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筛选老年患者髋关节手术后肺部并发症(PPCs)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6月至2019年5月接受髋关节手术的老年患者的病历资料，年龄≥65岁，ASA分级Ⅰ～Ⅳ级。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术前并存疾病、吸烟和饮酒史、术前最后1次实验室检查结果；麻醉方式、术中用药情况、体温监测、液体出入量、手术时间、麻醉时间；术后PPCs和PONV发生情况、补救镇痛情况、住院时间和围术期输血情况等。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PCs分为PPCs组和未发生PPCs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PPCs的危险因素。结果:最终纳入1 204例患者，有75例患者发生PPCs，发生率为6.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ASA分级Ⅲ或Ⅳ级、术前合并呼吸系统疾病、术后转入ICU和围术期输血是老年患者髋关节手术PPCs的危险因素，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神经阻滞是老年患者髋关节手术PPCs的保护因素( P<0.05)。 结论:ASA分级Ⅲ或Ⅳ级、术前合并呼吸系统疾病、术后转入ICU和围术期输血是老年患者髋关节手术PPCs的危险因素；采用全身麻醉联合神经阻滞是老年患者髋关节手术PPCs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究三级管理模式对手术室护理质量及满意度的影响。方法:南阳市中心医院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手术室护士长-专科组长-组员三级管理模式，将2017年7~12月给予常规手术室护理的82例手术患者设为常规组，2018年1~6月予以三级管理模式干预的82例手术患者设为改进组。记录两组护理常规及操作合格率、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患者满意度和医生满意度，并比较护理质量评分差异。结果:改进组病历书写规范、输液、输血、吸氧、生命体征检测、导尿、无菌操作合格率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改进组患者满意度及医师满意度均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级管理模式实施后各维度护理质量评分及其总分均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三级管理模式应用于手术室中效果显著，能在提升护理质量的同时，降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目的:构建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风险预测模型。方法:运用结构化语言查询医院电子病历系统，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04年1月—2021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957例成人受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基本资料、既往史、术前血肌酐、术前总胆红素、术前是否呼吸机辅助、术中供体心脏冷缺血时间等信息。按照3∶1的比例将入选患者分成训练组（ n=717）和验证组（ n=240），基于训练组数据使用双向逐步Logistic回归法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基于验证组数据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和特异度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 结果:本研究纳入的957例成人心脏移植受者中，18.39%（176/957）的受者术后发生机械通气时间延长（>24 h）。基于训练组建立的模型中，纳入了年龄≥60岁（ OR=1.820）、输血史（ OR=5.237）、接受过其他心脏手术（ OR=2.826）、术前总胆红素≥34.2 μmol/L（ OR=1.861）、术前呼吸机辅助（ OR=9.421）、术前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辅助（ OR=1.826）、术中供心冷缺血时间≥360 min（ OR=2.093）7个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基于验证组验证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676（95%置信区间：0.581~0.770），灵敏度为0.500，特异度为0.796。 结论:本研究基于单中心的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数据，建立了相对简单、客观，且能较好预测成人心脏移植受者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后路矫形术（PSF）术中大量失血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1月至2019年10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PSF的1 896例AIS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根据患者术中失血量分为大量失血组［估计失血量（EBL）/估计血容量（EBV）≥30%］和非大量失血组［EBL/EBV<30%］。