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输卵管假癌性增生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11年1月至2024年1月诊断的输卵管假癌性增生16例，复阅病理切片，查阅临床病理资料，并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及随访。结果:16例患者年龄19~57岁，平均年龄41岁，中位年龄38岁。发生于右侧输卵管、左侧输卵管和双侧输卵管分别为4例、6例和6例。大体检查，输卵管水肿、质脆，管腔内见脓性分泌物。镜下观察，输卵管黏膜大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输卵管上皮细胞明显增生、复层，排列紊乱，形成小腺腔、背靠背、裂隙样、筛孔状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显示细胞角蛋白7、WT1阳性，p53均呈野生型表达，Ki-67阳性指数5%~20%。随访时间1~156个月，所有患者均无病生存。结论:输卵管假癌性增生是一种罕见的非肿瘤性病变，可以出现上皮增生和不典型，认识该类病变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避免术中、术后病理检查中误判为输卵管癌，进而作出正确的临床处置。

评估SOLO1试验中根据预选的基线因素分成若干亚组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亚组包括肿瘤细胞减灭术类型(初始或间歇性)、手术后疾病状态(有残留或无肉眼残留病灶)、铂类化疗后的临床缓解(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以及BRCA突变状态(BRCA1或BRCA2)。此研究对接受初始细胞减灭术且无肉眼残留病灶的Ⅲ期患者进行PFS评估。与使用安慰剂患者相比，使用奥拉帕利治疗患者的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较低。接受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患者，该风险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21~0.46)，接受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患者降低了63%( HR＝0.37，95% CI为0.24~0.58)；术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降低了56%( HR＝0.44，95% CI为0.25~0.77)，术后无残留病灶患者降低了67%( HR＝0.33，95% CI为0.23~0.46)；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患者降低了66%( HR＝0.34，95% CI为0.24~0.47)，而获得部分缓解患者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18~0.52)；BRCA1突变患者降低了59%( HR＝0.41，95% CI为0.30~0.56)，BRCA2突变患者降低了80%( HR＝0.20，95% CI为0.10~0.37)。此研究还分析了基线时有影像学病变证据患者的疗效。不论基线时的手术结局、化疗缓解状况及BRCA突变类型如何，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均可通过奥拉帕利维持治疗获益。

目的:探讨宫颈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PALN)转移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30日至2021年1月6日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宫颈癌根治术+盆腔和PALN切除术的宫颈癌患者的病理资料(727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肿瘤长径预测宫颈癌患者PALN转移的最佳临界值，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727例宫颈癌患者中，123例(16.9%)发生PALN转移。ROC曲线显示，肿瘤长径为4.2 cm时，预测PALN转移灵敏度为61.8%，特异度为64.9%。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长径、浸润深度>2/3肌层、脉管内癌栓、宫体受侵、阴道受侵、宫旁受侵、手术切缘阳性、卵巢转移、输卵管转移、盆腔淋巴结转移、髂总淋巴结转移与PALN转移有关(均 P<0.05)。以2.0 cm为肿瘤长径最佳临界值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宫旁受侵( OR＝2.210，95% CI：1.174~4.162， P＝0.014)、盆腔淋巴结转移( OR＝12.891，95% CI：2.902~57.268， P＝0.001)、髂总淋巴结转移( OR＝9.293，95% CI：4.597~18.787， P<0.001)是PALN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肿瘤长径>2.0 cm与PALN转移无关( P＝0.807)。以4.2 cm为肿瘤长径最佳临界值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4.2 cm( OR＝2.020，95% CI：1.061~3.847， P＝0.032)、宫旁受侵( OR＝2.148，95% CI：1.134~4.070， P＝0.019)、盆腔淋巴结转移( OR＝11.334，95% CI：2.534~50.704， P＝0.001)、髂总淋巴结转移( OR＝9.903，95% CI：4.831~20.297， P<0.001)是PALN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原发肿瘤>4.2 cm、宫旁受侵、盆腔淋巴结转移和髂总淋巴结转移是宫颈癌PAL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次手术前应充分评估肿瘤长径和髂总淋巴结转移情况，术后综合盆腔淋巴结和宫旁转移情况，有助于减小误诊率和漏诊率，并为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依据。

