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开放手术和腔内手术对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初次修复只是部分治疗，远端破口与残余夹层持续影响患者的远期预后。理想的治疗策略应以微创、简便、安全、有效的方法修复全主动脉病变。本文将从残余夹层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现有诊疗策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述评，为主动脉残余夹层诊疗策略优化提供部分参考。

目的:探讨胸主动脉覆膜支架分段释放技术联合"潜望镜"技术在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远端破口处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2020年5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胸主动脉远端假腔扩张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5例患者均为男性。主动脉CTA影像资料显示内脏区主动脉存在夹层再破口，支架远端夹层动脉瘤形成。均采用Gore C-TAG支架的分段释放定位联合"潜望镜"技术方法处理夹层远端破口。手术成功率100%，无中转开腹和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复查主动脉CTA显示夹层远端破口隔绝完全，分支血管灌注通畅。结论:采用Gore C-TAG支架分段释放技术联合"潜望镜"技术方法处理夹层远端破口技术操作简单，成功率高，近期效果满意。

患者女，63岁。因“消瘦、乏力4年”就诊。患者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消瘦、乏力，无腰背部疼痛，于当地医院检查提示：左肾占位。CT示：左侧腹膜后-左肾恶性肿瘤，12.0 cm×6.6 cm×16.7 cm；肿块右缘邻近腹主动脉，包绕左肾动脉，前缘紧贴并推挤左肾静脉（图1、2）。泌尿外科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术中见肿物巨大，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考虑腔镜下难以完整剥离肿物，遂中转开腹，肿物剥离过程中大出血，术中紧急止血钳钳夹后3-0 Prolene线缝扎止血，待肿瘤完全切除后探查腹膜后怀疑腹主动脉误扎，腹主动脉远端、股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图3A），术中失血量约4 000 ml。重新探查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右肾动脉并依次阻断，剪除腹主动脉线结，见到腹主动脉前壁2处大小约0.5 cm×0.5 cm破口（图3B），剪开腹主动脉破口见腹主动脉后壁内膜损伤，固定后壁内膜片后裁剪人造血管补片完成腹主动脉修补（图3C）。腹主动脉术中阻断时间约34 min，术毕可触及肠系膜上动脉、肾动脉搏动，未见到明显肠缺血和肾梗死改变，可触及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术后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转往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术后1周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术后病理：左肾恶性梭形细胞肿瘤，考虑肉瘤样癌。

患者 男性，42岁，因“反复消化性溃疡原因待查”于2020年11月17日入院。患者反复腹痛、反酸，诊断十二指肠溃疡4年，长期口服抑酸药物。曾于外院行3次手术治疗：2019年9月，因明显腹痛、呕吐，胃镜示十二指肠球降交界处瘢痕样狭窄，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行腹腔镜下远端胃切除+迷走神经切断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胃窦部固有腺体减少，少量炎症细胞浸润，胃体部灶状淋巴细胞浸润；术后2个月患者再次出现腹痛、呕吐，复查胃镜示吻合口溃疡，保守治疗后好转；2020年2月10日因剧烈上腹痛，急诊CT检查结果示腹盆腔大量积液积气行手术探查，术中见胃大弯前壁大小1 cm×1 cm破口，行穿孔修补术；2020年9月9日因剧烈上腹痛、呕吐咖啡色物质，考虑消化道穿孔、上消化道出血，急诊行胃大部切除术，术后吻合口狭窄梗阻，无法经口进食，置鼻空肠营养管及鼻胃减压管；术后1个月复查胃镜示吻合口溃疡并狭窄，血胃泌素63 pmol/L（正常值范围：2~10 pmol/L）。入院体检：体重41 kg，体重指数15.8 kg/m 2。患者无法经口进食，经鼻饲营养管鼻饲蛋白型肠内营养制剂，强烈希望恢复经口进食。入院主要诊断：难治性消化性溃疡、胃大部切除术后吻合口梗阻、高胃泌素血症病因待查、重度营养不良。

