麝类驯养是濒危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迁地保育及保障药用麝香安全的重要方式,其前提和基础是深入了解制约迁地保育马麝繁殖成效的关键因素及与社会性和社会网络特征的关系.于2022年7月1日-8月31日期间,采用焦点取样和所有事件记录法对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平凉马麝繁育中心的21头成年雌麝进行了社会性行为取样,辅以同期粪样类固醇代谢物水平检测,分析了马麝的繁殖成效与社会性、社会网络及粪样类固醇激素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马麝的社会性与繁殖成效间呈显著相关(r=0.551,P＜0.05),与粪样皮质醇代谢物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437,P＜0.05),与粪样雌二醇代谢物浓度相关不显著(r=0.066,P＞0.05);强社会性马麝的皮质醇水平((10.75±0.99)ng/g)和雌二醇代谢物水平((6.61±0.79)ng/g)与弱社会性马麝((13.70±1.68,5.20±0.99)ng/g)无显著差异(P＞0.05);繁殖成功雌麝的社会性(19.86±1.88)％)显著高于繁殖失败雌麝(12.38±1.46)％)(P＜0.05);圈群社会网络密度与圈群个体的繁殖成效相关显著(r=0.762,P＜0.05),与粪样皮质醇、雌二醇代谢物浓度相关不显著(r=-0.355,P＞0.05;r=-0.347,P＞0.05);繁殖成功雌麝的粪样皮质醇代谢物浓度((10.31±0.86)ng/g)略低于繁殖失败雌麝((13.98±1.60)ng/g)(r=-0.420,P=0.058),繁殖成功雌麝的粪样雌二醇代谢物浓度((6.63±0.90)ng/g)与繁殖失败雌麝((4.78±0.76)ng/g)无显著相关(r=0.299,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群居性的迁地保育和驯养环境下,雌性马麝的社会性、社会网络属性可以预测个体的繁殖成效,即社会性和社会网络密度较高圈群中的雌麝的繁殖成效相对较高.濒危马麝保育和驯养实践中,可区分麝类驯养为"保育性驯养"和"商业性驯养".在保育性驯养中,可采用先群居再独居驯养的模式,尽量保持野外放归马麝的自然行为结构;在商业性养殖中,可采用群居驯养模式,提升驯养麝的社会性,实现较高的繁殖成效和驯养生产力.

目的 预测分析气候变化下广西特色药用植物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为两面针的生态保育和人工栽培提供参考.方法 结合49条两面针在我国的地理分布信息、19个环境因子和最大熵(MaxEnt)模型,构建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分析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下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结果 当前气候情景下,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主要取决于4个环境因子:最冷季度降水量(Bio19)、最暖季度降水量(Bio18)、最干季度降水量(Bio17)、年平均气温(Bio1);未来气候情景下,两面针高适生区质心主要向东北和西北方向迁移,迁移距离范围为13.63～153.95 km;两面针在未来气候情景下稳定不变的高适生区与当前相比将减少至21.68%左右,且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地区,这些稳定不变区域可作为两面针半人工种植的首选地区.结论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制定两面针合理的生态保育和人工栽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以减少未来气候变化对两面针种群传播的影响.

水菜花(Ottelia cordata)是珍稀濒危的沉水植物,现仅分布在中国海南岛北部海口至文昌一带的淡水湿地,其造型优美,极具园艺观赏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影响,水菜花的生境急剧退缩且更加破碎化,濒临灭绝.为探究水菜花的繁殖特征和繁殖规律,该研究分析了水菜花的花部形态、性比、花粉活性、柱头可授性、反射光谱、花粉限制与无融合生殖及其传粉者类型与行为.结果表明:(1)水菜花雌雄异株,雌、雄个体的性比约为1∶2;水菜花雌、雄花形态相似,但雌花略大于雄花.(2)水菜花花粉活性和柱头可授性在花蕾期和开放期均较高.(3)中华蜜蜂(Apis cerana)是水菜花的主要传粉者,传粉效率较高且访问雄花的频率显著高于雌花.(4)水菜花雄蕊、雌蕊间的花色距离显著高于中华蜜蜂辨别的阈值(P＜0.001).(5)在自然授粉和人工授粉下,水菜花坐果率分别为95.29％和98.42％,并且不存在无融合生殖现象.综上所述,水菜花两性模拟的欺骗性传粉并不完美,传粉者可以从视觉上区分雌花和雄花;而由于水菜花雄花数量较多,传粉者低频率的"错访"足以达到水菜花雌花的繁殖需求.因此,在今后开展水菜花迁地保护、人工种群恢复等保育工作时,应重视水菜花种群大小、性别比例和当地传粉者种群数量.

