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脓毒症相关心肌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前瞻性纳入2017年10月至2021年2月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患者入ICU 24 h内完成心脏超声检查，记录左心室射血分数、三尖瓣收缩期位移、心指数等。收集患者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心率、血压及中心静脉压等。Cox回归分析患者45 d死亡的危险因素。生存曲线分析脓毒症相关应激性心肌病（ST）和脓毒症心肌病（SC）患者45 d病死率及有无右心功能不全者的45 d病死率。结果:根据患者的左心室收缩功能，将患者分为左心室功能正常组（174例，66.9%）、SC组（66例，25.4%）、ST组（20例，7.7%）。与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组比，ST组和SC组患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高（ P<0.05），但ST组与SC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SC组比，ST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33（28，41）% 比45（38，48）%］、心指数［2.29（1.99，2.53）L·min -1·m -2 比 3.04（2.61，3.61）L·min -1·m -2）低（均 P<0.05），但右心室三尖瓣环位移较高［18.6（16.0，21.2）mm 比 15.1（12.5，19.0）mm， P<0.05］。Cox回归分析显示，右心功能不全是脓毒症患者45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992，95% CI 1.088~3.647， P=0.025）。生存曲线分析显示，45 d病死率，ST组为25.0%（5/20），SC组为30.3%（20/66），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组为18.4%（32/174），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8）。有右心功能不全者45 d病死率为38.0%（30/79），右心功能正常者45 d病死率为14.9%（27/181），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与SC患者比，ST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更差，心指数更低，而右心功能较好，未发现ST或SC与45 d死亡存在相关性。出现右心功能不全的脓毒症患者预后较差，应关注患者的右心功能。

目的:探讨超声二维及三维参数预测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肺血管阻力(PVR)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及前瞻性纳入2015年11月至2022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确诊CTEPH的患者141例。根据PVR计算公式构建反映PVR的二维超声指标：超声估测肺动脉收缩压(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肺动脉平均压(mPAP Echo)/LVIDd；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sPAP Echo/左心室心输出量(LVCO)。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二维及三维超声指标与右心导管所测PVR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超声心动图参数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曲线下面积(AUC)及临界值。分析54例进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患者术前、术后的超声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以及超声指标降低率与PVR降低率的相关性。 结果:sPAP Echo/LVIDd、sPAP Echo/LVEDV、sPAP Echo/LVCO与PVR呈中度相关( rs＝0.62、0.52、0.63，均 P<0.001)。sPAP Echo/LVEDV预测PVR> 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60，最佳截断值为≥1.41，敏感性为0.800，特异性为0.933。sPAP Echo/LVIDd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30，最佳截断值为≥2.14，敏感性为0.647，特异性为0.861。与术前相比，PEA术后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显著降低(均 P<0.001)。sPAP Echo/LVIDd降低率(Δ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降低率(ΔmPAP Echo/LVIDd)与PVR降低率(ΔPVR)显著相关( rs＝0.61、0.63，均 P<0.05)。 结论:二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IDd及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EDV可用于无创估测CTEPH患者的PVR。sPAP Echo/LVIDd更便捷，适用于监测治疗前后PVR改善情况，sPAP Echo/LVIDd≥2.14可预测CTEPH患者PVR显著升高(>1 000 dyn·s －1·cm －5)。

