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常见临床分离菌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ICU 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临床分离菌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结果 2020-2022年ICU临床分离菌3 649株,其中革兰阳性菌1 344株(36.8％)、革兰阴性菌2 305株(63.2％).其中克雷伯菌属540株(14.8％)、肠球菌属522株(14.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448株(12.3％)、不动杆菌属438株(12.0％)、大肠埃希菌424株(11.6％).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甲氧西林耐药表皮葡萄球菌(MRSE)和甲氧西林耐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分别为76.1％、82.4％和69.9％.除甲氧苄啶-磺胺甲唑外,MRSA、MRSE和MRCNS的耐药率均明显高于MSSA、MSSE和MSCNS.未检出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菌株.肠球菌属中屎肠球菌的耐药率高于粪肠球菌.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肠球菌属;发现2株对利奈唑胺耐药的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38.4％和40.2％.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2.0％,而阴沟肠杆菌对该两药的耐药率＞10.0％.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27.1％和19.6％;但鲍曼不动杆菌对该两药的耐药率高,分别为86.0％和86.7％.结论 该院ICU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高,但肠杆菌目中其他细菌对碳青霉烯类仍较敏感,细菌耐药率低.肠球菌属中已发现有对利奈唑胺的耐药菌株,未发现与万古霉素交叉耐药.因此,加强病原菌耐药性监测,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以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目的 统计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前后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多重耐药菌检出情况和耐药率变化.方法 比较2017-2019年(疫情前)和2020-2022年(疫情后)两个阶段6种细菌的耐药性变化.使用WHONET 5.6软件统计细菌耐药监测数据.结果 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升高(40.1％对27.9％,P＜0.01),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降低(1.9％对3.1％,P＜0.05),其他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检出率无显著差异.疫情暴发前后,多重耐药菌均主要分离自呼吸道样本(78.4％对78.5％).疫情后ICU多重耐药菌总检出率明显高于疫情前(53.1％对35.5％,P＜0.01).较疫情前,疫情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甲氧苄啶-磺胺甲唑的耐药率下降(3.5％对15.7％,P＜0.01),粪肠球菌对青霉素G、氨苄西林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均降低,屎肠球菌对高浓度庆大霉素的耐药率降低(39.2％对50.1％,P＜0.01),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降低(1.2％对2.7％,P＜0.01).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基本保持稳定,疫情暴发前后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后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明显下降,耐碳青霉烯类的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下降趋势,但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和耐药率显著增加,仍需加强院感防控管理,控制多重耐药菌的传播.

目的 探讨老年人群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及危险因素,为提高患者预后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阜阳市肿瘤医院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收治的152例年龄≥60岁老年髋部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的手术方式均为髋关节置换或内固定物植入术.以在院期间术后是否并发肺部感染为标准,分为感染组(n=43)与非感染组(n=109).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28.29％(43/152).肺部感染革兰阴性菌占69.56％(32/46),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革兰阳性菌占30.43％(14/46),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纳入年龄、性别、糖尿病、吸烟、慢阻肺呼吸疾病、骨折至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等进行单因素分析,两组患者糖尿病、吸烟、慢阻肺呼吸疾病、骨折至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OR=1.231,95％CI:1.143～2.234,P=0.005)、低蛋白血症(OR=2.124,95％CI:1.045～2.363,P=0.003)、慢阻肺呼吸疾病(OR=1.505,95％CI:1.521～3.210,P=0.003)为术后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肺部感染风险较高,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以糖尿病、低蛋白血症与慢阻肺呼吸疾病为主要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究胆总管结石合并胆道感染患者的胆汁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方法 选取中国十九冶集团职工医院2019年6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胆道感染的胆总管结石患者105例.根据结石的情况将患者分为初发组和复发组.收集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像学检查结果等.使用VITEK 2 Compact全自动菌种分析仪分离鉴定胆汁中的菌株.使用纸片琼脂扩散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观察受试者的抗生素使用史,胆汁菌株培养的阳性率、分布情况,胆汁中细菌的耐药情况等.结果 结石初发组55例,复发组50例.与复发组相比,初发组的抗生素使用率更高(P＜0.05).初发组和复发组的胆汁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3.6％(46/55)和94.0％(4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923,P=0.001).复发组革兰阴性菌为84.0％(36/50),大肠埃希菌为30.0％(15/50)高于初发组的63.6％(13/55)和23.6％(1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病原菌分布初发组和复发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初发组相比,病原菌耐药率在复发组中明显增高,耐药性明显增强有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P＜0.05).结论 初发和复发胆总管结石合并胆道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相似,但复发组的病原菌耐药性高于初发组,临床医生用药应根据患者结石复发情况、耐药实验慎重选择抗生素.