目的:分析典型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S)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家族遗传特点，探讨遗传咨询及预防性手术的具体实施及意义。方法:以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诊治的HBOCS姐妹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检测及遗传咨询，追溯家族史并绘制家系图。结果:研究对象家系中三代共7例患者分别患乳腺癌、卵巢癌及输卵管癌(Ⅰ 2、Ⅱ 4、Ⅱ 8、Ⅲ 7、Ⅲ 10、Ⅲ 11、Ⅲ 12)，其中1例(Ⅲ 7)先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第一代患者(Ⅰ 2)患癌年龄为60岁，第二代(Ⅱ4、Ⅱ8)患癌年龄均为55岁，第三代(Ⅲ 7、Ⅲ 10、Ⅲ 11、Ⅲ 12)患癌年龄为42~50岁。HBOCS家系同代4例患者于肿瘤医院治疗，基因检测均发现胚系BRCA1突变。2例已经患卵巢癌(Ⅲ 10、Ⅲ 12)；1例实施预防性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时发现输卵管癌(Ⅲ 11)，补充分期术后发现盆腔淋巴结转移；另有1例未患癌者接受预防性双侧输卵管切除术(Ⅲ 15)。结论:HBOCS家系较为罕见，符合患者患癌逐代年轻化特点。重视卵巢癌患者的遗传咨询，及时发现HBOCS家系行基因检测及预防性手术非常关键。

目的:探讨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1月—2016年10月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手术后病理诊断中包含“子宫腺肌病”“子宫肌腺病”“子宫腺肌症”“子宫肌腺症”的患者共4 818例，其中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患者共30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结果:（1）临床病理特点：4 818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其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者共30例（0.62%，30/4 818），其中非典型增生、子宫内膜样癌分别为16、14例，各占0.33%（16/4 818）和0.29%（14/4 818）。30例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患者的年龄为（50.8±3.0）岁（27~65岁）；其中，16例异位内膜为非典型增生的患者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13例，合并交界性浆液性乳头状瘤、局灶非典型增生、正常子宫内膜各1例，14例异位内膜为子宫内膜样癌的患者均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27例异位内膜非典型增生或癌变合并在位内膜子宫内膜样癌的子宫腺肌病患者中，其子宫内膜样癌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手术病理分期Ⅰa期23例（85%，23/27），Ⅰb期2例（7%，2/27），Ⅲa期2例（7%，2/27）；7%（2/27）的患者有深肌层浸润，7%（2/27）的患者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2）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酌情辅以放化疗。30例患者中，13例行子宫全切除+双侧输卵管或附件切除术，包括术前诊断为子宫腺肌病1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7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不除外癌变5例；17例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清扫术，包括术前诊断为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不除外癌变、术中剖视可疑子宫肌层浸润2例，子宫内膜样癌14例，以及1例附件区肿物待查患者，术中冰冻病理检查提示右侧卵巢子宫内膜样癌（术中同时行大网膜切除+阑尾切除术）。7例患者术后行辅助化疗和（或）放疗，包括Ⅰa期3例（其中腹水细胞学阳性、淋巴脉管间隙浸润阳性、G 2各1例）、Ⅰb期2例、Ⅲa期2例。（3）预后：30例患者的中位随诊时间为60个月（32~104个月），随访期内无复发和死亡。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异位内膜非典型增生或癌变的发生率低，多合并子宫在位内膜病变。异位内膜发生非典型增生或癌变可能不增加子宫腺肌病合并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深肌层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复发和死亡的风险。