目的:应用超声生物显微镜(UBM)技术探索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模型的血管重构特征，通过超声与病理特征对照，探讨UBM检测颈动脉损伤动物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Fogarty(2F)球囊导管对22只10周龄SD大鼠(雄性、雌性各11只)建立颈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左侧颈总动脉(common carotid artery，CCA)为损伤侧，右侧为对照侧。在损伤术前和术后7 d、14 d，对大鼠双侧CCA进行观察，UBM测量CCA内中膜厚度、内径、外径、管腔面积、血管面积，测量CCA收缩期峰值流速、舒张末期流速，计算血管阻力指数、剪切力等血流动力学参数。术后14 d处死动物取双侧CCA，横断面HE染色获取病理结构学数据。比较不同时间点大鼠颈动脉结构及血流动力学差异，比较损伤侧与对照侧动脉结构学差异。以Spearman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术后14 d超声与病理测值的相关性。结果:①与术前相比，手术后14 d超声显示大鼠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明显增加，内径变细，血管内剪切力增加(均 P<0.05)。HE染色显示，雄性大鼠的内中膜厚度、新生内膜面积大于雌性大鼠(均 P<0.001)。②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术后，管腔面积减小，但CCA均发生了代偿性的正性重构，血管面积增大。③大鼠CCA内中膜厚度、内径、外径、血管面积的超声测值与病理测值相关性良好( rs＝0.819、0.965、0.896、0.955，均 P<0.001)，但血管面积的超声测值显著大于病理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 结论:UBM成像能清晰显示雄性与雌性大鼠CCA，并准确测量血管结构学数据，与病理相关性好；同时可测量血管血流动力学参数，为动脉损伤后血管重构的研究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目的:应用多普勒超声评估中晚孕期特发性羊水偏少(isolated borderline oligohydramnios，IBO)胎儿肾动脉血流参数变化并评估其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4-10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超声科进行中晚孕期产前系统筛查的27例IBO胎儿(IBO组)和27例孕龄匹配的正常胎儿(对照组)进行肾动脉血流参数的测量，包括肾动脉搏动指数(pulsatility index，RAPI)、肾动脉体积校正搏动指数(volume corrected renal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vcRAPI)，比较两组间肾脏血流参数、母婴妊娠结局有无差异。IBO组一经诊断则建议前往产科门诊进行咨询及干预，评估干预前RAPI、vcRAPI与临产前羊水量以及母婴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绘制ROC曲线得出最佳预测参数。结果:IBO组vcRAPI高于对照组( P＝0.015)，IBO组中临产前仍为IBO的胎儿其干预前的vcRAPI高于临产前羊水量恢复的胎儿( P＝0.048)，IBO组中干预前vcRAPI与临产前IBO的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2.41，95% CI＝1.06～5.43， P＝0.035)，ROC曲线示vcRAPI对IBO预测的敏感性为0.67，特异性为0.75( P＝0.002)。 结论:相比RAPI，vcRAPI能更及时地体现IBO胎儿肾动脉灌注阻力的增高；IBO组干预前vcRAPI升高的胎儿，临产前羊水量不易恢复，vcRAPI的升高为IBO的较好预测指标。

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 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 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5， 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37， P＝0.020)。 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检测胎儿脐静脉内径、血流量的方法，建立正常胎儿脐静脉内径、血流量和标化血流率的参考值范围以及脐静脉内径和血流量的Z-评分。方法:前瞻性研究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株洲市妇幼保健院的907例正常胎儿(20~39周)，收集游离段(FUV)及腹腔段(IUV)脐静脉内径(Duv)、血流量(Quv)及标化血流率(nQ＝Quv/估测胎儿体重)，计算不同节段脐静脉Duv、Quv和nQ的均值以及90%可信区间，并对比不同节段脐静脉的参数。最后以孕周(GA)为自变量建立Duv和Quv的Z-评分。结果:成功获得858例(94.6%)正常胎儿脐静脉Duv、Quv和nQ的均值以及90%可信区间。FUV和IUV的Duv和Quv随孕周增长而增加，以Quadratic曲线和Linear线性拟合度最高( r＝0.951、0.941、0.986、0.982，均 P<0.001)。而nQ与GA呈双相模式，以Quadratic曲线拟合度最高( r＝0.610、0.611，均 P<0.001)。Duv-FUV>Duv-IUV( P<0.001)，nQ-FUV>nQ-IUV( P＝0.001)，而Quv-FUV与Quv-IU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3)。成功建立Duv和Quv的Z-评分模型，所有Z-评分呈高斯分布。 结论:脐静脉参数正常范围和Z-评分的建立有利于完善胎盘循环的评估，为不良妊娠的监测和预后评估提供有力依据。选用FUV或IUV评估胎盘循环可依据临床应用中的实际情况而定。