目的:构建针对大肠埃希菌的重组发光噬菌体（HT7），并评估其对大肠埃希菌的鉴定能力。方法:首先通过基因工程构建小向导RNA表达质粒pCRISPR-sg（1~10）和PFN-1000同源重组质粒菌株，并用双层平板筛选切割效率最高的小向导RNA（sgRNA）；采用同源重组与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CRISPR）系统联合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将Nanoluc萤光素酶基因整合入T7噬菌体10A基因下游的非编码区，并成功构建发光噬菌体HT7；通过噬菌斑实验和液体扩增实验评估HT7噬菌体与T7噬菌体生物特性差异；此外用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临床采集分离的51株大肠埃希菌、20株肺炎克雷伯菌、14株金黄色葡萄球菌、6株屎肠球菌、5株粪肠球菌、3株鲍曼不动杆菌和1株铜绿假单胞菌评估HT7噬菌体的检测专一性和检出限。结果:构建的10个CRISPR靶向切割系统中，sgRNA8靶标的切割效率最高，成斑效率为0.18；噬菌体经pCas9/pCRISPR/PFN-1000 3质粒系统3轮重组筛选后，PCR验证均为2 798 bp的重组噬菌体条带，说明成功构建了HT7噬菌体。重组噬菌体在裂解效率（ P<0.001）、一步生长曲线（ P=0.001）、感染复数（ P=0.031）的生物特性分析中，均有显著差异，裂解暴发点和对数生长节点均延长了10 min，最佳感染复数为0.1；临床样本测试，可识别裂解6株大肠埃希菌，其余菌株均不裂解，4.5 h内可检出低于10 CFU/ml的病原菌。 结论:成功开发了一种高效的噬菌体基因编辑系统，并成功构建发光噬菌体HT7，该噬菌体在4.5 h内能特异性检测出低于10 CFU/ml的大肠埃希菌，且对其他菌株无裂解作用，显示出良好的检测专一性和低检出限。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过，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研究2015.1-2020.1新诊断膀胱癌、前列腺癌、肾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入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及妇科的糖尿病患者，均按专科规范行包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手术治疗，共计462例。148例术后盆腔淋巴囊肿形成，其中89例发生感染，之中的13例发展为脓毒性休克。比较淋巴囊肿感染者中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的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BMI、糖基化血红蛋白、手术切除的淋巴结个数、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淋巴囊肿最大直径及与辅助化疗的相隔时间；分析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和发病后首次血象、发病至引流穿刺的时间及最终转归；分析感染的淋巴囊液病原学培养和药敏结果。结果:分类变量检验显示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相比，糖基化血红蛋白（ P=0.018）、辅助化疗（ P=0.014）和囊肿大小（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就诊时11例首发症状仅为轻中度的发热或腹痛；初次血象白细胞总数均在2万以下；从发病至穿刺的时间平均为33 h。13例患者中，有5例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1例死亡；有2例病情反复难以控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脓腔和周围脏器连通；12例患者好转后仅1例对残留的淋巴囊肿预处置，其中4例再发囊肿感染1-2次，之中2例进展为脓毒性休克，1例死亡。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常见，主要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铜绿假单胞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酶烯类及替加环素均为敏感药物，头孢他定、头孢曲松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50%以上。 结论:血糖控制不佳、化疗和较大的淋巴囊肿（d≥5 cm）是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发生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高危因素；大多数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及白细胞总数均没有显著的示警意义，导致从感染发生到穿刺引流时间较长，延误处置；早期诊断、及时穿刺引流和广谱抗生素治疗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治疗效果欠佳时脓腔贯通周围脏器感染的可能性要被考虑。