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抗生素骨水泥被覆重建钢板治疗感染性骨盆前环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自2017年1月至2022年3月应用抗生素骨水泥被覆重建钢板治疗感染性骨盆前环骨折患者11例,男7例,女4例;年龄27～49岁;骨盆骨折Tile分型:C1型4例,C2型4例,C3型3例.2例前环内固定术后感染,9例患者均因早期清创不彻底导致前环感染,按创伤严重度评分标准(injury severity score,ISS)评分为24～38分.前环经扩大清创、冲洗、抗生素骨水泥被覆重建钢板内固定,后环骨折均采用闭合复位,骶髂螺钉内固定.结果:11例均获得随访,时间13～20个月.2例术后感染复发,1例经再次清创更换抗生素骨水泥涂层内固定,1例感染较轻,未累计髓腔,清创后保留钢板仅更换抗生素骨水泥,感染得到控制.2例出现切口渗液,术后3个月取出内固定后愈合.所有患者在随访期内未见骨盆骨折再移位、再发感染.最终11例均骨性愈合.末次随访,按照Matta骨折复位标准,优6例,良4例,可1例;按照Majeed功能评分,优6例,良3例,可2例.结论:抗生素骨水泥被覆重建钢板有效治疗感染性骨盆前环骨折,具有术中安全性高和感染复发率低的特点,有利于术后早期康复锻炼,明显缩短病程.

目的 探讨以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创伤单元为主导,联动院前、院内一体化救治的闭环式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以综合医院创伤中心及多学科协作诊疗(MDT)团队替代发达国家的独立创伤中心建设思路,探索本地区现阶段创伤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1年1月前后两年251例严重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采用以ICU创伤单元为主导的综合创伤中心救治模式救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126例为观察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采用MDT的严重多发伤患者125例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观察记录两组患者的28 d病死率,同时分析记录两组患者的抢救厅滞留时间、开始急诊手术时间及完成影像学检查时间.结果 两组患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损伤严重度评分(I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28 d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完成影像学检查时间(min:14.40±3.10 vs.26.00±5.28)、抢救厅滞留时间(min:32.90±10.65 vs.68.20±21.33)、急诊手术时间(min:39.8±13.72 vs.108.10±59.94)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以ICU为主导的综合创伤中心救治模式的建立,构建了严重创伤救治的一体化流程,能够规范严重创伤救治体系,提高严重多发伤患者救治成功率,极大缩短严重多发伤患者的救治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严重多发伤患者伤后免疫紊乱与急性胃肠功能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AGI）间的关系。方法:纳入同济医院创伤外科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205例，选取23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依据AGI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AGI组与不伴AGI组（N-AGI组）；AGI组根据严重程度又分为轻度AGI组（L-AGI组）与重度AGI组（S-AGI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于伤后1、7、14 d采集患者外周血，检测淋巴细胞亚群比率及炎症因子水平。采用 t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各指标的组间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AGI发生的免疫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79.5%的严重多发伤患者伴发AGI（163/205例）。与N-AGI组患者相比，AGI组在伤后1 d总T淋巴细胞（Tc）、辅助性T淋巴细胞（Th）比率；7 d的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8（IL-8）及白细胞介素-10（IL-10）水平，抑制性T淋巴细胞（Ts）、Th/Ts与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比率；14 d的IL-8与IL-10水平，Ts、Th/Ts及Treg比率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L-AGI组患者相比，S-AGI组在伤后1 d的Tc、Th比率，IL-6与TNF-α水平；7 d和14 d的Ts、Th/Ts与Treg比率，IL-8与IL-10水平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s 7 d（ OR=2.018，95% CI：1.105~5.364， P=0.013）、Treg 14 d（ OR=3.612，95% CI：1.375~8.476， P=0.006）、IL-6 7 d（ OR=1.824，95% CI：1.011 ~5.835， P=0.024）、IL-10 14 d（ OR=2.847，95% CI：1.241~6.216， P=0.014）、TNF-α 7 d（ OR=1.754，95% CI：1.215~5.441， P=0.018）是严重多发伤后伴发AGI的高危因素。 结论:严重多发伤后机体免疫紊乱易诱发AGI，且伴发AGI将导致伤后免疫紊乱的持续加重。

