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西方医学知识与技艺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演变，不仅直接促成了中西医学分庭抗礼的格局，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医学知识与技能”的理解而言，医家和史家分别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作为殊途同归的“医学史”研究将两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医学史是一门研究医学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以医学的发展演进为研究对象，不仅探究医学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变化，更是将医学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医学发展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相关关系与影响。医学史是医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一般可将它分为综合史和专门史两大类 ［1］。医学史最初是一块遗世独立的狭小的园圃，完全由医生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着。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这个题目才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把这个专门化的体裁携入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都引进了医学史研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今天经常要把它叫作“医学与健康的历史” ［2］。只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角度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 ［3］。

目的:预测革苞菊属(Tugarinovia Iljin)植物不同时期下在中国的潜在适生区,并探究影响革苞菊属植物潜在适生区变化的环境因子.方法:基于革苞菊属植物的40个实际地理分布点以及29个生物气候变量数据,运用MaxEnt模型和ArcGIS技术进行研究.结果:本研究使用的MaxEnt模型AUC检验值均高于0.94,其模拟可信性极高;影响革苞菊属植物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有海拔、温度季节性变化、紫外线的季节性、最湿月降雨量、最干月降雨量和最高月份的平均UV-B值;从末次冰盛期到当代革苞菊属植物在中国的分布是高纬度往低纬度迁移,整体往东迁移.当代到2050年两种不同情景下革苞菊属植物分布区均是低纬度往高纬度迁移,整体向东北扩张,2050年到2070年两种不同情景下苞菊属植物分布区呈现扩张的趋势由高纬度往低纬度迁移,整体往西南方迁移,均有向高海拔迁移趋势.在未来2050年两种不同情景下,革苞菊属植物适生区都将集中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而在未来2070年两种不同情景下,革苞菊属植物适生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革苞菊属植物未来在中国的整体迁移路线呈现由北往南、由东向西偏移,且均有向高海拔地区移动趋势.结论:本研究结果可为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及引种栽培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山豆根(Euchresta japonica)为我国I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该研究通过设置不同遮阴网的层数和采用不同浓度的聚乙二醇溶液浇灌,探讨了山豆根光合特性对光强和干旱的响应.结果表明,山豆根叶片的饱和光强为 683.06～907.07 μmol/(m2·s);单层遮阴处理叶片的最大电子传递速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整体高于双层遮阴处理,其中单层遮阴且未进行干旱处理的叶片最大电子传递速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最高,分别为55.36和6.73 μmol/(m2·s);相同遮阴条件下,叶片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及其对应的饱和光强均随干旱程度增加整体呈下降趋势;单层遮阴条件下的蒸腾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均整体高于双层遮阴条件下的.不同处理下叶片光系统II的实际光化学效率、光化学猝灭系数以及非光化学猝灭系数等整体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山豆根属半阳生植物,其叶片利用弱光能力较强,植株具有较强的耐干旱能力.因此,建议在开展野外回归、迁地保护、人工栽培等工作时,进行适当遮阴处理并保持充足的土壤含水量.

枳壳为多基原药材,历史存在基原持续变迁,现代地方品种极为混杂.通过查阅古今文献,从枳壳古代本草基原考证和现代基原梳理2方面进行整理和分析.本草考证表明,其基原经历多次变迁.唐以前,枳壳基原为枳Citrus trifoliata L..唐代,酸橙C.aurantium逐渐兴起,与枳C.trifoliata同为枳壳基原.宋代,酸橙C.aurantium开始逐渐取代枳C.trifoliata.明清时期,酸橙C.aurantium已取代枳C.trifoliata并延续至今.现代文献梳理表明,枳壳基原记载混杂,主要涉及柑橘属(Citrus)酸橙及其变种、柑橘属其他类群和枳属(Poncirus)植物,共33种(含栽培变种和杂交类群).主要商品基原应用现状与中国药典收载基原存在诸多矛盾.建议中国药典增加臭橙C.aurantium'Xiucheng'和香橙 C.aurantium'Xiangcheng'(C.× junos Sieb.ex Tanaka)两种道地产区基原,去除朱栾C.aurantium'Chuluan'和塘橙 C.aurantium'Tangcheng'两种淘汰基原.

目的 预测分析气候变化下广西特色药用植物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为两面针的生态保育和人工栽培提供参考.方法 结合49条两面针在我国的地理分布信息、19个环境因子和最大熵(MaxEnt)模型,构建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分析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下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结果 当前气候情景下,两面针在我国的潜在适生区主要取决于4个环境因子:最冷季度降水量(Bio19)、最暖季度降水量(Bio18)、最干季度降水量(Bio17)、年平均气温(Bio1);未来气候情景下,两面针高适生区质心主要向东北和西北方向迁移,迁移距离范围为13.63～153.95 km;两面针在未来气候情景下稳定不变的高适生区与当前相比将减少至21.68%左右,且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地区,这些稳定不变区域可作为两面针半人工种植的首选地区.结论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制定两面针合理的生态保育和人工栽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以减少未来气候变化对两面针种群传播的影响.