目的:探讨长链基因间非编码RNA-重编程调节因子（Linc-ROR）及微小RNA 181a-5p（miR-181a-5p）在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HGSOC）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两者对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1）收集2019年6月—2021年6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36例HGSOC患者，以同期因子宫肌瘤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输卵管和卵巢正常）的26例患者作为对照。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HGSOC组织、正常输卵管伞端及正常卵巢组织中Linc-ROR和miR-181a-5p的表达，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及与HGSOC患者手术病理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2）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Linc-ROR与miR-181a-5p的靶向关系，并采用双荧光素酶实验验证。采用小分子干扰RNA（siRNA）技术分别沉默和过度表达卵巢癌细胞系SKOV3细胞中Linc-ROR的表达，实验分为4组，Linc-ROR-NC组（即阴性对照）、Linc-ROR-p组（即过度表达Linc-ROR）、Linc-ROR-si组（即沉默Linc-ROR表达）、Linc-RORsi+miR-181a-5p-si组（即同时沉默Linc-ROR和miR-181a-5p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转染后4组SKOV3细胞中Linc-ROR和miR-181a-5p的表达，细胞克隆形成实验、划痕实验及穿膜（transwell）小室实验分别检测转染后4组SKOV3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转染后4组SKOV3细胞中Wnt通路相关蛋白β-连环蛋白（β-catenin）、E-钙黏蛋白（E-cadherin）、波形蛋白（vimentin）的表达。结果:（1）HGSOC组织中Linc-ROR的表达水平为3.77±0.13，显著高于正常卵巢组织和正常输卵管伞端组织（分别为1.00±0.21、1.08±0.26； P均<0.01）；HGSOC组织中miR-181a-5p的表达水平为0.38±0.12，显著低于正常卵巢组织和正常输卵管伞端组织（分别为1.03±0.21、1.01±0.20； P均<0.01）。HGSOC组织中Linc-ROR与miR-181a-5p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r=-0.979， P<0.01）；Linc-ROR、miR-181a-5p的表达水平与HGSOC患者的手术病理分期、淋巴结转移均明显有关（ P均<0.05）。（2）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并经双荧光素酶实验证实，Linc-ROR与miR-181a-5p存在靶向结合位点。与Linc-ROR-NC组比较，Linc-ROR-p组SKOV3细胞中miR-181a-5p及E-cadherin蛋白的表达水平下降，Linc-ROR及β-catenin和vimentin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细胞克隆数增加，肿瘤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增强，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Linc-ROR-si组SKOV3细胞中miR-181a-5p及E-cadherin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Linc-ROR及β-catenin和vimentin蛋白的表达水平下降，细胞克隆数减少，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下降，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而Linc-ROR-si+miR-181a-5p-si组SKOV3细胞中miR-181a-5p及E-cadherin、β-catenin、vimentin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也均无明显变化，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HGSOC组织中Linc-ROR高表达、miR-181a-5p低表达。Linc-ROR通过抑制miR-181a-5p表达激活Wnt信号通路，从而调控卵巢癌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

卵巢癌是女性常见的致命性恶性肿瘤，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起源于卵巢或输卵管上皮的卵巢上皮癌(EOC)，约占85%～90%。EO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是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进行铂类/紫杉醇化疗，细胞的化疗耐药已成为EOC患者复发并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认为卵巢癌的肿瘤环境富含广谱的肿瘤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炎症能使上皮细胞分裂分化增加，正常的上皮组织长期暴露于炎性环境会逐渐向恶性转化，炎性肿瘤微环境促进转变的恶性肿瘤细胞侵袭、转移，最终发生耐药。

