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多发伤患者伤后不同时期的休克发生类型及特征。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间收治于多家创伤中心的多发伤患者，入选年龄>18岁多发伤患者；排除受伤到入组时间>48 h，及有恶性肿瘤史，慢性消耗性、代谢性或免疫性疾病史者。伤后48 h内为伤后早期，伤后48 h至14 d内为伤后中期。收集患者疾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验、影像学检查、损伤严重度评分、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等资料，依据各休克类型的诊断标准，观察多发伤后不同时期休克的发生类型及特征。通过 t检验、 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多发伤后早期、中期休克发生率分别为73.1%、36.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伤后早期、中期两组中，低血容量性休克（hypovolemic shock, HS）患者（83.6% vs. 28.4%）、分布性休克（distributed shock, DS）患者（13.7% vs. 80.9%）、心源性休克患者（3.5% vs. 6.6%）的占比，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梗阻性休克（obstructive shock, OS）患者占比（8.4% vs. 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病因不明型休克占比分别为1.6%、1.2%。多因型休克在伤后早期、中期占比分别为9.5%与14.4%。伤后不同时期多因型休克共观察到7种病因组合，伤后早期以HS+DS最为常见（42.3%），其次为HS+OS（28.8%）；伤后中期以HS+DS最为常见（48.6%），其次为DS+OS（24.3%）。 结论:多发伤后休克发生率高，患者不同类型的休克可能同时存在或序贯发生，在制定休克复苏策略时应更加全面，以期提高多发伤的救治成功率。

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ocytosis, HLH），是由多种致病因素导致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系统异常激活、增殖，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进而引起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一系列炎症反应 [1]。HLH临床少见，病死率较高，持续发热、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 [2]。根据病因不同，分为原发性HLH和继发性HLH [3]。原发性HLH有明确的家族遗传病史和（或）存在遗传性的基因缺陷，多见于儿童期发病；继发性HLH主要由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导致。在成人HLH中，最常见的病因为恶性肿瘤，其中淋巴瘤最为常见 [4,5,6]。Rivieve等 [7]对162例HLH患者的研究中发现非霍奇金淋巴瘤是HLH的主要原因，占所研究对象的56%。根据我国的统计资料显示，非霍奇金T细胞或NK/T细胞淋巴瘤是最多见的类型，占所有恶性肿瘤相关HLH的69% [8]。淋巴瘤相关HPS（lymphoma 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LAHS）的诊断需要同时具备HLH的诊断条件和淋巴瘤的病理诊断依据，但是很多LAHS患者淋巴瘤的表现并不典型，容易导致诊断延误，因此在诊疗过程中需尽快查找淋巴瘤的证据，而病理活组织检查是确诊淋巴瘤的金标准 [6,9]。本文将2021年5月本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以HPS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为确诊淋巴瘤行肝穿刺活检术后发生腹腔大出血导致休克抢救成功的病例（伦理审批号：IIT20220159A，患者知情同意豁免）进行分析总结，现报道如下。

目的:观察脓毒性休克患者1周内血小板动态变化，并探讨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9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性别、年龄、基础疾病〕、临床指标〔感染部位、病原微生物类型、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实验室检查指标及入ICU 1、3、5、7 d血小板计数（PLT）的变化趋势和院内预后。采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最终纳入193例患者，其中院内死亡73例，院内存活120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死亡组患者的年龄、高血压比例、呼吸系统感染比例、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及血乳酸（Lac）水平均明显高于存活组；而泌尿系统感染比例、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计数（NEU）均明显低于存活组。入ICU 7 d内，存活组PLT水平呈先下降后升高趋势，而死亡组PLT水平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且存活组入ICU 5 d和7 d的PLT水平均明显高于死亡组〔×10 9/L：94.5（54.0，182.0）比50.0（30.5，87.5），135.0（86.8，205.8）比46.0（23.5，71.5），均 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 OR）＝1.059，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118〕、高血压（ OR＝6.108，95% CI为1.340~27.851）、呼吸系统感染（ OR＝5.300，95% CI为1.116~25.118）、APACHEⅡ评分（ OR＝1.158，95% CI为1.054~1.273）、SOFA评分（ OR＝1.494，95% CI为1.060~2.107）、入ICU 7 d PLT水平（ OR＝0.926，95% CI为0.894~0.958）为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入ICU 7 d PLT水平对脓毒性休克患者院内预后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且入ICU 7 d PLT水平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9（95% CI为0.857~0.941），显著高于APACHEⅡ评分（AUC为0.748，95% CI为0.680~0.816）和SOFA评分（AUC为0.767，95% CI为0.702~0.833）。 结论:临床医师应密切关注脓毒性休克患者PLT水平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入ICU 7 d时PLT水平，必要时应积极干预以改善预后。