物种是生物学中最基本的分类单元,对于珍稀濒危物种而言,物种的正确界定对于制定保护措施至关重要.分布于中国亚热带地区的百山祖冷杉(Abies beshanzuensis)、资源冷杉(A.ziyuanensis)和大院冷杉(A.dayuanensis)种群极小,且分类上长期存在争议.现行分类依据形态和地理分布将大院冷杉归并到资源冷杉,又将资源冷杉处理为百山祖冷杉的变种,但分子证据不足.该研究对百山祖冷杉、资源冷杉和大院冷杉分布区内8个种群的23株个体进行靶向捕获测序,获得了60个单拷贝核基因中的805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种群遗传结构和历史动态分析表明,这些个体可分为两个谱系,分别对应于百山祖冷杉和资源冷杉,其中资源冷杉在2.35 Ma前与百山祖冷杉和大院冷杉的共同祖先分化,而大院冷杉与百山祖冷杉亲缘关系更近,形成一个谱系.百山祖冷杉、资源冷杉和大院冷杉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整体较低,种群间存在较为明显的遗传分化(遗传分化指数0.083-0.208).由于未检测到分化后的谱系间遗传交流,推测分布区的碎片化是谱系间遗传交流受阻进而产生分化的主要原因.生态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百山祖冷杉、资源冷杉和大院冷杉这群濒危冷杉分布区的年平均气温和最冷季平均气温显著高于东亚分布的非濒危冷杉物种,因此,该研究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其濒危的关键因素.综合以上研究结果,该研究对百山祖冷杉、资源冷杉和大院冷杉这群植物进行新的分类处理,将大院冷杉处理为百山祖冷杉的异名,确认资源冷杉种的地位.在对其濒危机制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建议在西南的横断山和秦巴山地区尝试迁地栽培实验,同时就地人工辅助育种.

目的:掌握影响薤白生长的主要气候和生态因子,对其潜在适生区进行预测,为扩大薤白引种栽培和野生资源有效保护提供参考.方法:运用MaxEnt模型及ArcGIS技术对全国 326 个地理分布信息位点进行分析,筛选出影响薤白地理分布的主导环境因子,根据当前分布现状预测未来 2041-2060 年及 2061-2080 年不同气候条件下薤白的潜在空间分布格局.结果:在当前气候下,薤白的适生分布面积为 416.57×104 km2,高适生区主要分布在陕西、湖南、安徽等省份,年降水量、年均温、最湿月降水量以及最干季均温是限制其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在未来不同气候时期,薤白总体适生区有往北迁移的趋势.随着全球气候温度逐渐升高,薤白的潜在高适生境将逐渐减少.结论:该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薤白生境有重要影响,建议加强对薤白野生资源的关注和保护.

党参作为我国药食同源的大宗药材之一,其种植面积与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党参基原众多、品种复杂、产地分布广,其质量往往良莠不齐.本文对党参道地品种的历史沿革、产地变迁及产区现状进行系统考证,发现当今党参并非古籍中的上党人参;人工种植和引种栽培导致党参产地逐渐向西北、西南地区变迁;我国 46 种党参属植物有药用历史,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桔梗科植物党参、素花党参、川党参作为党参法定基原;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党参道地品种主要有山西长治和晋城的潞党、山西五台山的台党、陕西凤县的凤党、湖北板桥的板桥党参、重庆巫山的庙党、四川九寨沟的刀党、甘肃渭源和陇西的白条党、甘肃文县的纹党、贵州道真的洛党、贵州毕节的威党、东北的东党及青海的西党.通过对党参道地品种历史沿革的考证、产地变迁路径的梳理及产区现状的调查,可为其资源研究、品种溯源和改良、引种栽培、产地优化、品质一致性评价等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设置的500 m2 样地中对迁地栽培植物坡垒(Hopea hainanensis Merr.&Chun)种群进行调查,采用径级结构代替龄级结构分析坡垒种群的结构特征,同时编制了静态生命表,分析种群的存活率、死亡率及消失率.结果显示,迁地栽培的坡垒种群更新的苗木尚无大径级的个体;但栽培的坡垒大部分个体能开花结果及自然更新,且幼苗数量较多,幼苗密度为 19550 株/hm2,,占种群个体数的86.00%.静态生命表分析结果表明,坡垒种群Ⅱ龄级的个体死亡率最低,Ⅲ龄级的个体死亡率最高,种群存活曲线趋向于Deevey-Ⅲ型;死亡率和消失率变化趋势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坡垒迁地保护取得了初步成功.此外,迁地栽培中应加强对幼苗、幼树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其成活率,更多的进入下一龄级的生长和种群的扩大.

野生种群是重要的种质资源,了解本地野生种群和栽培种群之间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演化有助于野生种群的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本研究基于北京板栗自然与栽培分布区,采集5个栽培种群和1个野生种群共93份种质的叶片,并采集湖北宜昌1个种群(作为外群)共16份种质的叶片,筛选16对微卫星SSR引物分析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历史.结果表明北京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其中红螺寺野生板栗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高于其他种群.板栗各种群之间有明显的遗传分化(Fst=0.232),基因交流频率较低(Nm=0.547).分子生物学方差分析(AMOVA)分析表明板栗种群内的遗传变异(57.70％)大于群体之间(42.30％).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显示,宜昌板栗种群明显区别于北京板栗种群,北京板栗分为两组,红螺寺野生种群单独为一组,明代板栗园古树种群和其他栽培种群聚为一组,说明北京栽培板栗可能来自于明代板栗园古树种群.非加权组平均法聚类分析(UPGMA)、主坐标分析(PCoA)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均支持群体遗传结构结果.Treemix分析结果显示从宜昌种群到北京种群发生过历史基因交流,说明板栗从华中地区向北迁移的路线.种群历史结果表明,北京种群在大约8.3万年前从宜昌种群种分化出来,北京本地野生种和栽培种的分化时间大约在3.2万年前.本研究结果支持板栗由华中向北迁移的假说,栽培种的驯化降低了北京板栗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北京板栗野生种和栽培古树保留了高的遗传多样性,应该优先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