患者男，48岁。因体检发现右上腹部肿物9 d入院。既往体健。实验室检查：纤维蛋白原16.83 mg/L，余化验指标均正常。腹部增强CT：下腔静脉肝下段右前方可见囊性肿块，大小约3.8 cm×4.6 cm×5.5 cm，边界清楚，肿块于肾门水平可见一狭颈与下腔静脉相通，向下达脐水平，增强后病变强化方式与下腔静脉相同，考虑下腔静脉瘤。因纤维蛋白原较低，术前予维生素K 1 10 mg肌注5 d，复查纤维蛋白原升至23.0 mg∕L。全麻下正中开腹，暴露肝下下腔静脉，探查发现右腹膜后见囊状肿物，大小约4 cm×5 cm，位于右肾静脉下方，并局限于肾下下腔静脉。肿物与下腔静脉关系紧密，沿肿物边缘分离并注意保护输尿管，见该肿物近心端以0.7 cm直径细蒂与下腔静脉右侧壁相通，远心端有一束丛状血管与之相连，可见血液自下腔静脉注入囊性肿物内，考虑为Ⅲ型囊状下腔静脉瘤。行下腔静脉瘤切除、下腔静脉修补术：以心耳钳阻断下腔静脉右侧部分，并切断肿物及部分下腔静脉壁，用5-0 Prolene线缝合下腔静脉壁处破口，松开心耳钳后，见下腔静脉壁无渗漏，再对肿物远端供应血管切断、双重结扎（图1）。病理：囊性肿物，壁厚0.1 cm，囊内充满大量血液及血凝块，囊内壁较光滑：镜下见厚、薄不一的平滑肌组织的囊壁，内衬血管内皮细胞，结合临床，符合静脉瘤诊断（图2）。出院后予利伐沙班10 mg/d以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可能的肺栓塞。

目的:探讨高频超声对闭合性阴茎海绵体破裂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16年8月至2021年5月收治的8例闭合性阴茎海绵体破裂患者的超声检查资料，分析其高频超声图像特征。结果:8例闭合性阴茎海绵体破裂患者中，6例位于阴茎海绵体远端，1例位于阴茎海绵体中部，1例位于阴茎海绵体近端，均为单侧阴茎海绵体破裂，左侧3例，右侧5例。8例均见阴茎海绵体白膜连续中断，断端可清晰显示，白膜破口最大者16.1 mm，最小者2.1 mm。阴茎海绵体白膜断裂处周围血肿形成，血肿范围7.9 mm×5.6 mm~40.3 mm×15.4 mm。结论:高频超声检查方便、迅速、准确率高，可作为闭合性阴茎海绵体破裂首选的辅助检查。

