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多西他赛（ACT）方案化疗后复发转移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桐城市人民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保乳根治术后行ACT方案化疗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同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60例为健康对照组。于术前及化疗结束后1周抽取所有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应用定量实时聚合酶联反应法测定血清中miR-137、miR-140的相对表达水平。收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病理类型、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状态。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3年，根据患者病历和随访结果记录术后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时间。结果: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0.89±0.15）&（1.34±0.21）（ t=4.99， P<0.001）及（0.83±0.14）（1.18±0.17）（ t=4.25， P<0.001）。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水平与TNM分期、ER状态和HER2状态有关（ t=2.56、2.06、2.24， P=0.003，0.007、0.004），miR-140水平与TNM分期和HER2状态有关（ t=1.95、2.11， P=0.008、0.006）。化疗结束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为（1.05±0.16）及（0.97±0.18），相较于术前均显著升高（ t=2.69、3.05， P=0.004、0.002）。共17例患者3年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1.67%（43/60）。复发转移患者的miR-137及miR-140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发生复发转移患者（0.74±0.14）&（0.94±0.13）及（0.73±0.10）&（0.87±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5， P<0.001）及（ t=3.63，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137及miR-140表达水平预测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79.1%和82.4%和69.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低水平miR-137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水平miR-137组（ P=0.025）；低水平miR-140组与高水平miR-140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 结论: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ACT方案化疗后疗效有关，血清miR-137高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检测乳腺癌组织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Fascin-1（FSCN1）蛋白表达，探讨STAT3与FSCN1蛋白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临床病理意义。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19年6月本院病理科保存的浸润性乳腺癌组织标本411例和同时切除的正常乳腺组织标本40例。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和乳腺正常组织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分析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的相关性。237例乳腺癌患者获得了预后生存分析资料，将患者分为STAT3和FSCN1均强阳性组（ n=14）、STAT3或FSCN1单一强阳性组（ n=64）和STAT3和FSCN1均非强阳性组（ n=159），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正常乳腺和乳腺癌组织中STAT3蛋白表达强阳性率分别为15.0%（6/40）和30.4%（125/41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0）。年龄更小、组织学高级别、雌激素受体（ER）阴性、孕激素受体（PR）阴性和三阴性分子亚型者中，乳腺癌组织STAT3强阳性表达率明显更高（均 P<0.05）；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STAT3强阳性表达率低于HER2非阳性患者（ P<0.05）。乳腺癌组织中FSCN1蛋白强阳性率为19.3%（76/394）。STAT3强阳性表达患者的FSCN1蛋白强阳性率（30.7%，35/114）较STAT3非强阳性表达者（14.6%，41/280）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乳腺癌组织中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显著正相关（ rs=0.185， P<0.001）。生存分析显示STAT3和FSCN1均强阳性的乳腺癌患者5年平均生存期及5年总生存率显著低于STAT3或FSCN1单一强阳性患者及STAT3和FSCN1均非强阳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5， P=0.011）。 结论:乳腺癌组织STAT3高表达并与FSCN1表达正相关，STAT3和FSCN1二者同时高表达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中肾样腺癌（MLA）是发生于子宫和卵巢的罕见肿瘤，诊断困难，侵袭性强，易复发及远处转移，预后差。本文报道2例MLA，其中1例卵巢MLA患者，63岁，无症状，体检发现，外院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术后本院病理会诊证实为卵巢MLA Ⅰa期，予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现无瘤存活18个月；1例子宫MLA患者，71岁，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伴全腹胀痛，行经腹筋膜外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大网膜切除+腹膜活检术，术后病理检查提示子宫MLA Ⅳb期，患者拒绝术后辅助治疗，现术后2个月，恶液质状态带瘤存活中。MLA的确诊均依赖于特征性免疫组化检测，表现为GATA结合蛋白3（GATA3）、配对盒基因2（PAX2）、甲状腺核转录因子1（TTF-1）、CD 10、野生型p53阳性表达，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Wilms瘤基因1（WT-1）等阴性表达。因女性生殖系统MLA罕见，具有高度侵袭性，故对其进行准确的病理诊断至关重要，需借助于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目前，MLA尚无标准的治疗方案，以手术联合术后放化疗为主，对于早期患者术后也倾向于积极的辅助治疗。

