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上海市某三甲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收治的急性药物中毒患儿特点和原因,探讨相应的预防措施.方法 对某院PICU 2013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收治的96例急性药物中毒患儿年龄、性别、发病年月、中毒药物类型及构成、中毒原因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在收治的所有急性药物中毒患儿中,近5年药物中毒事件发生率有明显逐年上升趋势.在96例患儿中,男孩18例(18.75％),女孩78例(81.25％),男女性别比例为1:4.33.发病年龄以13岁～18岁组发生最多,为67例,占69.79％.中毒药物种类以精神类药物(67.71％)为主.中毒原因主要为服药自杀(86.46％),有83例,且多为7岁至18岁女性患儿.其中50.60％患儿有抑郁症病史.结论 近年儿童急性药物中毒发生呈上升趋势.以青少年女性患儿多见,最常见原因为药物自杀.社会和家庭应特别关注该年龄段儿童身心健康,做好心理疏导和治疗,并加强防范.

目的:了解重症肌无力（MG）患者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及应用情况。方法: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专家和神经内科专家共同讨论，制定出MG慎用药物目录（含抗感染类、心血管类、镇静催眠类、他汀类、抗癫痫类、精神类、镇痛类、麻醉类、解痉类和其他10类50余种药物）。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MG病程与分型、并存疾病、用药情况、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和应用情况以及相关用药知识获取途径等。调查问卷于患者结束就诊后现场发放，自愿参加，当场作答和回收。根据是否知晓慎用药物将患者分为知晓组和不知晓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慎用药物知晓程度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 OR）及其95%置信区间（ CI）。 结果: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290份。290例患者中男性165例，女性125例；MG病程为3周~360个月；临床分型为眼肌型者179例，非眼肌型111例；174例（60.0%）并存至少1种慢性疾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免疫系统疾病、焦虑/抑郁症等）；接受MG药物治疗者248例（85.5%）；在有知识获得途径的患者中，通过医护人员宣教、医院宣传栏/展板、网络和书籍获得用药知识者分别为191例（92.7%）、26例（12.6%）、22例（10.7%）和7例（3.4%）。64.8%（188/290）的患者对慎用药物一无所知。110例患者在确诊MG后应用过慎用药物，7例（6.4%）用药后出现MG病情加重或发生不良反应，其中4例为应用滴眼剂（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各2例）。未接受MG药物治疗和确诊MG时未获知用药注意事项是慎用药物知晓程度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OR=6.811，95 %CI：2.252~20.593， P=0.001； OR=5.615，95 %CI：3.223~9.785， P<0.001）。 结论:MG患者对慎用药物的知晓程度较低，神经科医护人员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对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宣教。