目的:探讨输卵管原发性黏液腺体病变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15—2023年诊治的14例输卵管原发性黏液腺体病变的临床资料、病理形态学特征及免疫表型特点，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14例患者年龄53~83岁，平均65岁。13例为单侧，1例为双侧。9例为输卵管黏液上皮化生，4例为浸润性黏液腺癌，1例为黏液性原位癌。镜下观察，输卵管黏液上皮化生呈局灶性，伴或不伴有炎症。输卵管黏液腺癌或原位癌细胞具有胃肠型分化的黏液上皮特征。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所有病例细胞角蛋白（CK）7均阳性，SATB2均阴性。2例CDX2阳性表达，1例局灶表达CK20。1例p53呈弥漫强阳性突变型表达，余均呈野生型表达。伴有胃型分化的黏液腺体病变MUC6弥漫或局灶阳性。部分输卵管黏液腺癌行阿辛蓝-过碘酸雪夫染色，细胞质呈红至紫红色。结论:输卵管原发性黏液性病变非常罕见，本组输卵管黏液腺癌均见胃肠型分化形态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输卵管黏液上皮化生为偶然发现的良性病变，与炎症或胃型分化相关。所有患者均排除宫颈、卵巢及消化道黏液性病变，从而证实输卵管黏液性病变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患者女，76岁，因“下腹部疼痛伴排便习惯改变1个月余”入院。外院肠镜检查示：乙状结肠（距肛缘20 cm）见1个占全周径，呈隆起性生长新生物。活检病理检查提示：低分化恶性肿瘤。入院后行腹部增强CT检查：盆腔乙状结肠壁明显增厚，伴混杂密度肿块形成，大小约10 cm ×9 cm，内部明显液化坏死，局部与肠腔相通，考虑乙状结肠癌可能性大（图1）。行开腹探查术，术中探查发现肿瘤位于乙状结肠中段（图2），侵犯末端回肠及其系膜，与左侧输卵管伞关系密切，遂行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小肠部分切除术及卵巢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乙状结肠及小肠浆膜巨大肿物，大小11 cm×9 cm×7 cm，肿瘤呈束状、成片及鱼骨样排列，细胞呈卵圆形，部分呈短梭形，中~重度异型，核分裂极多（59个/10HPF）（图3）。免疫组化检查结果示：CKPan（AE1/AE3）（-），Vimentin（+++）（图4），S-100（-），SAM（-），CD117（-），DOG-1（-），CD34（-），P16（++），SOX10（-），P53（++），Rb（++），INI-1（+++），H3K27me3（+++），Ki67（50%），为高级别软组织肉瘤，由于目前免疫标记未能提示肿瘤分化方向，首先考虑为未分化肉瘤。术后未行其他治疗，随访3个月余，患者的情况良好。

目的:探讨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治方法及预后。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1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11年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进行初次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8 987例，其中明确诊断为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共23例，查阅23例患者的电子病历并记录其年龄、临床表现、肿瘤分期、肿瘤类型、治疗方法和预后等临床病理资料；23例患者均随访至2021年12月31日或死亡时间，记录复发及死亡情况。结果:（1）2010—2020年11年间收治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呈增多趋势。8 987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子宫颈癌3 474例、子宫内膜癌3 484例、卵巢恶性肿瘤1 329例、输卵管癌171例、子宫肉瘤182例、阴道癌42例、外阴癌192例、滋养细胞肿瘤110例、其他妇科恶性肿瘤3例，排名前3位的依次为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和卵巢恶性肿瘤。（2）8 987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23例，占所有妇科恶性肿瘤的0.26%（23/8 987）。其中，子宫颈癌合并子宫内膜癌3例，子宫颈癌合并卵巢恶性肿瘤3例，子宫内膜癌合并卵巢恶性肿瘤16例，子宫内膜癌合并输卵管癌1例。（3）23例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根据首诊肿瘤情况，手术方式包括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及卵巢上皮性癌肿瘤细胞减灭术等，术后根据病理检查结果及肿瘤分期辅助放、化疗。（4）23例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年龄为（49.4±9.7）岁（范围：28~66岁）；主要症状为阴道流血、盆腔肿物；肿瘤分期为早期（Ⅰ~Ⅱ期）16例（70%，16/23），晚期（Ⅲ~Ⅳ期）7例（30%，7/23）；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无特异性，13例（57%，13/23）患者出现血清癌抗原125（CA 125）和癌抗原199（CA 199）水平升高。（5）23例患者中，随访期内未控1例、复发3例，未控或复发部位均位于盆腹腔；死亡3例。3例死亡患者中，1例为未控患者，肿瘤类型为子宫颈腺鳞癌合并卵巢透明细胞腺癌，术后辅助放化疗，总生存时间19个月；2例为复发患者，肿瘤类型为子宫内膜样癌合并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卵巢子宫内膜样癌各1例，术后均辅助化疗，分别于术后60、21个月复发，总生存时间分别为78、28个月。另1例患者于术后43个月复发，复发后带瘤生存已14个月。其余19例患者均无瘤生存，目前仍在随访中。 结论: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尚无特异性血清学标志物，常见症状为阴道流血、盆腔肿物；其治疗与单发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原则相同，但需要兼顾两种肿瘤的特质，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式，放、化疗均起到重要辅助作用；同时性双原发性妇科恶性肿瘤的预后与两种恶性肿瘤中分期较晚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