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药物相关性分子靶标检测对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40例恶性实体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聚合酶链反应及测序方法对相关的肿瘤药物分子靶标的表达量及突变进行测定，比较不同靶标所对应的抗肿瘤药物对实体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及毒副反应发生率。结果:40份肿瘤组织样本中，共检测出4个肿瘤药物相关靶点，分别为DNA拓扑异构酶-ⅡA(TOPOⅡA)、β 3-微管蛋白（Tubulinβ 3）、DNA拓扑异构酶-Ⅰ（TOPOⅠ）和二氢叶酸还原酶基因位点多态性[DHFR (C829T)]。铂类、甲氨喋呤、伊立替康、长春碱类和蒽环类化疗药物对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分别为90.0% (36/40)、85.0% (34/40)、70.0% (28/40)、67.5% (27/40)、62.5% (25/40)。伊立替康、甲氨蝶呤、长春碱类对间叶源性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分别为68.9%(20/29)、62.1%（18/29）、68.9%（20/29），显著高于非间叶源性肿瘤的18.2%（2/11）、36.4%（4/11）、36.4%（4/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5.487、15.345、17.278，均 P<0.05)，铂类药物对非间叶源性肿瘤的化疗有效率为72.3%（8/11），显著高于间叶源性肿瘤的58.6%（17/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231， P<0.05)。毒副反应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蒽环类>铂类>甲氨喋呤>长春碱>伊立替康。 结论:对不同肿瘤药物相关分子靶标、不同源性肿瘤对同一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及毒副反应进行了预测，为个体化治疗儿童恶性肿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临床依据。

垂体瘤是一组从垂体前叶和后叶及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发生的肿瘤，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2%~14.7%，约占全部颅内肿瘤10.0%~12.5%，多为良性肿瘤 [1]。根据起源，垂体瘤主要分为发生于前叶的垂体腺瘤，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部分发生于垂体前后叶间的颅咽管上皮残余细胞的颅咽管瘤；及少数来源于后叶的星型细胞瘤、神经节细胞瘤等 [2]。垂体腺瘤按照大小可分为垂体微腺瘤（肿瘤直径≤1 cm）、大腺瘤（肿瘤直径1~4 cm）以及巨大腺瘤（肿瘤直径>4 cm） [3]。根据免疫组化、内分泌、临床表现及电镜超微结构等情况，垂体腺瘤可进一步细分为催乳素腺瘤（40%~60%）、生长激素腺瘤（20%~30%）、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5%~15%）、促甲状腺激素腺瘤（<1%）等 [4]。因垂体瘤位于鞍区，紧邻视神经、颈内动脉、下丘脑等重要结构，在垂体瘤手术中若损伤到颈内动脉，可能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或脑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尽管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手术器械的更新，垂体瘤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风险仍然是医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本院成功救治一例垂体大腺瘤术中颈内动脉破裂的患者，报道如下。

本文报道1例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导致的多发内分泌腺体功能减退病例。患者男性51岁，因非小细胞肺癌术后PET-CT检查，发现隆突下肿大淋巴结考虑转移，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共14个周期，治疗过程中出现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1型糖尿病，停用PD-1抑制剂后5个月出现乏力、出汗、低血糖，化验提示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生长激素(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减低]，给予泼尼松龙替代治疗后症状缓解。本例为国内报道的首例PD-1抑制剂导致的多发内分泌腺病病例，特别是停药后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1型糖尿病无明显改善而垂体前叶功能减退进一步加重，提示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治疗过程中及停药后均需注意监测甲状腺、垂体、胰腺、肾上腺等内分泌腺功能指标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并正确采取医疗措施避免漏诊误治，改善预后。