目的:利用同轴脊髓损伤平台(FSI)及微创操作，建立标准化、损伤分度显著、并发症低和重复性高的创伤性脊髓损伤动物模型。方法:C57BL/6小鼠随机编号，轻、中、重度损伤组和对照组，3种不同方法定位第9胸椎。试验开始前对撞击针在不同高度降落产生的力(Kdyn)进行记录。在损伤后第1、14、28、42天利用行为学检测观察小鼠后肢活动能力，同时在此时间节点完成组织病理学观察。各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个率比较应用 χ2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力学测试结果提示，FSI脊髓损伤平台打击精度高，20、35、50 mm高度降落后产生的力分别为(35.7±1.0)、(55.0±1.3)、(72.3±1.7) Kdyn。3种脊髓阶段定位方法之间准确差异性较高( F＝1 610.504， P<0.01)。BMS评分提示各实验组之间损伤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9.085， P<0.01)，重度损伤组与中度损伤组： χ2＝313.500， P<0.05；重度损伤组与轻度损伤组： χ2＝274.500， P<0.01。斜板实验检测结果提示中、重度损伤组与正常组和轻度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44.500， P<0.05)。病理学检测结果提示各组小鼠在不同时间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82.600， P<0.01)。 结论:同轴脊髓损伤平台结合微创方法制备C57BL/6小鼠创伤性脊髓损伤模型，可完成步骤简单、打击分度显著及重复性高的实验流程。

目的:观察人脱细胞异体神经修复材料(hANG)修复上肢高位创伤性神经缺损的有效性。方法:自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采用hANG修复创伤性上肢神经缺损8例,其中男6例,女2例;年龄21 ~53岁,平均35.4岁。臂远端桡神经缺损2例,前臂段正中神经缺损4例,骨间后神经缺损1例,前臂段尺神经缺损1例;合并臂肌肉损伤2例,前臂肌肉损伤4例,合并肱动脉缺损1例,创面中至重度污染;神经缺损长30~60 mm,平均45 mm。均为急诊手术,先行骨折固定,修复肌肉组织,找出缺损神经远、近端,修剪至正常神经乳头,以hANG端端缝合进行桥接。术后随访18~40个月,平均30.6个月,观察移植物排斥反应,采用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评价修复效果。结果:所有病例未出现移植物免疫排斥反应。5例伤口Ⅰ期愈合,2例创面无法闭合,Ⅱ期行游离植皮术后伤口愈合,1例患者术后10 d出现皮肤部分坏死,行局部皮瓣转移修复后伤口愈合。2例正中神经恢复良好,手指握拳及拇指对掌肌力Ⅳ级,感觉S 3+,1例骨间后神经恢复良好,伸拇伸指肌力Ⅳ级。根据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优3例,可1例,差4例。 结论:在严格清创后,hANG可应用于急诊的高位创伤性神经缺损的修复,并可部分恢复神经功能。