成人腹股沟嵌顿疝是疝与腹壁外科常见急腹症，治疗不及时易进展为绞窄性疝，发生肠缺血性坏死、疝外被覆组织的蜂窝织炎、疝囊积脓、肠瘘等，甚至引发中毒性休克，致死率明显增高。腹股沟疝嵌顿类型不同，处理方式不一。基于肌耻骨孔疝修补概念，腹股沟嵌顿疝包括嵌顿斜疝、嵌顿直疝、嵌顿股疝等。笔者认为：目前不同类型腹股沟嵌顿疝的综合治疗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成人腹股沟嵌顿疝的临床处理策略仍面临严峻挑战。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分析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方法，根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及护理不良事件报告卡中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外周静脉输注NE用于纠正低血压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外周静脉导管置入位置和静脉留置针类型，发生外渗患者一般情况及NE使用特征。采用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与外渗有关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发生外渗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 022例患者使用NE，经初步筛选，910例使用NE用于纠正低血压，其中116例使用外周静脉输注，患者平均年龄（52.91±18.69）岁，女性较多（77例，占66.4%）；基础疾病主要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00例，占86.2%），其次为高血压（91例，占78.4%）、冠心病（87例，占75.0%）、2型糖尿病（74例，占63.8%）；原发疾病主要为感染性休克（109例，占94.0%）。外周静脉置入导管共147例次，最常见的穿刺部位为前臂〔78.9%（116/147）〕，其次为手臂静脉〔12.2%（18/147）〕和肘正中静脉〔8.8%（13/147）〕；89.9%的留置针直径为20 G，因需要持续输注NE，在后续治疗过程中有75例（64.7%）患者置入中心静脉导管（CVC），6例（5.2%）患者发生外渗情况，外渗发生中位时间为29（23～39）h。6例发生外渗患者NE输注中位时间为23（11～53） h；输注浓度为60 mg/L者2例，输注浓度为120 mg/L者4例；输注速率为0.5～1.0 μg·kg -1·min -1，平均（0.75±0.04） μg·kg -1·min -1。经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发生外渗有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①患者相关因素：存在基础疾病高血压〔优势比（ OR）＝3.11，95%可信区间（95% CI）为3.09～3.12， P＝0.001〕、水肿（ OR＝1.79，95% CI为1.32～2.99， P＝0.032）。②输注液体相关因素：长时间（>24 h）输注（ OR＝2.91，95% CI为1.04～5.96， P＝0.040）、输注浓度>60 mg/L（ OR＝1.88，95% CI为1.32～3.99， P＝0.024）、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 OR＝2.43，95% CI为2.38～2.51， P＝0.029）、留置针直径<20 G（ OR＝3.11，95% CI为3.09～3.22， P＝0.033）。③医护人员相关因素：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 OR＝1.09，95% CI为1.03～6.77， P＝0.043）。ROC曲线分析显示，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留置针直径<20 G对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发生外渗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10、0.762、0.672、0.629，95% CI分别为0.508～0.713、0.675～0.849、0.571～0.772、0.525～0.732， P值分别为0.044、0.000、0.002、0.019。 结论:高血压、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浓度>60 mg/L、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留置针直径<20 G以及医护人员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是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临床中尽量避免存在上述危险因素时经外周静脉输注NE。