孕妇，32岁，怀孕4次，生育1次，自然流产1次，异位妊娠1次。2020年行剖宫产分娩一健康女婴。孕妇既往无内分泌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孕期甲状腺功能检查未见异常，家族史无特殊。孕30周当地医院产前超声提示胎儿甲状腺肿大，转入我院进一步检查。超声检查显示：胎儿前颈部区域可见甲状腺明显增大，呈均匀低回声，右叶大小3.3 cm×3.0 cm×1.9 cm，左叶3.5 cm×3.1 cm×2.0 cm，峡部厚1.0 cm，甲状腺周长14.2 cm(图1)。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示双侧甲状腺内血流信号较丰富，以周边为主(图2)。肿大甲状腺包绕气管，横断面可见气管受压变瘪，左右径0.2 cm，前后径0.5 cm。羊水无回声区最深处为10.7 cm(图3)，羊水指数29.9 cm。胎心率153次/min。超声提示：①胎儿甲状腺弥漫性明显肿大；②羊水多。产科充分告知胎儿父母病情并征得知情同意，行脐静脉穿刺，送检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及胎儿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显示：①胎儿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TG)基因上存在1个遗传自父亲的致病性变异[c.7800 G>A(p.W2600*)]和1个遗传自母亲的意义不明确变异[c.746G>A(p.G249D)]，为复合杂合变异，根据ACMG指南，可能为甲状腺分泌障碍3型；②脐血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17.221 mU/L(正常范围0.380～4.340 mU/L)。综合考虑，临床诊断为胎儿甲状腺肿；胎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目的:探讨疣状血管瘤（verrucous hemangioma，VH）临床病理学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2005—2020年VH病例28例，进一步分析其临床及组织学特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相关指标表达情况，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测PIK3CA基因突变情况（第9、20号外显子），并随访患者。结果:28例VH男性13例，女性15例，男女比例1.0∶1.2，年龄10个月至56岁（其中<18岁25例），平均年龄9.7岁，中位年龄4.5岁。17例发生于下肢，7例发生于上肢，4例发生于躯干。28例皮损呈不规则红色斑片，缓慢生长，部分可见红斑疣状增厚，表面凹凸不平，呈浅粉色或红白色。7例病变范围广，皮损上沿至臀部，向下至足背及脚趾，呈暗红色至红褐色，表面粗糙坚硬，条带状分布并形成铠甲样外观，周围可见卫星灶。镜下见28例病变累及范围较广，自真皮乳头层至深部软组织均可见不同程度扩张畸形血管；其中，真皮乳头层主要由大量增生和扩张的薄壁毛细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组成；真皮网状层及皮下筋膜层可见散在分布薄壁小血管，内皮细胞增生不明显，偶见乳头状增生，筋膜层内畸形血管与宿主脂肪纤维组织混杂呈小叶状分布；表皮疣状增生，上皮角延长并相互融合。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血管内皮细胞均弥漫强表达CD31、CD34、ERG、WT-1，GLUT-1真皮浅层血管内皮细胞阳性表达，深部绝大部分阴性。13例行PIK3CA基因检测，结果显示第9、20号外显子均未发现体细胞突变。获随访25例，随访时间5个月至10年，7例由于面积较大行多次手术切除及整形修复，8例复发。结论:VH是一种极少见的先天性静脉畸形，婴幼儿及儿童多见，大多出生时即存在。好发于四肢，尤其是下肢及肢体远端。形态学及免疫表型均具有特征性，并需要与其他脉管畸形及消退期婴幼儿血管瘤相鉴别。少数病例易术后多次复发，需长期随诊。