目的:探讨三维超声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乳腺肿块患者120例，共120个乳腺病灶，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为恶性。所有患者均于术前行常规超声及三维超声检查。参考St.Gallen标准，根据免疫组化标志物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表达情况，将入选病例分为管腔上皮型(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以及三阴型(TN型)，分析三维超声特征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①三维灰阶超声：Luminal型乳腺癌易表现为形态不规则的肿块，边缘有毛刺，微分叶，周围常伴高回声晕且冠状面汇聚征最多见；HER-2过表达型肿块边缘模糊，有成角，内部回声不均匀，且常伴有微钙化；TN型多表现为边界清晰的肿块，边缘较规则，后方回声略增强；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三维能量多普勒：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三维超声血流容积参数平均灰阶值(MG)、平均能量值(MP)、血管指数(R)、血管血流指数(VF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G、MP在HER-2过表达型和TN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VFI在HER-2过表达型和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和TN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MG、MP、R、VFI值在TN型表达均最低，在HER-2过表达型表达最高(均 P<0.05)。③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TN型肿块的血流分级及血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三维超声成像技术结合二维超声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在形态学、血供方面的特点，为术前明确诊断及鉴别乳腺癌提供更多依据。

目的:分析比较两侧原位乳内动脉至前降支系统血运重建后的血流表现。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363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行左侧乳内动脉至前降支旁路移植(LIMA-LAD)和右侧乳内动脉至前降支旁路移植(RIMA-LAD)的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临床病例资料。按照不同动脉移植血管分为左侧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组(LIMA-LAD组，329例)和右侧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组(RIMA-LAD组，34例)。术前行经胸乳内动脉超声检查，术中使用TTFM测量并记录移植血管的血流量、搏动指数和舒张期血供比例(DF值)等参数，术后1周行冠状动脉CTA检查。结果:术前右侧乳内动脉相较于左侧直径更粗、流量更大、搏动指数更优( P<0.05)。吻合于前降支系统后，左、右两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在流量、搏动指数和DF值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右侧骨骼化获取的原位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并未体现出血流量增加的优势。与术前自身乳内动脉血流相比，术中左或右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在血流量和搏动指数方面均明显改善( P<0.001)。考虑到两组间年龄因素差异巨大，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再次比较流量、搏动指数以及DF值，组间差异仍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周LIMA-LAD组完成冠状动脉CTA检查313例，其中4例存在不同程度问题。RIMA-LAD组34例均完成冠状动脉CTA检查，1例提示远端显影浅淡，余者结果未见明显异常。两组在术后冠状动脉CTA完成率( P＝0.381)和旁路移植血管失败率( P＝0.405)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术前自身乳内动脉血流相比，术中左、右两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的血流量、搏动指数均显著改善。尽管术前右侧乳内动脉血流参数优于左侧，但吻合于前降支靶血管后两组在流量、搏动指数以及DF值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骨骼化获取的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的血流量优势并未体现。

目的:应用心肌超声造影(MCE)结合运动负荷试验评价肥厚型心肌病(HCM)患者心肌血流灌注异常改变。方法:选取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就诊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诊断为非对称性HCM的患者27例作为HCM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29例为对照组，均行常规超声心动图、静息及运动负荷状态下MCE检查，定量分析两组室间隔各节段的心肌血流灌注参数：平台峰值强度(A值)、曲线上升斜率(β值)及A×β值。根据舒张末期心肌厚度，将HCM组室间隔分为肥厚节段和非肥厚节段，与对照组室间隔的MCE参数进行对比，计算两组的心肌血流量储备值，并分析心肌血流量储备值与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及左心室重构指数(LVRI)的相关性。结果:无论静息还是负荷状态下，HCM组室间隔肥厚及非肥厚节段的A值、β值及A×β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负荷状态下，HCM组室间隔肥厚节段的A值、β值及A×β值均低于非肥厚节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HCM组心肌血流量储备与LVMI及LVRI呈负相关( r＝-0.899、-0.676，均 P<0.001)。 结论:静息与运动负荷状态下，HCM患者的肥厚心肌及非肥厚心肌均存在微循环障碍，其心肌血流量储备与LVMI及LVRI均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