目的:分析比较不同类型高血糖危象患者的人口学特点和临床特征，为防治高血糖危象提供临床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重庆市6家三级综合医院急诊就诊的高血糖危象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类型分成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DKA）、高血糖高渗状态（hyperglycemic hyperosmolar state，HHS）和DKA-HHS三组，采用描述性方法分析各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结果:共收集到1 668例患者资料，其中DKA组1 388例，HHS组113例，DKA-HHS组167例，2型糖尿病占DKA的比例为90.1%。城镇居民医保、农民和退休人员在三组所占的比例较高，≥60岁患者高血糖危象发生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6年间DKA和HHS的发生率变化较小，而DKA-HHS组显著上升，DKA-HHS组发生休克、意识障碍、住院费用、死亡率均高于其余两组。结论:不同类型高血糖危象人口学及临床特征有差异，临床上对于≥60岁，DKA-HHS这一类高血糖危象患者应更加重视。重点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与指导，以减少糖尿病高血糖危象的发生。

目的:确定各型休克临床体征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确认临床医生优先选择哪些体征来确定休克类型和选择血管活性药物，并测试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患者器官功能障碍时间延长或死亡(复杂病程)的相关性。设计: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场所:单中心大型学术型PICU。对象:2012-2016年间按重症监护脓毒症路径治疗的18岁以下患儿。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临床体征(四肢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脉搏强度、脉压、舒张压)之间的一致性采用Fleiss和Cohen′s κ进行测量。临床体征与休克类型的关系，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如采用血管加压药而非正性肌力药治疗冷休克)与复杂病程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认。469例患儿中，临床医生确定307例(65%)为暖休克，162名(35%)为冷休克。所有临床体征的一致性较低(κ0.25，95% CI 0.20，0.30)，但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间的一致性好于脉压和舒张压。只有肢体温度(aOR 26.6，95% CI 15.5，45.8)，毛细血管再充盈(aOR 15.7，95% CI 7.9，31.3)和脉搏强度(aOR 21.3，95% CI 8.6，52.7)与临床医生记录的休克类型相关。接受血管活性药物治疗的86例患儿，其休克类型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并不一致(κ0.14，95% CI -0.03，0.31)，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aOR0.3，95% CI 0.1，1.02)。 结论:用于描述休克类型特点的常见临床征象的一致性较低，临床医生优先选择指标为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虽然临床医生判定的休克类型通常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不一致，但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根据临床征象对休克进行分类应慎重。

多巴胺药物由于能够有效增加心输出量、提升血压和增加肾脏等内脏器官血流灌注，因此在我国临床上往往作为一线急救药物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休克、心力衰竭以及急性肾损伤的治疗以及围手术期血压的维护。为帮助广大临床工作者合理、规范使用多巴胺，笔者根据国内外最新临床研究成果，参考相关指南，结合我国国情及临床实践，撰写本专家共识。对多巴胺的药理学特点、临床研究证据、适应证、临床使用方法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目的:通过对上肢严重创伤保肢失败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探讨保肢失败的原因及相应对策。方法:自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我院共收治上肢严重创伤患者87例(完全离断18例，不完全离断32例，Gustilo ⅢC型骨折37例)，其中67例保肢成功，20例保肢失败(完全离断8例，Gustilo ⅢC型骨折12例)。20例患者中年龄≤50岁7例，年龄>50岁13例；损伤平面为前臂下段4例，前臂中、上段11例，上臂中、下段5例；中度贫血16例，轻度贫血4例，接诊时有休克13例。创伤类型：13例机器绞伤，4例重物砸伤，1例挤压伤，1例热压伤，1例电锯切割伤。分别对这20例患者的截肢原因、受伤至急诊清创的时间、受伤至肢体通血的时间、创面修复的时间及术式、细菌培养结果及首诊医生职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例患者受伤至急诊清创的时间为7~13 h，平均10.3 h；受伤至肢体通血的时间为10~16 h，平均13.2 h。创面修复术式为游离皮瓣2例，带蒂皮瓣4例，皮肤移植5例，直接缝合9例。创面覆盖时间为2~32 d，平均11.9 d；首诊医生职称为主治医师6例，高年资住院医师14例。最终截肢原因为感染的11例，其中单种细菌感染6例，多种细菌感染5例，感染菌种多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耐药细菌；因肢体血供障碍而截肢的有7例；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的有2例。结论:上肢严重创伤的保肢失败与综合考量手术指征、早期彻底清创、及时建立肢体血液循环和有效的创面早期覆盖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感染、缺血时间和经治医师的临床经验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