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参数，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导致术中大量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研究的1 896例行PSF的AIS患者中，男298例、女1 598例，年龄（14.5±1.7）岁，其中633例（33%）发生术中大量失血。与PSF术中大量失血相关的因素有：性别、术前体质指数（BMI）、术前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术前Cobb角、手术持续时间、固定融合节段数、置椎弓根螺钉数、术中是否行胸廓成形术、术中是否使用氨甲环酸、术中是否使用右美托咪定；其中独立危险因素有：手术时长≥4 h（ OR=4.311， P<0.001）、融合节段数≥10个（ OR=4.044， P<0.001）、术中行胸廓成形术（ OR=2.174， P=0.019）、术前BMI≤18.1 kg/m 2（ OR=2.094， P<0.001）、术前PLT≤186.5×10 9/L（ OR=1.480， P=0.009）、术前INR≥1（ OR=1.531， P=0.003）和术前Cobb角≥53°（ OR=1.306， P=0.036）；而术中使用氨甲环酸（ OR=0.770， P=0.047）和右美托咪定（ OR=0.653， P=0.008）则是术中大量失血的保护性因素。此外，大量失血组在术后住院时间（ P<0.001）、术后切口引流量（ P<0.001）、术后异体血输血率（22.7% 比14.3%， P<0.001）、术后低白蛋白血症的发生率（90.3%比80.7%， P<0.001）和术后阿片类药物使用次数（ P=0.006）均高于非大量失血组。 结论:手术持续时间较长、融合节段数目较多、BMI较低、术前PLT较低、术前INR较大、术前Cobb角较大及术中行胸廓成形术均是AIS患者行PSF术中大量失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中使用氨甲环酸和右美托咪定可以降低术中大量失血的风险，术中大失血影响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中老年腰椎终板间自体骨粒移植融合术治疗腰椎失稳腰椎脱位的疗效，并与目前临床常用的腰椎间融合器植骨融合术比较。方法:分析2011年6月至2018年6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42例中老年腰椎失稳腰椎脱位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6例，女16例，年龄(50.6±3.7)岁，其中21例行腰椎复位内固定+椎板切除椎管减压+终板间自体骨粒移植融合术(终板组)，另21例行腰椎复位内固定+椎板切除椎管减压+椎体间融合器植骨融合术(对照组)。术后两组比较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术中术后输血例数及输血量、术后引流量、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终板间隙及腰椎前曲度，术后配支具下床时间。术后2年内固定去除时比较两组终板间隙CT平描融合面积占终板面积百分比、终板间隙高度因承压承旋下降值、腰椎前曲度下降值、移植物松动退出例数、改良日本骨科学会(JOA)腰背痛评分。比较术后约3、6个月、1、及2年时内固定去除时两组X线像显示的骨痂生成速度及融合质量。结果　患者资料收集范围均分别为住院病历资料、随访资料及内固定去除时病历资料，其中内固定去除时间为术后(23.6±2.2)个月。结果:两组手术时间(123.6±30.4)、(141.7±28.4) min，术后失血量(164.3±50.7)、(193.4±60.8) ml，术中术后输血例数14例、15例(两组每例均2 U)，术后引流量(350.1±72.4)、(390.3±99.1) ml，引流管拔除时间(73.0±0.6)、(74.0±1.90) h，术后终板间隙(12.6±0.2)、(11.9±1.0) mm，腰椎前曲度(16.1±1.0)°、(15.8±1.9)°，配支具下床时间(7.6±0.9)、(6.8±0.5) 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约2年时两组CT平描终板间隙融合面积占终板面积百分比分别为(78.2±21.7)%、(39.8±13.7)%，移植物松动退出分别为0例、1例，终板间隙下降值分别为(1.2±0.3)、(1.8±0.6) mm，腰椎前曲度下降值分别为(1.1±0.2)°、(1.9±0.9)°，JOA腰背痛评分分别为(0.76±10.7)、(0.87±8.7)分。其融合面积、移植物松动退出例数2指标 P<0.05，终板间隙及腰椎前曲度下降值、JOA腰背痛评分3指标接近但终板组优于对照组。X线像示终板组骨痂生成速度及融合质量3个月内差于对照组，术后6个月时开始一致，至1、2年时两组相同。 结论:中老年骨化的腰椎终板间行自体骨粒移植融合术治疗腰椎失稳腰椎脱位，与椎体间融合器植骨融合术比较，其融合面积大，椎体间隙稳定程度高，腰背疼痛减轻。

