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云南松鼠是否携带鼠疫噬菌体，并探讨其流行病学意义。方法:2015 - 2018年，在云南鼠疫疫源地和非疫源地的5个调查点进行鼠疫宿主动物调查。对调查中捕获的松鼠，取其脾、肝、肠道标本，低温保存备用。取肠道标本磷酸盐缓冲液（PBS）增菌液，经0.22 μm滤膜滤过后加入到含有100 μl鼠疫疫苗株（EV76）菌悬液的LB液体培养基中，28 ℃、220 r/min恒温气浴振荡培养18~24 h，采用双层平板法观察噬菌斑的生长情况，电镜下观察鼠疫噬菌体的形态结构；同时取脾、肝、肠道标本进行鼠疫菌特异标志基因caf1检测。结果:共捕获到10只松鼠，其中赤腹松鼠8只，珀氏长吻松鼠2只。共分离出4株鼠疫噬菌体，其中在赤腹松鼠分离出2株，在珀氏长吻松鼠分离出2株；家鼠鼠疫疫源地弥勒县和新平县各分离出1株，野鼠鼠疫疫源地剑川县和洱源县未分离出，非鼠疫疫源地永善县分离出2株。肉眼下观察，家鼠鼠疫疫源地分离出的2株噬菌体产生的噬斑为透明状，生长状态良好；非鼠疫疫源地分离出的2株噬菌体产生的噬斑为半透明状，生长状态欠佳。电镜下观察，噬菌体为较典型的肌尾噬菌体，噬菌体头部直径约40 nm，肌尾约120 nm，肌尾末梢可见尾丝簇。10份松鼠脾、肝、肠道标本caf1检测均为阴性。结论:云南松鼠中携带鼠疫噬菌体的比例较高，虽然鼠疫菌特异标志基因caf1检测均为阴性，但由于鼠疫噬菌体的存在，松鼠有可能成为鼠疫菌传播的一种载体。

目的:探索葡萄糖对滋养层细胞系HTR8/SVneo细胞Akt2基因甲基化和mRNA水平的影响及早孕期外周血Akt2 mRNA水平与孕前体质指数（BMI）和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方法:（1）构建GDM孕妇子宫内高血糖环境细胞模型，按培养液的葡萄糖浓度分为2.5、5.0、10.0、25.0、40.0 mmol/L 5组；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Akt2 mRNA水平，质谱检测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水平。（2）收集2014年12月至2016年7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分娩的60例孕妇的早孕期外周血，根据其孕前BMI及有无GDM分为4组：超重非GDM组、超重GDM组、肥胖非GDM组和肥胖GDM组。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4组孕妇早孕期外周血中Akt2 mRNA水平。结果:（1）随培养液中葡萄糖浓度的升高，Akt2 mRNA水平显著升高，呈浓度依赖性（ P均<0.05）。与25.0 mmol/L组相比，5.0 mmol/L组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位点胞嘧啶-磷酸-鸟嘌呤二核苷酸（CpG）10、CpG23、CpG24.5，2.5 mmol/L组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CpG23、CpG24.5位点，10.0 mmol/L组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CpG10位点，均出现显著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 P均<0.05）；与5.0 mmol/L组相比，40.0 mmol/L组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CpG10位点出现显著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 P<0.05）。（2）与超重非GDM组［1.04（0.90~1.26）］比较，超重GDM组［2.10（1.85~2.28）］和肥胖GDM组［1.68（0.82~2.43）］Akt2 mRNA水平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肥胖GDM组［1.68（0.82~2.43）］比较，超重GDM组［2.10（1.85~2.28）］Akt2 mRNA水平较高，肥胖非GDM组［1.00（0.71~2.17）］Akt2 mRNA水平较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葡萄糖可能通过改变Akt2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状态，从而影响Akt2 mRNA水平，且这种变化可能在GDM孕妇的早孕期已经出现，特别是在孕前BMI较低的孕妇中。