大花杓兰(Cypripedium macranthos)隶属兰科杓兰属,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与大多数杓兰属植物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不同,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华北、东北和台湾等地区.多年来,过渡采挖等导致了大花杓兰种群数量和个体数目急剧下降.鉴于大花杓兰特殊的分布格局和濒危现状,选择过去、当前和未来8个气候情景,利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结合38个环境变量及来源于数据库和最新实地调查的80个分布位点进行建模,分析了影响大花杓兰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预测了其在当前、过去和未来气候情景下的适生区及其分布中心和迁移趋势.结果表明:当前情景下,大花杓兰适生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影响其分布的5个关键环境变量分别是:UV-B最强月份均值(UV-B3,贡献率:54.0％)、森林覆盖率(FOR,贡献率:14.3％)、降水量季节性变化(BIO15,贡献率:7.4％)、温度季节性变动系数(BIO4,贡献率:6.8％)和草/灌木/林地(GRS,贡献率:4.6％).其中,紫外辐射相关变量是首次被运用在杓兰属植物的适生区分布预测中,并被证实对大花杓兰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过去3个气候情景下大花杓兰总适生区面积受冰期影响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状态,未来4个气候情景与当前情景相比有增加的趋势.大花杓兰适生区分布中心除末次盛冰期位于河北省外,其余7个气候情景下均位于与辽宁省相近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区域.气候变化背景下,采取对预测的适生区全面资源调查、生境和生长监测、科普宣教等策略对大花杓兰的保护至关重要.本研究的预测结果能够为大花杓兰甚至杓兰属植物的保育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性参考.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就地保护存在的不确定性、迁地保护居群遗传多样性丧失、遗传漂变导致的一系列遗传风险等,进而提出了植物并地保护(parallel situ conservation)的概念及方法.并地保护是依据植物居群间的基因流动态规律进行保护物种的迁地保育设计,其核心是受保护物种通过居群间花粉传播的基因流连接自然居群与迁地保护居群.并地保护就是在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区域内或周边花粉可传播范围内,建立植物迁地保育圃,使迁地保护居群与自然居群之间维持基因交流,即:将迁地保护小居群融入自然大居群的基因池并有效维持物种的适应性进化潜能.深入的"一种一策"的花粉流检测和保育圃设计是该方法成功的关键.并地保护与其他植物保护途径相互补充,对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植物引种和存活记录,该文分析了其植物引种、存活以及专类园物种保育情况.结果表明:(1)自 1956 年以来,共引种维管植物 19154 种、99 亚种、136 变种(80597 号),隶属于 325科、3952属,现存活 11581 种、52 亚种、80 变种(24352 号),隶属于 290 科、2777 属;引种记录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565 种(现存活 421 种),覆盖了华南地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的 94.7%(36/38,存活 29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的 76.4%(269/352,存活 229 种)以及受威胁植物物种的54.3%(547/1008,存活 414 种).(2)从引种地域来看,引自广东的植物最多(7193 号、2523 种),其次为海南(3658号、1593 种)、广西(4744 号、1559 种)等周边省(区),另通过与全球 61 个国家的引种交换,获取了一些同纬度区域的珍贵植物资源.(3)木兰园等 17 个以植物类群为单位进行迁地保育的专类园区在引种数量及存活率方面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4)物种存活数量和引种频次相关性极显著(r = 0.85???).(5)华南地区自然分布物种的引种存活率高于其他地区.未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工作中应注意:(1)在调查、编目、评估和研究的基础上,强化热带亚热带地区珍稀濒危植物、本土植物和经济植物的引种收集,进一步提高迁地保护的数量和质量;(2)建立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有效保护区域内的植物多样性;(3)进一步完善迁地保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以提升迁地保护效率;(4)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和物种交换.