目的:回顾并分析颅缝早闭症患儿颅骨重塑术围手术期管理和并发症，总结此类患儿围手术期麻醉管理要点，提高临床预后质量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收集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麻下接受手术治疗的颅缝早闭症患儿的医疗病历记录，分析人口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围手术期麻醉管理、术后并发症。结果:32例颅缝早闭症患儿被纳入分析，患儿平均年龄为（18±9）个月，男性20例（62.5%），女性12例（37.5%）。术中出血量（44±24）ml/kg，术中Hb最低值（85±21）g/L，21例（65.5%）患儿术中应用了自体血液回收技术，31例（96.9%）患儿接受了异体血输注，23例（71.9%）患儿发生术中低血压，7例（21.9%）患儿出现低血容量性休克，1例（3.1%）患儿因输注血制品发生了过敏性休克，5例（15.6%）患儿苏醒延迟，3例（9.4%）患儿延迟拔管。术后26例（81.3%）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5例（15.6%）患儿合并凝血障碍，9例（28.1%）患儿在术后接受浓缩红细胞或新鲜冰冻血浆治疗。此外，6例（18.8%）患儿合并电解质紊乱，2例（6.3%）患儿出现低蛋白血症，2例（6.3%）患儿发生肺部感染，1例（3.1%）患儿术后伤口感染，2例（6.3%）患儿出现硬膜下血肿，1例（3.1%）患儿再次手术。结论:颅缝早闭症患儿颅骨重塑术围手术期的并发症主要以大量出血、低血压及大量输血造成的凝血障碍为主。综合的血液保护措施、及时的凝血功能监测和积极的围手术期血液管理对于降低输血率，维持围手术期循环稳定，保证手术安全性和质量十分重要。

目的:比较分析双绒毛膜三羊膜囊（dichorionic triamniotic, DCTA）三胎妊娠孕中期行不同减胎术的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中期行减胎术的51例DCTA三胎妊娠孕妇的病历资料，根据减胎术的指征，分为预防组（39例）和治疗组（12例），每组再根据不同的减胎方法分为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减胎术组（保留双绒毛膜双胎）、氯化钾-单组（氯化钾心脏注射减胎保留单绒毛膜单胎）、氯化钾-双组（氯化钾心脏注射减胎保留单绒毛膜双胎）。比较预防组和治疗组组内及组间流产率、分娩孕周、出生体重、胎儿宫内死亡、新生儿死亡等差异。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或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组内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方法校正。 结果:（1）治疗组减胎手术孕周大于预防组[（18.5±3.1）与（15.0±2.3）周， t=-4.209， P<0.001]；预防组中RFA减胎手术孕周大于氯化钾-单及氯化钾-双组[（17.2±1.6）与（13.8±1.5）、（12.7±1.0）周， t值分别6.630和3.875， P值均<0.05]。（2）预防组减胎术后流产率低于治疗组[10.3%（4/39）与5/12，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5]，活产儿比例高于治疗组[85.7%（48/56）与10/18， χ2=5.640， P=0.018]。预防组中氯化钾-单组无出生体重<1 500 g，组内不同减胎方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两比较并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不同减胎方法活产儿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RFA组高于氯化钾-双组（6/6与1/6，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15）。2组中3种不同减胎方法的流产率、分娩孕周、出生体重、<32周分娩、足月分娩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母胎并发症中，预防组和治疗组的RFA组与氯化钾-单组均未发生单绒毛膜双胎并发症和围产期死亡。2组中共5例（10个胎儿）行氯化钾心脏注射减胎保留单绒毛膜双胎，其中4个胎儿流产，3个胎儿宫内死亡、无新生儿死亡，3个胎儿活产；预防组发生选择性生长发育受限1例（两胎活产），治疗组发生双胎输血综合征1例（一胎儿宫内死亡，另一胎活产）。 结论:无论是预防性减胎还是治疗性减胎，RFA减胎术保留双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及氯化钾减胎术保留独立胎盘单胎妊娠结局相当。

医学知识平台建设是电子病历智能化建设的核心，全院级别的医院知识库构建涵盖内容广泛，包含用药、检验、检查、手术、输血及护理等多个业务场景。江苏省人民医院利用知识图谱和规则引擎两类核心技术构建医院知识管理平台，实现知识型知识库和非知识型知识库的融合，并将临床诊疗规则嵌入到信息系统，供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应用系统灵活调用。最终形成多维知识库，实现全院统一的信息集成，为各部门提供集成展示和决策支持，在临床诊疗和医院管理各个环节实现实时数据核查、提示与管控。

