂停及低血压。9例死亡，病死率36.0%，16例(64.0%)好转。进行心包穿刺患儿中，仅1例死亡。 结论:在任何置入PICC的极低出生体重儿中，当临床出现难以解释的呼吸循环系统不稳定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呼吸暂停、低血压、代谢性酸中毒等情况时，均应考虑到PICC导致的心包积液/心包填塞，及早诊断并进行心包穿刺对挽救生命至关重要。

目的:评估并总结上海地区无导线起搏器（Micra）的患者选择、植入策略、起搏参数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方法:本研究为描述性研究。回顾性选取2019年12月至2023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50家上海地区心脏中心植入无导线起搏器的患者，观察和评估无导线起搏器的适应证、植入部位、程控检测起搏参数（阈值、感知、阻抗）、手术时间、X线曝光量、术后程控随访参数（阈值、感知、阻抗）、AV同步率（如为Micra AV）及不良事件。结果:入选1 620例患者，年龄（72.6±15.3）岁，男923例、女697例，其中心房颤动（房颤）伴慢心室率496例（30.6%，496/1 620），病态窦房结综合征476例（29.4%，476/1 620），房室传导阻滞648例（40.0%，648/1 620），植入成功率99.8%（1 617/1 620）。手术时间（43.8±17.6）min，X线曝光量（82.82±38.0） mGy，其中1 283例（79.2%，1 283/1 620）患者植入部位在中位室间隔，248例（15.3%，248/1 620）植入部位在低位室间隔，58例（3.6%，58/1 620）植入部位在高位室间隔，31例（1.9%，31/1 620）植入部位在心尖部。术中测得的起搏阈值（0.56±0.26） V/0.24 ms，心室感知（10.04±4.16） mV，阻抗（888.0±250.7） Ω。Micra AV 1个月随访时平均房室同步率为76.6%，1年随访时平均房室同步率为79.0%。共发生了38例（2.35%，38/1 620）不良事件：股静脉血栓6例（0.37%，6/1 620）、动静脉瘘3例（0.19%，3/1 620）、假性动脉瘤4例（0.25%，4/1 620）、心脏穿孔9例（0.56%，9/1 620）、无导线起搏器移位3例（0.19%，3/1 620）、感染1例（0.06%，1/1 620）、起搏阈值升高5例（0.31%，5/1 620）、设备故障2例（0.12%，2/1 620）、非手术死亡5例（0.31%，5/1 620）。结论: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总体上安全可行，术者多首选植入在中位室间隔。尽管并发症发生率低，但是一旦发生，较传统经静脉起搏系统严重且处理相对更困难并可能危及生命。