目的:探讨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1年3月1日至4月30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分娩的产前抑郁筛查阴性产妇2 889例，在产后5～7 d进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分、家庭关怀指数量表（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APGAR）评分及相关生活习惯的横断面调查。根据产后5～7 d EPDS评分是否<13分分为抑郁筛查阴性组2 354例和抑郁筛查阳性组535例，采用 χ 2检验或趋势 χ 2检验、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筛查阳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夫妻关系、家庭功能、孕期睡眠、孕期吸烟、孕期饮酒、产前EPDS评分、分娩方式、是否中转剖宫产、是否产钳助产及阴道分娩总产程、产妇转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前置胎盘、双胎妊娠、胎位异常、早产、产后出血及合并症/并发症≥3个在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本人性格外向（ OR=0.483，95% CI：0.369~0.632）、夫妻关系和睦（ OR=0.540，95% CI：0.442~0.691）和孕期睡眠好（ OR=0.340，95% CI：0.245~0.471）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保护因素，本人性格内向（ OR=1.632，95% CI：1.275~2.088）、夫妻关系差（ OR=3.495，95% CI：1.946~6.276）、家庭功能中度障碍（ OR=4.038，95% CI：2.667~6.114）和严重障碍（ OR=20.234，95% CI：2.446~167.364）、孕期吸烟（ OR=2.071，95% CI：1.315~3.263）、饮酒（ OR=1.924，95% CI：1.142~3.243）、双胎妊娠（ OR=2.680，95% CI：1.435~5.005）、前置胎盘（ OR=2.567，95% CI：1.316~5.009）、合并症/并发症≥3个（ OR=1.876，95% CI：1.316~2.674）、产钳助产（ OR=3.043，95% CI：1.185~7.816）、中转剖宫产（ OR=1.917，95% CI：1.232~2.982）、产后出血（ OR=1.668，95% CI：1.069~2.604）及产后转重症监护病房（ OR=2.601，95% CI：1.112~6.086）是产后早期抑郁筛查阳性的高危因素。 结论:孕妇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愉悦；对于病情危重或有合并症/并发症的孕产妇应加强宣教，帮助其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目的:比较早产或患病婴儿父母与正常新生儿父母在出生前和出院后1个月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采用比较队列研究。共有来自瑞典6个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439名父母和来自4个产科监护室(MU)的484名父母在出院1个月后参与了调查。结果:与正常新生儿的父母相比，生后入住NICU的新生儿父母感受到生育带来的心理创伤更大，对自己以及孩子的健康水平评价也更低。在新生儿病房，父母在患儿住院期间可以更多地与他们的孩子待在一起。NICU组和MU组出院后1个月的产后抑郁症状没有差异。NICU组的母亲经历生育性创伤与围生期抑郁症状(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13)风险增加无关。相比之下，MU组母亲患抑郁症的风险反而有所增加。结论:NICU的家庭团聚、父母与患儿的亲密关系和情感支持可能会带来积极的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来评估家庭团聚和亲密关系如何长期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

目的: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现况调查，研究对象为2020年3月1日至8月31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重症医学科住院的产妇。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的分娩信息及收住ICU的原因；产后第3～7天进行母乳喂养自我效能量表（Breastfeeding Self-Efficacy Scale，BSES）、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Scale，ERS）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评分；产后半年通过问卷星获取产妇的基本情况、母乳喂养知识来源和母乳喂养信息。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校正 χ2检验，或Fisher 精确概率法）及趋势检验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138例产妇纳入分析，包括母乳喂养组117例（母乳喂养≥6个月67例，母乳喂养<6个月50例）和人工喂养组21例。母乳喂养组与人工喂养组比较，产后食欲好［2组“一般”“较好”和“非常好”分别为21.4%（25/117）、59.8%（70/117）和18.8%（22/117）与85.7%（18/21）、14.3%（3/21）和0.0%（0/21）， χ2=27.29］、每天睡眠时间充足［指睡眠≥6 h，87.2%（102/117）与57.2%（12/21）， χ2=10.99］、BSES 评分高［107.00分（92.00～122.00分）与55.00分（50.00～68.50分）， Z=6.41］、ERS评分高［52.00分（45.50～59.00分）与38.00分（27.05～42.50分）， Z=5.05］、产妇通过医院知识宣教［59.0%（69/117）与4.8%（1/21）， χ2=18.82］和自学途径［62.4%（73/117）与33.3%（7/21）， χ2=6.17］获取母乳喂养知识者的比例更高，产后出血［18.8%（22/117）与42.9%（9/21）， χ2=5.91］、妊娠合并心脏病［5.1%（6/117）与23.8%（5/21）， χ2=8.47］及EPDS评分≥13分［13.7%（16/117）与61.9%（13/21）， χ2=24.95］的比例更低（ P值均<0.05）。与母乳喂养<6个月组比较，母乳喂养≥6个月组产后食欲好［2组“一般”“较好”和“非常好”分别为7.5%（5/67）、68.7%（46/67）和23.9%（16/67）与40.0%（20/50）、48.0%（24/50）和12.0%（6/50）， χ2=13.96］、每天睡眠时间充足［94.0%（63/67）与78%（39/50）， χ2=6.57］、BSES评分高［115.00分（106.00～131.00分）与92.50分（68.00～104.00分）， Z=6.29］、ERS评分高［57.00分（54.00～60.00分）与45.50分（38.00～50.00分）， Z=7.80］者占比更高，自身乳汁分泌不足［41.8%（28/67）与76.0%（38/50）， χ2=13.63］、产后出血［9.0%（6/67）与32.0%（16/50）， χ2=9.96］及EPDS评分≥13分［7.5%（5/67）与22.0%（11/50）， χ2=5.13］的占比均更低（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产后食欲好（ OR=8.016，95% CI：1.908~33.679）、获得更多医院母乳喂养知识宣教（ OR=30.013，95% CI：3.022~298.047）为母乳喂养的促进因素，而EPDS≥13 分（ OR=0.179，95% CI：0.044~0.720）为母乳喂养的阻碍因素；产后食欲好（ OR=2.227，95% CI：1.059~4.682）、获得更多医院母乳喂养知识宣教（ OR=2.596，95% CI：1.035~6.512）是母乳喂养≥6个月的促进因素，而自身乳汁分泌不足（ OR=0.230，95% CI：0.091~0.582）和产后出血（ OR=0.288，95% CI：0.087~0.947）是母乳喂养≥6个月的阻碍因素（ P值均<0.05）。 结论:收住ICU产妇的饮食、睡眠、情绪、是否获得专业的母乳喂养知识、相关合并症或并发症、家庭支持及情绪状态均会对母乳喂养率及喂养时间造成影响。医务人员早期评估产妇饮食等基本情况，积极治疗妊娠相关疾病，给予专业的母乳喂养宣教及指导，以及家庭和社会给予更多支持，有助于这些产妇的母乳喂养。