目的:探讨无椎管内分娩镇痛下第二产程时限分布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无椎管内分娩镇痛的12 789例单胎足月头位孕妇的病历资料。根据产次将研究对象分为初产妇组（9 517例）和经产妇组（3 272例），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比较2组基本资料、母婴结局及第二产程时限等；并比较初产妇［分为<1 h组（ n=6 265）、≥1~2 h组（ n=2 305）、≥2~3 h组（ n=831）及≥3 h组（ n=116）］及经产妇［分为<1 h组（ n=3 144）、≥1~2 h组（ n=102）及≥2 h组（ n=26）］中不同第二产程时限的母婴结局差异，再以Cramer's V分析随着第二产程延长，母婴结局发生率的总体变化趋势。校正孕妇年龄、分娩孕周、孕前体重指数、妊娠期合并症及新生儿出生体重等混杂因素后再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第二产程延长与不良结局的关系。 结果:初产妇和经产妇第二产程时限的第95百分数分别为143 min和52 min。初产妇的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第二产程剖宫产、会阴侧切、会阴3~4度裂伤、产后出血、Ⅱ级产后出血、输血、新生儿脐动脉血气pH<7.15及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治疗均与第二产程时限存在相关性（Cramer's V值分别为0.22、0.23、0.03、0.22、0.05、0.10、0.03、0.03、0.03及0.07， P值均<0.05）。经产妇的阴道分娩、产钳助产、会阴侧切、产后出血、Ⅱ级产后出血、输血、新生儿转NICU治疗也与第二产程时限存在相关性（Cramer's V值分别为0.18、0.19、0.28、0.14、0.09、0.13及0.06， P值均<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初产妇第二产程超过1 h是会阴侧切术、会阴3~4度裂伤、产钳助产、产后出血、新生儿转NICU治疗及脐动脉血气pH<7.15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后 OR值（95% CI）为2.080（1.907~2.268）、1.773（1.080~2.911）、1.625（1.420~1.859）、1.365（1.231~1.514）、1.305（1.165~1.462）及1.246（1.081~1.436）］；第二产程超过2 h是会阴侧切术、产钳助产、会阴3~4度裂伤、产后出血、Ⅱ级产后出血、输血、新生儿转NICU治疗及脐动脉血气pH<7.15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后 OR值（95% CI）为4.844（4.132~5.678）、4.223（3.571~4.993）、3.289（1.806~5.989）、1.952（1.675~2.274）、1.781（1.057~3.001）、1.654（1.025~2.668）、1.682（1.421~1.991）、1.298（1.039~1.620）］。经产妇第二产程超过1 h是会阴侧切术、输血、产钳助产、产后出血及新生儿转NICU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后 OR值（95% CI）为8.796（5.717~13.534）、7.469（2.874~19.411）、6.135（3.217~11.699）、2.697（1.624~4.477）及1.814（1.063~3.097）］；第二产程超过2 h是会阴侧切术、会阴3~4度裂伤、输血、Ⅱ级产后出血、产钳助产及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后 OR值（95% CI）为38.868（14.948~101.063）、28.046（2.78~282.490）、20.076（5.384~74.866）、16.327（3.406~78.274）、14.337（5.351~38.411）及9.036（3.88~21.011）］。 结论:无椎管内分娩镇痛第二产程时限介于新旧产程标准间，第二产程延长可能增加母婴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

目的:筛选儿童活体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06年4月至2019年4月本院活体肝移植患儿病历资料。大量输血定义为术中红细胞输注总量大于自身1倍总循环血容量(70 ml/kg)。根据术中输血量，将患儿分为大量输血组和非大量输血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患儿95例，大量输血组18例，非大量输血组77例。术中大量输血发生率为1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生存状态为"住院"( OR＝49.816，95% CI 2.945~842.59， P＝0.007)、血清Cr浓度升高( OR＝1.046，95% CI 1.007~1.086， P＝0.021)、儿童终末期肝病评分(PELD)或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MELD)升高( OR＝1.215，95% CI 1.046~1.411， P＝0.011)和手术时间延长( OR＝1.623，95% CI 1.133~2.327， P＝0.008)是术中大量输血的危险因素，受体体重增加( OR＝0.856，95% CI 0.761~0.962， P＝0.009)是术中大量输血的保护因素。 结论:术前生存状态为"住院"、PELD或MELD评分升高和手术时间延长是儿童活体肝移植术中大量输血的危险因素，患儿体重增加是其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