目的:测量分析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围手术期主动脉CTA影像资料，总结残余夹层病理解剖特点，以期指导进一步临床治疗。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根据入排标准，纳入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单中心224例急性主动脉夹层住院患者，根据Stanford分型分为2组。收集围手术期(术前或术后60天)主动脉CTA影像资料，测量相关指标，描述主动脉残余夹层的病理解剖特征。结果:测量范围内无远端破口患者4例(1.8%)，识别出远端破口648个。A、B、C段破口分别为211个(32.6%)、203个(31.3%)、234个(36.1%)。主动脉A、B、C段破口平均为(0.9±1.1)个、(0.9±0.9)个、(1.0±1.2)个。对应破口平均面积为(34.9±46.7)mm 2、(29.0±30.5)mm 2、(18.6±23.9)mm 2。破口距腹腔干上、下缘的平均距离为(36.8±33.2)mm、(2.3±3.8)mm；距SMA上、下缘的平均距离为(2.3±4.1)mm、(1.2±2.6)mm；距左肾动脉上、下缘的平均距离为(0.1±0.6)mm、(38.5±24.4)mm；距右肾动脉上、下缘的平均距离为(0.7±2.6)mm、(8.1±17.3)mm。腹腔干真腔供血151例(67.4%)；双腔供血49例(21.9%)；假腔供血24例(10.7%)。SMA真腔供血187例(83.5%)；双腔供血32例(14.3%)；假腔供血5例(2.2%)。左肾动脉真腔供血150例(67.0%)；双腔供血27例(12.1%)；假腔供血47例(21.0%)。右肾动脉真腔供血148例(66.1%)；双腔供血30例(13.4%)；假腔供血46例(20.5%)。双肾动脉真腔供血83例(37.1%)；双腔供血4例(1.8%)；假腔供血1例(0.5%)。 结论:本组AAD患者主动脉远端破口总数为(2.9±1.9)个，1.8%患者无远端破口。A、B、C段破口平均面积为(34.9±46.7)mm 2、(29.0±30.5)mm 2、(18.6±23.9)mm 2。61.2%患者腹腔动脉分支段存在破口且破口与腹腔动脉分支位于同一水平。腹腔动脉分支中肾动脉最常受夹层累及，SMA受夹层累及最少见。研究解释了现有修复方法存在局限性的解剖基础，为后续修复技术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未接受过主动脉弓部置换的马方综合征患者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TEVAR）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的临床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行TEVAR治疗TBAD的未接受过主动脉弓部置换的23例马方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5例，女性8例；年龄（38.0±11.0）岁（范围：24~56岁），其中12例患者有升主动脉手术史。分析患者的手术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和再干预情况，采用Kaplan-Meier曲线分析术后生存情况。结果:患者技术成功率为91.3%（21/23）。2例手术失败患者，1例出现少量Ⅰa型内漏，随访期间消失；1例出现支架远端内膜脱套，再次植入第2枚支架，两枚支架重叠处出现少量Ⅲ型内漏，随访期间消失。围手术期死亡1例（4.3%）。随访时间［ M（IQR）］60（48）个月（范围：12~132个月）。7例患者需要再干预，原因包括远端支架源性新破口3例，远端瘤样扩张2例，Ⅰa型内漏1例及近端逆行撕裂性A型夹层1例。患者5年累积生存率为86.7%（95% CI：86.6%~86.8%），免于主动脉再干预率为81.8%（95% CI：61.8%~92.8%）。 结论:在未接受过主动脉弓部置换的马方综合征患者中，TEVAR治疗TBAD具有较高的技术成功率和较低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包括内科保守治疗、主动脉腔内修复和外科开放手术，但具体的治疗策略仍存在一定争议。中国患者的发病年龄比欧美国家低10~20岁，预期寿命更长，远期远端主动脉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所以治疗上应该更加积极。近年来，随着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的飞速发展，因其创伤小、风险低、恢复快、技术容易掌握等优点，在国内各心血管中心广泛开展。TEVAR封闭了近端较大的原发破口，减少假腔血流，促进假腔血栓化及主动脉重塑，延缓动脉扩张，降低中远期风险。所以TEVAR逐渐替代大部分开放手术成为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目前已经成为国内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首选治疗方案。

近年来，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在治疗方式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腔内修复技术已成为其主要治疗手段。但该技术仅针对原发破口区域进行修复，远端常残留破口及夹层，部分患者远期会发生主动脉远端扩张甚至破裂。目前已有多项关于主动脉重塑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判断患者预后提供了一些参考。相较于正常的主动脉，慢性夹层患者的主动脉壁顺应性下降，患者往往预后不良。主动脉承载血流的运输，影响血流动力学的各种因素亦会影响主动脉的重塑。有研究者报告了数项负性重塑的相关因素，并在腔内修复术的基础上增加了辅助技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面对每例患者的不同情况，具体治疗方式尚不明确，影响主动脉重塑效果的因素仍未研究清晰。进一步明确负性重塑的影响因素，有助于筛选高危患者，优化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