起搏系统感染问题备受关注，完全拔除整套起搏系统对于起搏器依赖并感染患者难度更大，无导线起搏器植入的同时拔除感染的起搏系统可能是解决这个难题安全有效的方法。

目的:探讨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应用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AFLEP）进行临时起搏过渡治疗的安全性。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电生理室就诊的因感染性心内膜炎拔除电极导线后需要进行临时起搏器过渡治疗的患者。根据过渡治疗期间使用的是临时起搏器还是AFLEP，分为临时起搏器组和AFLEP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症、电极导线年限、赘生物大小等基线临床资料，以及临时起搏器和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使用的时间和围术期相关并发症。观察指标包括患者的感知、起搏功能异常，电极导线穿孔，电极导线脱位，电极导线赘生物，心脏填塞，肺栓塞，死亡和新植入起搏器再发感染，气胸，血肿，和深静脉血栓等的发生情况。结果:共入选患者44例，其中AFLEP组24例，临时起搏器组20例。AFLEP组患者57.5（45.5，66.0）岁，较临时起搏器组［67.0（57.3，71.8）岁］年轻（ P=0.023）。两组患者中男性占比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既往心肌梗死患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AFLEP组电极导线植入年限为11.0（8.0，13.0）年，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8.5（7.0，13.0）年（ P=0.292）。AFLEP组患者电极导线赘生物直径为（8.2±2.4）mm，临时起搏器组为（9.1±3.0）mm。两组所有患者起搏器及电极导线均临床拔除成功。两组均无患者发生气胸、血肿、肺栓塞、心脏填塞、电极穿孔和电极导线或瓣膜赘生物等并发症。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临时起搏器组有4例（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6）。临时起搏器组患者发生电极脱位2例（10.0%）、感知功能异常2例（10.0%）、起搏功能异常2例（10.0%）、死亡2例（10.0%），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上述并发症。AFLEP组过渡治疗时间为19.5（16.0，25.8）d，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14.0（12.0，16.8）d（ P=0.001）。AFLEP组随访23.0（20.5，25.5）个月，临时起搏器组随访17.0（14.5，18.5）个月，随访期间AFLEP组无患者发生新植入起搏器再感染，临时起搏器组有2例（10.0%）患者发生再感染。 结论:应用AFLEP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过渡治疗，植入过程安全，相较于临时起搏器其感知和起搏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更加稳定，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可吸收抗菌封套在预防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患者感染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5月至2023年9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医学中心接受可吸收抗菌封套（TYRX）的CIED植入术患者，术前0.5 h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术中规范无菌操作，术中以可吸收抗菌封套包覆CIED，观察CIED相关感染及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共纳入22例患者，其中男13例，年龄（68.17±11.06）岁。随访（7.9±5.6）个月，未观察到CIED感染、CIED系统和手术相关并发症，未观察到因可吸收抗菌封套聚合物或抗生素过敏而导致的并发症及死亡。结论:可吸收抗菌封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感染，且不增加并发症。

目的:观察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或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老年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监护室收治的12例老年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分为IABP组(8例)和ECMO组(4例)。分析两组患者药物治疗、临时起搏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和机械通气应用、离院时存活及并发症的差异。结果:ECMO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32.8±5.7)%低于IABP组(42.2±7.8)%( t＝2.122， P<0.05)。IABP组和ECMO组患者应用多巴酚丁胺4例(50.0%)比4例(100.0)、抗生素3例(37.5%)比4例(100.0%)、多烯磷脂酰胆碱4例(50.0%)比4例(1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分别为4.186、5.716、4.186，均 P<0.05)；从入监护室到置入IABP和ECMO的时间为(11.4±9.0)h比(8.3±6.5)h，辅助时间为(107.1±50.3)h比(140.5±65.0)h；经历紧急体外心肺复苏术分别为37.5%(3/8)、75.0%(3/4)，离院时存活率均为75.0%(6例和3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出血、下肢缺血及栓塞、急性肾损伤、神经系统损伤及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CMO组发生感染和使用抗生素比例高于IABP组( P<0.05)。 结论:IABP或ECMO辅助均能为急性爆发性心肌炎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提供有效的循环辅助。尽早主动应用ECMO效果好于被迫使用，ECMO并发症发生较IABP更多。