目的:探讨三维超声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乳腺肿块患者120例，共120个乳腺病灶，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为恶性。所有患者均于术前行常规超声及三维超声检查。参考St.Gallen标准，根据免疫组化标志物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表达情况，将入选病例分为管腔上皮型(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以及三阴型(TN型)，分析三维超声特征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①三维灰阶超声：Luminal型乳腺癌易表现为形态不规则的肿块，边缘有毛刺，微分叶，周围常伴高回声晕且冠状面汇聚征最多见；HER-2过表达型肿块边缘模糊，有成角，内部回声不均匀，且常伴有微钙化；TN型多表现为边界清晰的肿块，边缘较规则，后方回声略增强；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三维能量多普勒：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三维超声血流容积参数平均灰阶值(MG)、平均能量值(MP)、血管指数(R)、血管血流指数(VF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G、MP在HER-2过表达型和TN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VFI在HER-2过表达型和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和TN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MG、MP、R、VFI值在TN型表达均最低，在HER-2过表达型表达最高(均 P<0.05)。③Luminal型、HER-2过表达型、TN型肿块的血流分级及血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三维超声成像技术结合二维超声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在形态学、血供方面的特点，为术前明确诊断及鉴别乳腺癌提供更多依据。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女性可能经历反复着床失败。在“预培其损”理论指导下，中药复方可在IVF-ET前通过抗氧化应激、改善线粒体功能、减少细胞过度凋亡等途径，提高夫妻双方精卵质量以获取高质量胚胎；可促进血管生成、抗氧化应激、调节雌孕激素受体含量、调节免疫改善女性子宫内膜容受性，以利于胚胎植入；还可在移植后发挥补益脾肾、顾护胎元作用，以助着床，亦可缓解移植时患者的焦虑情绪。

目的:采用残余肿瘤负荷（residual cancer burden，RCB）评估系统分析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并探讨RCB评估在新辅助治疗中的预后价值。方法: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9年11月至2022年11月364例行新辅助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术后RCB分级，采用 χ 2检验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RCB分级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Logistic回归分析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方法评估累积生存期。 结果:364例经新辅助治疗患者中，术后获得RCB 0级者129例、RCB Ⅰ级46例、RCB Ⅱ级109例、RCB Ⅲ级80例。新辅助治疗前患者的组织学分级（ χ 2=21.757， P=0.000）、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 χ 2=52.837， P=0.000）、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 χ 2=55.658， P=0.00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 χ 2=89.040， P=0.000）的表达情况，Ki67表达（ χ 2=12.927， P=0.005），分子分型（ χ 2=80.793， P=0.000）及术前淋巴结状态（ χ 2=25.764， P=0.000）均显示与患者术后的RCB分级相关；进一步相关性分析显示组织学分级（ r=-0.229， P=0.000）、HER2表达情况（ r=-0.465， P=0.000）及Ki67表达量（ r=-0.179， P=0.000）与RCB分级呈负相关，而ER（ r=0.352， P=0.000）、PR（ r=0.379， P=0.000）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r=0.214， P=0.000）与RCB分级呈正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术前高组织学分级，ER、PR、AR阴性表达，HER2阳性表达，Ki67高增殖指数，淋巴结未发生转移是术后获得pCR的有利因素，且PR、AR、HER2是术后获得pCR的独立预测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不同RCB分级患者术后的累积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结论:乳腺癌的术后RCB分级与其新辅助治疗前诸多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预后密切相关，与RCB分级密切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新辅助治疗pCR的重要影响因素，故RCB分级有较高的预后预测价值。