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评价对于植物园制定更加科学的迁地保护策略和未来发展计划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数据调查和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了广东省植物园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旨在为制定华南国家植物园保护策略、广东省植物园体系布局乃至我国国家植物园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广东省植物园仅分布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和北热带半常绿季雨林地带,与自然植被分布存在偏差;(2)广东省植物园至少迁地保育了 15,026种高等植物,隶属329科3,030属,其中我国本土野生维管植物9,068种,占我国己知本土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23％;(3)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广东省植物园活植物收集对广东本土野生维管植物多样性具较高的覆盖率,分别占广东本土野生维管植物科的95％、属的80％、物种的58％;(4)受威胁和重点保护物种分析表明,广东省植物园保育了64％的广东本土受威胁维管植物、83％的广东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5)资源植物分析表明,广东省植物园保育了72％的广东本土野生资源维管植物,涵盖目前通用的所有用途类别,各类资源保育率均超过69％.上述结果表明,广东省植物园为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广东省植物园体系未来建设中,(1)完善区域迁地保护网络体系建设;(2)构建国家活植物收集综合保藏体系;(3)建立关键物种"苗圃栽培-人工群落-异地种植"实验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研究计划,促进植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利用.

利用核基因和叶绿体基囚对台湾水韭(Isoetes taiwanensis Devol)2个居群20个样本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对台湾水韭的保育提出了建议.核基因的检测结果显示,2个居群共存在18个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为0,9842,核苷酸多样性为0.00215,居群间基因流Nm为4.26,居群间分化系数G.t值为0.05543;叶绿体DNA的检测结果显示,单倍型数目为6,单倍型多样性为0.6211,核苷酸多样性为0.00326.其中台北居群的单倍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均比金门居群高.核基因和叶绿体基因的AMOVA分析显示,居群内的遗传差异远高于居群间.台湾水韭的核苷酸多样性相对其他水韭属植物较低,可能与台湾水韭的染色体倍型以及狭域分布有关.居群结构的形成可能和基因流以及奠基者效应有关.宜采用原地和迁地保护的方法对居群进行保护.

鸟类时空格局影响下鸟类种群生态位的变化是认识鸟类环境适应机制的理论基础.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采用样带法研究了冬春季节5种优势鸟类种群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时间异质性.结果表明:随着月份的更替,5种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赤麻鸭(Tadornaferruginea)、绿头鸭(Anasplatyrhynchos)、麻雀(Passermontanus)、白骨顶鸡(Fulicaatra)的最高值出现在1月分别为1.601、1.415、1.627、1.771,大白鹭(Ardea alba)的最高值出现在3月为0.556;不同月份间鸟类优势种群生态位重叠存在差异,3月、11月生态位的重叠值最大,1月份最小;优势鸟类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在时间尺度上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湿地公园时间尺度上的鸟类生态位宽度和重叠的差异与湿地食物资源及隐蔽条件、鸟类群体迁徙规律、鸟类种间的竞争密切相关,反应了湿地鸟类适应生境变化的可塑性机制.

在圈养环境下,迁地保育野生动物易发育刻板行为,刻板行为的发育可直接影响圈养野生动物的繁殖和存活,从而影响迁地保育.2016年5月1日至7月31日间,采用焦点取样及所有事件记录法对四川马尔康林麝繁育场的75头圈养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进行了刻板行为取样,分析了性别、年龄、圈区环境、圈群结构等因素对其刻板行为的效应.结果表明,四川马尔康麝场的圈养林麝在单位取样时间(10 min)内展现的刻板行为持续时间占比为20.53％±2.43％(n=75);雌麝刻板行为持续时间占比(18.14％±3.26％,n=46)略低于雄麝(20.89％±3.98％,n=25);随圈养年限(本研究中的圈养林麝“年龄”即是“被圈养年数”)增加,林麝展现刻板行为的持续时间显著增加(P＜0.05);圈区环境设施对刻板行为存在显著效应(P＜0.05),裸地基底圈舍中林麝的刻板行为持续时间占比最高(33.11％±6.16％,n=24);圈群结构对林麝刻板行为持续时间的影响不显著(P＞0.05),混合圈群的刻板行为持续时间(19.31％+ 3.18％,n=53)最小;圈群密度对刻板行为持续时间的效应不显著(P＞0.05).增加圈养环境的植被覆盖,进行混合圈养,可有效降低圈养林麝的刻板行为强度,并可提升林麝迁地保育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