目的:探讨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X-ALD)患儿的临床特点，以及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疗效。方法:选择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3例X-ALD患儿为研究对象。这3例患儿按照入院时间先后顺序依次编号为患儿1、2、3；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7岁6个月、9岁7个月、8岁10个月；均伴脑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CALD)症状。采集其一般临床资料；均接受改良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2例接受双份脐血移植(UCBT)，1例为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这3例X-ALD患儿的临床特征及allo-HSCT疗效，对其随访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入院时，患儿1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顶枕叶白质、胼胝体压部、脑干部分纵行纤维受累；神经功能评分为0分，Loes评分为8分。患儿2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中脑外侧、2侧背侧丘脑后部、胼胝体压部等处受累；神经功能评分为0分，Loes评分为15分。患儿3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大脑脚及颞顶枕叶受累；入院时已发生失语，癫痫发作，双下肢、左上肢肌张力明显升高；神经功能评分为8分，Loes评分为6分。3例患儿均符合X-ALD诊断，其中患儿2、3按照神经功能和Loes评分不适宜接受allo-HSCT，而患儿家长仍强烈要求对患儿采取移植治疗。②接受预处理方案后，全部患儿allo-HSCT成功。患儿1、2、3输注的单个核细胞计数分别为0.74×10 8/kg、0.73×10 8/kg、2.22×10 8/kg；CD34 ＋细胞计数分别为0.26×10 6/kg、0.32×10 6/kg、2.27×10 6/kg；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分别为移植后第20、12、9天，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移植后第43、14、11天，3例患儿均植入成功。③随访结果显示，患儿1的短阵串联重复序列(STR)监测结果提示为完全植入状态，未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患儿2发生皮肤慢性GVHD(cGVHD)，予口服甲氨蝶呤治疗后好转；患儿3在移植后2个月，发生肠道急性GVHD(aGVHD)，予抗排异治疗后好转，并出现EB病毒(EBV)感染，予阿昔洛韦及膦甲酸钠治疗后好转。④患儿1治疗后复查头颅MRI结果提示疾病无进展，并且无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表现。患儿2移植后3个月病情稳定，头颅MRI复查结果提示疾病无进展，并且无神经系统损害临床表现，此后因家庭经济原因未接受定期复查，于移植后12个月死于突发感染。患儿3移植后，脑部损害进一步加重，反复抽搐，后自主呼吸无法维持，最终因脓毒血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于移植后4个月死亡。 结论:对于神经功能和Loes评分较好的X-ALD患儿，allo-HSCT能够阻止CALD症状进展。早期诊断后及时寻找合适的匹配供体，尽快行allo-HSCT，是X-ALD的有效治疗手段。但本研究仅为针对3例患儿的回顾性临床分析，allo-HSCT对X-ALD患儿的疗效及安全性有待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探讨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的脑结构网络改变、认知障碍及其相互关系。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12年9月至2019年12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抗NMDAR脑炎患者39例作为自身免疫性脑炎组（AE组），男16例、女23例，年龄13~66（34±15）岁，病程11~110（31±20）d。另招募常规头颅MR检查正常且既往无神经系统疾病史的32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男14名、女18名，年龄20~67（34±12）岁。对所有受检者进行扩散张量成像（DTI）并评估认知功能。采用确定性纤维追踪法构建2组脑结构网络，运用图论法分别分析2组脑结构网络全局网络拓扑属性［聚类系数（C p）、最短路径长度（L p）、局部效率（E loc）、全局效率（E glob）、标准化C p（γ）、标准化L p（λ）、小世界指数（σ）］和局部网络拓扑属性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脑结构网络特征性参数与认知功能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AE组与对照组患者年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E组C P值［0.005（0.004，0.007）］、γ（1.76±0.13）、λ（0.51±0.03）及σ值（1.57±0.13）与对照组［分别为0.007（0.004，0.017）、2.13±0.63、0.55±0.06、1.73±0.36］比较均下降（ Z=-939.00、 t=-3.58、 t=-4.16、 t=-2.58， P<0.05）。与对照组相比，AE组左侧眶部额中回、双侧补充运动区、左侧嗅皮质、左侧回直肌、双侧脑岛、左侧中央后回、左侧中央旁小叶及右侧颞横回节点效率改变（ P<0.05）。AE组与对照组有5个相同核心节点，分别为右侧中央前回、双侧补充运动区及双侧楔前叶；AE组较对照组减少3个核心节点为左侧枕中回、左侧颞中回、右侧颞中回，增加的核心节点为左侧中央前回。AE组左侧补充运动区（ r=0.393、 P=0.013）、右侧补充运动区（ r=0.384、 P=0.016）及左侧中央旁小叶（ r=0.356、 P=0.026）节点效率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抗NMDAR脑炎患者大脑存在广泛白质改变，部分脑区网络拓扑属性改变与认知功能下降相关。

目的:探讨青春期发病的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缺乏症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以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并随访1年以上的9例青春期发病的MTHFR缺乏症患儿为研究对象，总结患儿的临床表现、生化代谢特点、头颅影像学异常、MTHFR基因变异、诊断、治疗及转归。结果:9例患儿来自8个家庭，男8例、女1例，发病年龄8.0~17.0岁，确诊年龄9.0~17.5岁。其中2例为同胞兄弟，兄长17.0岁时出现步态异常，弟弟15.0岁时诊断并开始治疗，截至18.0岁尚无症状。8例有症状患儿的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运动障碍，下肢痉挛性瘫痪，伴或不伴智力倒退、认知障碍及行为异常。9例患儿共检出15种MTHFR基因变异，其中8种为新变异。5例患儿存在头颅影像学异常。所有患儿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中重度升高（65~221 μmol/L），予甜菜碱、亚叶酸钙治疗后明显下降（20~70 μmol/L），精神行为及认知问题均显著好转，8例患儿遗留下肢运动障碍。结论:晚发型MTHFR缺乏症可在青春期发病，临床缺乏特异性，易被延误诊断，血清总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经济方便，应作为筛查技术。发现8种MTHFR基因新变异，患儿治疗后病情显著改善，症状前治疗可预防脑损伤。