目的:探讨五行音乐疗法结合亲情护理对重症抑郁症(MDD)住院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 1 日～2022 年12 月 31 日收治的 100 例重症MDD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五行音乐疗法结合亲情护理;于干预前、干预 7 d时,比较两组抑郁情绪[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及麦克格里尔抑郁心境量表(MADRS)]、治疗依从性及自我效能水平[采用抑郁症自我效能问卷(DSES)].结果:干预 7 d时,两组SCL-90、HAMD、MADR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7 d时,两组治疗依从性、DSES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五行音乐疗法结合亲情护理能改善重症MDD住院患者的抑郁情绪,提升治疗依从水平,强化其自我效能.

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实施,我国高龄产妇生产率逐年增加.高龄产妇妊娠期和分娩期容易出现各种疑难和高危情况,高危新生儿出生率随之增加.高危新生儿出生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与护理,与母亲分离.母婴分离会损伤认知功能,但在临床护理中尚未发现有效护理措施.大量动物实验表明,丰富环境能够改善阿尔兹海默症、抑郁症、缺血性脑卒中等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但目前关于丰富环境在母婴分离模型中的作用和机制报道还较少且存在分歧.为此,本文就丰富环境对母婴分离大(小)鼠模型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及氧化应激、表观遗传、突触可塑性、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等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高危新生儿认知功能的改善及护理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 探索基于DNA甲基化的中医概念量化表征方法.方法 采集集成抑郁症、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阿尔兹海默症、创伤后应激、焦虑障碍、产后抑郁症、骨质疏松、类风湿性关节炎、动脉硬化、脑卒中、乳腺癌、肠癌、肺癌等多种疾病的多组学数据,以及以中医术语注释的中药功效、药性、化学成分、靶标数据.提出了SEMO算法,计算干扰物与疾病表型的统计相关性.干扰物=药物/天然产物成分/营养素/中药/中医证候/中医治法.结果 DAMOPA计算框架实现了基于DNA甲基化的中医证候、治法、方剂排序功能.在新冠重症预测、抑郁症、认知功能筛查、癌症预警等应用中,相比GO等本体论,中医证候标志物表型相关性更强,有因果涌现现象.开发的DNA甲基化捕获测序试剂盒,实现了基于唾液甲基化检测的中药复方计算("甲基化开方")、用证候甲基化标志物分析中药作用机制.结论 通过DNA甲基化数据可以量化表征中医概念,中医证候与现代医学通路分析可以在同一个计算框架内实现.