目的:比较拮抗剂方案和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PPOS）方案在20~50岁患者中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接受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并采用拮抗剂方案或PPOS方案的20~50岁不孕症患者3 752例，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按1∶1匹配均衡两组间的变量后，比较两组的基本特征、临床/实验室指标及助孕结局等。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对比两种促排卵治疗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通过分层分析比较两种促排卵方案在不同类型患者中的临床疗效。 结果:匹配后，1 466例患者（每组各733例）纳入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不孕类型、不孕病因、不孕年限、取卵次数、基础卵泡刺激素、窦卵泡计数和授精方式构成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拮抗剂方案组扳机日雌二醇水平［1 700.30（1 011.76，2 580.50）ng/L］及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水平［1.95（1.07，5.27）U/L］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2 056.50（884.08，3 601.59）ng/L， P=0.010；3.00（1.51，5.00）U/L，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POS方案组周期取消率［30.56%（224/733）］显著高于拮抗剂方案组［18.83%（138/733）， P<0.001］；而获卵数、可利用胚胎数及优质胚胎数与拮抗剂方案组相似（均 P>0.05）。PPOS方案组的胚胎种植率［16.97%（207/1 220）］、每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21.78%（188/863）］、每移植周期持续妊娠率［16.11%（139/863）］和每移植周期活产率［15.06%（130/863）］均明显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1.42%（266/1 242）， P=0.010；27.38%（233/851）， P=0.012；21.62%（184/851）， P=0.004；20.80%（177/851）， P=0.002］；PPOS方案组累积活产率［17.74%（130/733）］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4.15%（177/7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显示卵巢刺激方案为影响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42，95% CI：1.03~1.95， P=0.032）。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年龄≤35岁与取卵次数≥2次的人群中，PPOS方案组的累积活产率［21.35%（111/520），7.85%（41/522）］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8.93%（151/522）， P=0.005；12.23%（62/507）， P=0.019］。 结论:与PPOS方案相比，拮抗剂方案可改善20~50岁不孕症患者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且在女方年龄≤35岁及非首次取卵的患者中更为显著。

目的:探讨伴破骨细胞样巨细胞的乳腺癌（COGC）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16年2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和2008年5月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COGC患者各1例，观察其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临床病理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48岁及57岁，均因乳房无痛性肿块就诊。光学显微镜下主要表现为浸润性筛状癌及非特殊类型浸润性导管癌，破骨细胞样巨细胞散布在肿瘤组织内，间质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和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示癌细胞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弥漫强阳性，破骨细胞样巨细胞CD68阳性。结论:COGC是一种罕见肿瘤，其内的破骨细胞样巨细胞形态特殊，需要与多种类型的多核巨细胞鉴别，其诊断及鉴别诊断需要依据形态学特征及免疫表型。

根据生物学功能的不同，乳腺癌可分为三阴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和非三阴性乳腺癌，前者细胞的增殖侵袭能力更强、转移更快，其免疫组织指标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2受体（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HER2）均为阴性。外科手术和放射疗法是TNBC的传统疗法，但这些疗法副作用多且预后性差。为更好地预防TNBC的扩散和治疗，研究其癌细胞的生长、增殖和凋亡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研究得知多种信号通路、lncRNA、miRNA都影响着TNBC的生长过程。本文综述国内外对TNBC细胞增殖凋亡过程中相关调节机制的研究，旨在阐明乳腺癌细胞增殖和凋亡途径的重要性，为TNBC靶向性治疗的药品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分析乳腺可疑钙化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于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86例乳腺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以分析乳腺可疑钙化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结果:在86例纳入研究的病例中，包括65例浸润性癌和21例原位癌，钼靶提示可疑钙化的病例52例，设定为观察组，钼靶提示无可疑钙化的病例34例，设定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年龄、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个数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肿瘤长径及病理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65例浸润性癌中有42例可疑钙化组，23例无可疑钙化。乳腺浸润性癌是否有可疑钙化在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的表达和病理分级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Ki-67的表达及分子分型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乳腺癌是否具有钙化的临床及病理特点进行分析有利于帮助临床工作者在接诊乳腺癌患者时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掌握该疾病特点，从而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