目的:探讨微创猫眼侧方腰椎融合术（CLIF）对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后路矫正融合节段选择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收治的Lenke-Silva分级为Ⅴ级和Ⅵ级的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入组患者首先完成术前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评估Lenke-Silva分级，确定Ⅰ期CLIF手术节段，同时预判如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数；Ⅰ期术后再次评估Lenke-Silva分级，将患者分为有效组（Lenke-Silva分级降低）和无效组（Lenke-Silva分级不变），根据二次评估的结果制定Ⅱ期后路手术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实际融合节段与预计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的差值、分期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时侧凸Cobb角、冠状面与矢状面影像学参数、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分析Lenke-Silva分级降低的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秩和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共5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8例，女性46例，年龄（68.8±5.8）岁（范围：56~77岁），术前Lenke-Silva分级：Ⅴ级26例，Ⅵ级28例。行Ⅰ期CLIF 194个节段，其中114个节段（58.8%）行前柱松解重建术（ACR），15个节段（7.7%）：使用大角度融合器。Ⅰ期术后，32例患者（22例Ⅴ级、10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降低，纳入有效组；22例患者（4例Ⅴ级、18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无变化，纳入无效组。有效组中32例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均在L 1以下，无效组中18例（81.8%，18/22）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在L 1以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有效组患者椎间隙前方均无连续性骨赘，无效组中7例椎间隙前方有连续性骨赘（31.8%，7/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有效组患者Ⅰ期术中行ACR（71.2%比39.5%，χ2=20.660， P<0.01）和使用大角度融合器的节段更多（12.7%比0， P=0.001），而术后严重融合器下沉节段较少（5.9%比15.8%，χ2=4.793， P=0.029）。Ⅰ期术后，两组患者腰椎Cobb角无差异，有效组腰椎前凸角为（34.0±8.3）°，大于无效组的（25.5±9.7）°（ t=3.478， P=0.001），而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之差为（15.7±4.6）°，小于无效组的（20.0±10.8）°（ t=-2.129， P=0.038）。有效组与无效组患者相比，Ⅱ期手术融合节段更少、上端固定椎终止于胸椎例数更少，实际融合节段较预判行单纯后路矫形所需融合节段减少更多（ P值均<0.01）。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4~45个月，两组患者Ⅰ期、Ⅱ期术后和末次随访时的影像学结果和临床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Ⅰ期CLIF能降低部分严重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的Lenke-Silva分级，Ⅰ期CLIF术后Lenke-Silva分级降低可能与术前顶椎位置、椎间隙前方连续性骨赘，术中使用ACR和大角度融合器，以及术后融合器下沉程度等因素相关。Ⅱ期术前进行脊柱力线再评估，有助于融合节段的准确选择，减少手术创伤。

目的:研究多发伤患者伤后不同时期的休克发生类型及特征。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间收治于多家创伤中心的多发伤患者，入选年龄>18岁多发伤患者；排除受伤到入组时间>48 h，及有恶性肿瘤史，慢性消耗性、代谢性或免疫性疾病史者。伤后48 h内为伤后早期，伤后48 h至14 d内为伤后中期。收集患者疾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验、影像学检查、损伤严重度评分、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等资料，依据各休克类型的诊断标准，观察多发伤后不同时期休克的发生类型及特征。通过 t检验、 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多发伤后早期、中期休克发生率分别为73.1%、36.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伤后早期、中期两组中，低血容量性休克（hypovolemic shock, HS）患者（83.6% vs. 28.4%）、分布性休克（distributed shock, DS）患者（13.7% vs. 80.9%）、心源性休克患者（3.5% vs. 6.6%）的占比，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梗阻性休克（obstructive shock, OS）患者占比（8.4% vs. 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病因不明型休克占比分别为1.6%、1.2%。多因型休克在伤后早期、中期占比分别为9.5%与14.4%。伤后不同时期多因型休克共观察到7种病因组合，伤后早期以HS+DS最为常见（42.3%），其次为HS+OS（28.8%）；伤后中期以HS+DS最为常见（48.6%），其次为DS+OS（24.3%）。 结论:多发伤后休克发生率高，患者不同类型的休克可能同时存在或序贯发生，在制定休克复苏策略时应更加全面，以期提高多发伤的救治成功率。