患者男，86岁，因背部结节伴疼痛1个月就诊。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背部出现结节，初起为鸡蛋黄大小，表面微红，有触痛，后皮损逐渐增大。患者自行口服头孢氨苄和甲硝唑并外用聚维酮碘溶液、酒精，效果欠佳，红肿加重，疼痛加剧。患者有糖尿病病史半年，未规律控制；脑梗死病史4年，现左侧肢体活动不利；有青霉素过敏史。体检：生命体征平稳，左侧肢体活动受限，肌力3级，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皮肤科检查：右背上部见1个长径约5 cm红色结节，表面微隆起，散在脓疱及结痂，边界欠清；皮损中央质软，触痛明显，挤压后有黄白色、脓性及血性分泌物溢出，未见"硫磺样颗粒"（图1A）。实验室检查：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1.3%（参考值：40% ~ 75%，下同），C反应蛋白40.04 mg/L（0 ~ 5 mg/L），血白蛋白34.4 g/L（40 ~ 55 g/L），血糖9.54 mmol/L（3.9 ~ 6.1 mmol/L）。抽取脓液送细菌分离培养，3 d后在哥伦比亚血平板（法国梅里埃公司）上培养出奶油色菌落，其他微生物未生长。细菌涂片示革兰阳性杆菌。生化鉴定：耐氧试验阳性，过氧化氢酶试验阴性，脲酶试验阴性，硝酸盐还原试验阴性，七叶苷水解试验阳性，葡萄糖苷酶阳性，半乳糖苷酶阳性，β-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阴性，不产生色素，发酵麦芽糖，不发酵甘露醇，协同凝集试验阴性。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法国梅里埃公司）初步鉴定为欧洲放线菌。16S rRNA基因测序和比对结果显示，与欧洲放线菌（AF355191.1）的同源性为99.35%。根据CLSI的M45标准行药物敏感性试验（e-test条法），对克林霉素、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头孢曲松敏感，对克拉霉素耐药。

男，54岁，农民。因发现左手中指逐渐增大肿物5年余，伴手指麻木半年余入院。患者5年前发现左手中指肿物，初始约绿豆大小，无活动受限、无感觉异常等不适症状，肿物逐渐增大，近半年来出现手指感觉麻木，偶有串电样疼痛不适，一直未予诊治，未曾自行穿刺、抽吸。专科检查：左手中指中节指腹、尺侧及指背侧可见突出于皮肤肿物，局部皮肤无破溃，皮温正常，轻压痛，质韧，边界尚清，活动度差，左手中指远、近指间关节主动屈曲活动受限，左中指末梢血运正常，中末节指体偏尺侧皮肤感觉迟钝、两点分辨觉减退。X线片示：左手中指近指间关节退行性改变、局部骨质增生，中节指骨掌侧皮质可见凹陷性压痕。彩超示：左手中指屈肌腱旁可见多个实性肿物，边界尚清，形态欠规整，呈串珠样排列，似呈融合状，不随屈肌腱运动，未见明显血流信号。其他各项化验检查无明显异常。术前诊断：左手中指软组织肿物伴指神经卡压。在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下行左手中指软组织肿物切除，神经肌腱血管探查松解术。于左手中指中节指腹及指背侧作锯齿形切口，逐层切开，探查见肿物为一完整实性包块，分叶结节状，肿物在指腹侧位于指屈肌腱腱鞘浅层，中指尺侧指固有神经位于肿物表面、连续性存在、有约2.5 cm范围明显变细，中指尺侧指固有动脉于中节平面血管变细、血管腔狭窄，肿物通过手指尺侧蔓延至背侧，在指背侧于指伸肌腱浅层及深层均有累及，中节指骨骨质可见压痕。肿物表面光滑、质地较韧、边界尚清晰，切面呈梨白色、分叶状。于显微镜视下分离、松解指固有神经及动脉，完整切除肿物。修剪冗余皮肤，缝合切口。病理结果示：(左中指)肿物大小4.3 cm×3.2 cm×2.5 cm，似有包膜，切面灰白质硬，肿瘤多结节生长，瘤组织主要由增生的纤维母细胞及大量胶原纤维构成，细胞稀疏，无异型，间质显著玻璃样变性，考虑玻璃样变性腱鞘纤维瘤。术后予甲钴胺营养神经治疗，指导患者逐步行患指功能锻炼，术后2周即恢复正常伸屈功能。术后2个月时左手中指感觉麻木消失，两点分辨觉恢复正常(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