目的:探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对重症抑郁患者抑郁症状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方法:发作期重症抑郁患者111例为患者组,健康志愿者35例为对照组.分别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和STROOP色词测验、言语流畅测验、逻辑记忆和视觉再生测验等工具评估一般情况、抑郁程度和认知功能.采集静脉血,抽提DNA,使用连接酶检测反应检测rs6265位点上的基因型,并检测血清BDNF水平.结果:患者组BDNF血清浓度低于对照组(P＜0.05),患者组BDNF血清浓度与HAMD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但与神经心理测验成绩无显著相关(P＞0.05).患者组按rs6265基因型分为AA、AG和GG3亚组,各亚组间神经心理测验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清BDNF水平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无影响.

患者,男,47岁,务工,江西人. 主诉:全身乏力四肢湿冷半天. 于2016 年8月25日入住解放军第一〇二医院重症医学科. 既往有抑郁症病史,长期在我院门诊口服奥氮平治疗. 此次发病前1周开始,患者每天饮用大量啤酒,很少进食主食;在发病3d前开始未进食任何水和食物,后感头晕、乏力,当时亲属未予重视,后患者症状加重,四肢乏力、全身湿冷,但意识尚清,来我院急诊时,患者神志清楚,体温38.3 ℃,血压测不出,血氧饱和度86％,心率110次/min. 急诊急查血生化示:血糖100.5 mmol/L、血钠161.5 mmol/L、血钾4 .61 mmol/L、尿素氮26 .7 mmol/L、肌酐419 .6 μmol/L;尿常规示:尿酮体(—);动脉血气分析示:pH 7.12、PaCO239 mmHg、PaO2174 mmHg、乳酸2.3 mmol/L、动脉血氧饱和度99％. 入科后,患者意识模糊,血压90/60 mmHg左右,全身湿冷,心率 110 次/min,呼吸 33 次/min,血氧饱和度100％. 立即予中心静脉置管,并开通两条外周静脉,积极予0.9％氯化钠注射液及人血白蛋白、羟乙基淀粉补液扩容,并留置胃管补充温开水,小剂量胰岛素(0.1 U· kg-1 · h-1 )持续泵入,1h监测血糖及电解质一次. 入科后1h查的血常规示:血红蛋白184 g/L、红细胞计数6.02 ×109/L,红细胞比容0.62;血生化:尿素氮28.4 mmol/L、肌酐442.9 μmol/L,葡萄糖86.0 mmol/L,血钾3.07 mmol/L,血钠163.8 mmol/L,血氯115 .9 mmol/L;入科后2 h 监测血糖及电解质:血糖72.5 mmol/L,血钾2.71 mmol/L,血钠169.3 mmol/L,血氯123 .6 mmol/L;入科后3 h血糖及电解质:血糖47.0 mmol/L,血钾2.41 mmol/L,血钠171.7 mmol/L,血氯123.3 mmol/L;入科后 4 h 血糖及电解质:血糖 46.5 mmol/L,血钾2.89 mmol/L,血钠170.6 mmol/L,血氯123.2 mmol/L. 患者入科后持续3h无尿,经积极补液扩容后,有少量小便,但后患者血压偏低,需小剂量(0.1 μg· kg -1 · min-1 )去甲肾上腺素维持. 为进一步控制患者出入量,防止脑水肿,更好的调节患者的血浆渗透压及各种电解质的平衡,遂给予持续床边血液净化( CRRT)治疗,予大量白蛋白及血浆扩容. 入科后6 h出现发热,体温39 .3 ℃,并出现上消化道出血及呼吸困难症状,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地佐辛镇痛、胃肠减压、兰索拉唑抑酸等治疗,患者病情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