严重创伤患者可并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病死率高，救治难度大 [1]。肥胖尤其重度肥胖，是创伤后ARDS的危险因素之一，会延长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肥胖患者并发创伤后ARDS给临床救治带来了更大挑战 [2]。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us–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V-ECMO）能够暂时性替代肺脏功能，新近的研究表明，其治疗创伤后ARDS是安全可行的 [1]。感染是ECMO应用期间常见的并发症 [3]，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最多发的感染，多数由革兰氏阴性耐药菌导致，包括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 [4]。有研究提示ECMO期间耐药菌感染发生和患者预后直接关连 [4]。因此，病原体早期识别，准确的覆盖耐药菌是抗感染治疗中的挑战之一。近年来，宏基因组新一代测序技术（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在急危重症和疑难感染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逐步用于疑难、少见感染的诊断，但其耐药基因检测优化临床抗生素使用的报道甚少 [5,6]。现将本院收治的一名重度肥胖严重创伤并发ARDS患者，在ECMO联合mNGS优化耐药菌抗感染方案下获得成功救治的病例（伦理审批号：YJ2023015，已获得患方知情同意。）进行总结及分析，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严重多发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并分析各危险因素对严重多发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的预警效能。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9年7月至2021年10月余姚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严重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1例；年龄36~55岁［（45.5±13.6）岁］。损伤严重度评分（ISS）20~29分［（25.3±6.4）分］。根据患者住院期间是否发生脓毒症，将患者分为脓毒症组（32例）和非脓毒症组（60例）。记录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致伤原因、损伤部位数、ISS、伤后并发症，以及伤后1，3，5 d 芳香烃受体（AHR）、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采用单因素分析评估上述指标与严重多发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严重多发伤患者伤后脓毒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相关危险因素单独或联合对严重多发伤患者伤后脓毒症发生的预警效能。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ISS、伤后1 d AHR水平、伤后3 d CRP和伤后3 d PCT水平与脓毒症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 P<0.05或0.01）；而性别、年龄、基础疾病、致伤原因、损伤部位数、伤后并发症、伤后3，5 d AHR水平、伤后1，5 d CRP水平和伤后1，5 d PCT水平与脓毒症发生不相关（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ISS（ OR=1.12，95% CI 1.01，1.24， P<0.05）、伤后1 d AHR水平（ OR=1.30，95% CI 1.10，1.52， P<0.01）、伤后3 d PCT水平（ OR=1.81，95% CI 1.08，3.03， P<0.05）与脓毒症发生显著相关。ROC曲线分析结果表明，高ISS（AUC=0.69，95% CI 0.57，0.76）和伤后1 d AHR水平（AUC=0.79，95% CI 0.68，0.90）对脓毒症发生有预警价值，两者联合的预警效能更优（AUC=0.86，95% CI 0.77，0.95）。 结论:高ISS、伤后1 d AHR水平、伤后3 d PCT水平是严重多发伤患者脓毒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伤后ISS、AHR及两者联合对严重多发伤患者伤后脓毒症的发生有较好的预警价值。

目的:探讨“5G云+医疗”物联网联动新模式对提高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效果的作用。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11月至2020年11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州医院收治的410例严重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58例，女152例；年龄16~80岁［（45.7±16.1）岁］。损伤严重度评分（ISS）为17~55分［（28.1±7.6）分］。以启用“5G云+医疗”物联网联动新模式后（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入院抢救的210例严重创伤患者为观察组，以急诊传统救治模式（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入院抢救的200例严重创伤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开始救治时间（患者到达医院后交接及开始抢救的时间）、完成CT检查时间（从接诊至完成CT检查时间）、接受输血时间（从输血申请至执行时间）、抢救室滞留时间、术后28 d ISS情况、输血患者比例、抢救成功率及病死率。结果:观察组开始救治时间［（2.4±1.1）min］、完成CT检查时间［（29.1±10.3）min］、接受输血时间［（28.1±10.2）min］、抢救室滞留时间［（3.0±1.1）h］明显短于对照组的［（5.5±1.2）min、（42.8±10.1）min、（48.5±13.1）min、（5.0±1.4）h］（ P均<0.05或0.01）。观察组ISS为（18.7±2.8）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2.1±3.4）分（ P<0.05）。观察组输血患者比例为49.5%（104/210），对照组为42.5%（85/200）（ P>0.05）。观察组抢救成功率为99.0%（208/21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3.0%（186/200）（ P<0.05）。观察组病死率为4.3%（9/21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8.5%（17/200）（ P<0.05）。 结论:“5G云+医疗”物联网联动新模式能有效缩短严重创伤患者的开始救治时间、CT检查时间、接受输血时间和抢救室滞留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值得进一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