患者，女性，55岁。主诉头痛8个月加重2周，于2022年3月21日17：35收入河北省中医院神经外科。患者既往有“风湿病”30余年，不规律口服糖皮质激素。于本次住院前8个月（2021年7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呈全头搏动性胀痛，较剧烈，伴有头晕、呕吐、视物旋转、视物模糊与闪光感，发热，体温波动在37.0~38.0 ℃，于当地针灸及口服中药（具体药物不详）治疗后症状好转，仍遗留较轻头痛。2021年11月20日查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平扫提示：垂体体积增大，颅脑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未见异常。垂体MRI平扫：垂体囊性良性占位，考虑Rathke囊肿。当地发现甲状腺功能减低（结果不详）、低血钾（最低2.65 mmol/L）和低血钠（最低105.9 mmol/L），给“优甲乐”纠正电解质紊乱（具体不详），症状好转。于2周前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头痛加重，性质同前，伴呕吐、发热，体温最高38.0 ℃，自行口服“布洛芬”后体温下降至37.3 ℃。于当地对症治疗。入院查体：神清语利，精神差，双颞侧视野缩小。余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2022年1月2日查垂体MRI增强：垂体囊性变，周边环形强化。2022年3月10日头CT平扫：头颅CT垂体囊性病变。经会诊转入院，入院诊断：鞍区占位性病变，垂体脓肿？垂体功能减低症。经术前准备于2022年3月24日在全身麻醉下经鼻蝶内镜手术。术中发现：鞍底薄弱并有膜性不规则突起凸向蝶窦腔，局部质地软缺乏鞍底骨质，表面覆盖黏膜。试用穿刺针经过该薄弱区向垂体方向穿刺，抽吸出淡黄绿色脓性液约2.5 mL。拔除穿刺针并保留标本准备送检。刮除蝶窦黏膜，鞍底前下部骨质约1 cm区域骨质不完整，鞍底光滑包膜凸向蝶窦腔。碘伏冲洗、浸泡消毒，并依次用过氧化氢、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术区无活动出血。切开鞍底硬脑膜，切口约0.8 cm长，见内为黄色脓苔及红黄间杂炎性组织。用取瘤钳切取脓苔样组织及炎性组织标本，质地脆，标本准备送病理。并用吸引器吸除蝶安内视野下脓苔，清理炎性腐败组织，周边显露出粉红色垂体组织，鞍内脓性组织内镜下刮除完全。用稀碘伏液冲洗、浸泡消毒脓腔及术区，并用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至冲洗液清。未见明显脑脊液外溢，清理术区，创面无明显活动性出血，结束手术。术后CT：垂体囊性占位消失。术后处理：（1）抗菌药物（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甲硝唑）抗感染；（2）激素替代：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片口服；（3）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术后轻度嗅觉减退，无脑脊液鼻漏，无视力视野障碍，未出现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术后脓腔壁组织病理提示垂体组织并炎细胞浸润，脓液涂片及培养均为阴性。患者头痛及发热消失，电解质紊乱纠正，垂体激素水平逐渐恢复。术后3个月复查垂体MRI显示术后改变，垂体脓腔消失，对比剂增强提示垂体均匀强化。患者血常规、激素水平及电解质水平及变化趋势见表1, 2, 3, 4。

目的:探讨负压伤口疗法（NPWT）治疗非复杂性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的可行性。方法:2013年1月—2020年3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收治非复杂性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患者35例，行回顾性队列研究，其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27~84岁。在创面彻底清创联合持续NPWT（负压值约-16.67 kPa）的基础上，将脉冲发生器埋植于胸大肌、胸小肌之间，原囊袋腔隙内放置引流管，关闭创面后再次同前行持续NPWT治疗5~7 d。对本组患者切除囊袋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观察起搏器重植术后10~12 d伤口愈合情况；术后随访6~42个月，观察有无感染复发。结果:本组患者囊袋组织可见纤维囊壁，局部被覆复层上皮，较多慢性炎症细胞浸润，部分患者囊袋组织伴多核巨细胞反应。起搏器重植术后10~12 d，35例患者皮肤伤口均愈合良好，拆除伤口缝线。术后随访6~42个月，31例患者起搏器囊袋感染消退，伤口愈合良好；4例患者在术后因再次感染，移除全套起搏系统。结论:对非复杂性心脏起搏器囊袋感染患者，在彻底清创的基础上，NPWT是一种可选的治疗方法。

目的: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辅助下运用超高密度标测系统(Rhythmia系统)对器质性室性心动过速(室速)进行超高密度激动标测及消融。方法:连续入选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有临床室速(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发作的器质性心脏病患者进行超高密度激动标测(所有患者在ECMO的支持下，Rhythmia系统心内膜和/或心外膜)，确定并消融室速的关键峡部/最早起源部位，术中无室速诱发则进行基质改良。结果:共入选17例患者，其中男13例，年龄(62±6)岁，14例患者共标测出持续性室速种类为17种。其中3例患者因术中无诱发或室速标测不完全，在窦性心律下和/或心室起搏下行基质标测。术后ECMO置入部位伤口局部感染1例，给予清创及抗感染治疗后好转。术后随访(12±8)个月，16例患者无室速发作，1例患者随访心脏再同步治疗除颤器(CRT-D)程控时发现低频室速(70次/min)。结论:在ECMO辅助下运用超高密度标测能够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器质性室速进行准确地标测及消融，并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