糖尿病患者在发生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后，应积极干预处置较大的残留淋巴囊肿，避免再次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痰细菌培养提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接受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12 h）联合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治疗第4天，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脉搏测不出，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室颤）。给予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恢复窦性心律。次日再发3次室颤，急查电解质结果均正常，心电图检查示QT间期正常，停用环丙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治疗，未再发生室颤。26 d后，患者肺炎加重，痰细菌培养回报仍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敏感，对左氧氟沙星中度敏感。遂给予美罗培南（剂量用法同前）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第5天，患者再次发生室颤，经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心律恢复正常。停用左氧氟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患者未再出现室颤。考虑患者的室颤可能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有关。

目的:评估mCIM联合eCIM试验、Carba-5和Carba-R三种方法检测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s，CRO)中常见碳青霉烯酶型的性能。方法:随机挑选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分离的122株非重复CRO菌株，应用生物梅里埃MALDI-TOF MS全自动快速质谱仪对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分别采用改良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灭活试验(mCIM联合eCIM试验)、Carba-5检测条和Carba-R试剂盒对所有菌株进行碳青霉烯酶型检测；以PCR法检测结果为金标准，评价上述3种检测方法的性能。结果:122株CRO菌株属于12个不同菌种，PCR法碳青霉烯酶型检测结果：共112株检测结果阳性，KPC-2型阳性70株，占57%(70/122)，其中肺炎克雷伯菌46株，铜绿假单胞菌12株，其他菌株12株；OXA-232型阳性19株占15%(19/122)，均为肺炎克雷伯菌；NDM型阳性20株占16%(20/122)，其中NDM-1型阳性7株和NDM-5型阳性13株，以大肠埃希菌为主(12/20)；IMP-4型阳性2株，分别为肺炎克雷伯菌和阿氏肠杆菌；检测出1株同时产KPC-2和IMP-4的肺炎克雷伯菌；未检测到VIM型碳青霉烯酶；有10株未检出以上5种基因型。与金标准PCR方法相比mCIM联合eCIM试验灵敏度为95.65%(22/23)，特异度为100.00%(90/90)，阳性预测值(PPV)为100.00%(22/22)，阴性预测值(NPV)为98.90%(90/91)，诊断准确度为99.11%(112/113)；Carba-5和Carba-R试验的灵敏度、特异性、PPV、NPV和诊断准确度均为100%。结论: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目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可以使用Carba-5试验快速、准确地检测常见碳青霉烯酶型，有条件的实验室还可以选择Carba-R试验，并监测患者是否存在碳青霉烯耐药菌的定植；而Carba-5和Carba-R检测结果阴性时，建议结合药敏结果进行mCIM联合eCIM试验检测。

严重创伤患者可并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病死率高，救治难度大 [1]。肥胖尤其重度肥胖，是创伤后ARDS的危险因素之一，会延长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总住院时间，肥胖患者并发创伤后ARDS给临床救治带来了更大挑战 [2]。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us–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V-ECMO）能够暂时性替代肺脏功能，新近的研究表明，其治疗创伤后ARDS是安全可行的 [1]。感染是ECMO应用期间常见的并发症 [3]，其中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最多发的感染，多数由革兰氏阴性耐药菌导致，包括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 [4]。有研究提示ECMO期间耐药菌感染发生和患者预后直接关连 [4]。因此，病原体早期识别，准确的覆盖耐药菌是抗感染治疗中的挑战之一。近年来，宏基因组新一代测序技术（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在急危重症和疑难感染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逐步用于疑难、少见感染的诊断，但其耐药基因检测优化临床抗生素使用的报道甚少 [5,6]。现将本院收治的一名重度肥胖严重创伤并发ARDS患者，在ECMO联合mNGS优化耐药菌抗感染方案下获得成功救治的病例（伦理审批号：YJ2023015，已获得患方知情同意。）进行总结及分析，现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