目的:调查中国急诊腹部手术（EAS）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SSI）的情况，进一步探讨其风险因素，为EAS后防控SSI的出现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方法。对国家SSI监测网2018—2021年期间前瞻性录入接受EAS的患者信息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随访至术后30 d。分析数据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包括术前血红蛋白和白蛋白及血糖水平、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手术切口等级、是否肠道准备及其方式、是否备皮、手术部位、手术方式以及手术时间等资料。主要结局指标为EAS术后30 d内SSI的发生情况，包括SSI发生率、感染类型［浅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器官（腔隙）感染］以及分泌物及脓液培养结果；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入住率和入住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AS后SSI发生的风险因素。结果:共纳入5 491例接受EAS的患者，其中男性3 169例，女性2 322例。168例（3.1%）EAS术后发生SSI（SSI组），非SSI组患者5 323例。SSI组中，浅部切口感染69例（41.1%），深部切口感染51例（30.4%），器官（腔隙）感染48例（28.6%）；分泌物及脓液培养结果阳性者115例（68.5%），其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为40.9%（47/115）。SSI组与非SSI组比较，性别及体质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SSI组年龄≥60岁者的比例［49.4%（83/168）比27.5%（1 464/5 323），χ 2=38.604， P<0.001］、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的比例［11.9%（20/168）比4.8%（258/5 323），χ 2=16.878， P<0.001；25.6%（43/168）比12.2%（649/5 323），χ 2=26.562， P<0.001］以及术前血红蛋白<110 g/L者［27.4%（46/168）比13.1%（697/5 323），χ 2=28.411， P<0.001］和白蛋白<30 g/L者［24.4%（41/168）比5.9%（316/5 323），χ 2=91.352， P<0.001］比例均偏高；术前备皮占比偏低［66.7%（112/168）比75.9%（4 039/5 323），χ 2=7.491， P=0.006］；术前ASA评分1~2分者比例同样偏低［56.0%（94/168）比88.7%（4 724/5 323），χ 2=162.869， P<0.001］；手术污染和感染切口的比例高［63.1%（106/168）比38.6%（2 056/5 323），χ 2=40.854， P<0.001］；SSI组与非SSI组手术部位比较，小肠29.8%（50/168）比10.6%（565/5 323），结直肠26.2%（44/168）比5.6%（298/ 5 323），阑尾24.4%（41/168）比65.1%（3 465/5 3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7.897， P<0.001）；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比例明显低于非SSI组［24.4%（41/168）比74.2%（3 949/5 323），χ 2=203.199， P<0.001］；手术持续时间<2 h患者的比例较低［35.7%（60/168）比77.4%（4 119/5 323），χ 2=155.487， P<0.001］。而在临床结局上，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术后30 d病死率更高［3.0%（5/168）比0.2%（10/5 323），χ 2=36.807， P<0.001］，术后ICU入住率也高［41.7%（70/168）比19.7%（1 046/5 323），χ 2=48.748， P<0.001］，ICU中位住院时间［0（2）d比0（0）d， U=328 597， P<0.001］、术后中位总住院时间［16（13）d比6（5）d， U=128 146.000， P<0.001］和中位住院费用［4.7（4.4）万元比1.7（1.8）万元， U=175 965.000 ，P<0.001］均显著增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未备皮（OR=2.435，95%CI：1.690~3.508， P<0.001）、术前白蛋白<30 g/L（OR=1.680，95%CI：1.081~2.610， P=0.021）、污染或感染切口（OR=3.031，95%CI：2.151~4.271， P<0.001）和开腹手术（OR=3.436，95%CI：2.123~5.564， P<0.001）是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持续时间<2 h（OR=0.465，95%CI：0.312~0.695， P<0.001）及ASA评分1~2分（OR=0.416，95%CI：0.289~0.601， P<0.001）是SSI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针对接受EAS的患者，在围手术期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营养状态，做好术前皮肤准备，尽量选择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的手术方式，在保证手术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对于切口污染或感染严重的患者应加强护理。

目的:探讨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基因（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deleted on chromosome 10，PTEN）对子宫内膜腔上皮细胞极性的调控及对胚胎着床的影响。方法: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Western blotting、细胞免疫荧光实验比较非容受态子宫内膜腔上皮细胞HEC-1A与容受态子宫内膜腔上皮细胞RL95-2之间PTEN的表达及定位差异；PTEN干扰质粒转染HEC-1A细胞，检测紧密连接相关蛋白质表达水平，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紧密连接结构，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运动能力，与绒毛膜癌细胞JAR共培养检测HEC-1A细胞与JAR细胞之间的黏附水平；向体外培养的HEC-1A细胞分别加入二甲基亚砜、17β-雌二醇、孕酮、17β-雌二醇+孕酮，检测卵巢激素对PTEN表达的影响。结果:相较HEC-1A细胞，RL95-2细胞 PTEN基因及蛋白质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P均=0.003）；PTEN主要定位于RL95-2细胞核，而在HEC-1A细胞中，PTEN主要定位于细胞质；与质粒载体对照组相比，敲降 PTEN基因后，HEC-1A细胞紧密连接相关蛋白ZO-1、Occludin和Claudin-4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P<0.001， P=0.038， P<0.001），细胞间紧密连接长度降低（ P=0.046），迁移与侵袭能力增强（ P均<0.001），与JAR细胞之间黏附率增强（ P=0.016）；与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相比，17β-雌二醇组、孕酮组及17β-雌二醇+孕酮组的PTEN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P均<0.001），17β-雌二醇+孕酮组的PTEN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17β-雌二醇组和孕酮组（ P均=0.001），孕酮组与雌二醇组的PTEN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不同容受状态的子宫内膜细胞PTEN表达存在差异，雌二醇和孕酮可能通过抑制PTEN在子宫内膜的表达，进一步调控子宫内膜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及细胞极性，从而增强子宫内膜容受性。

目的:探讨术前/术后2 h血白细胞比联合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对输尿管软镜术后发生尿脓毒血症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8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因上尿路结石行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患者的病例资料。共2 364例患者，男1 613例，女751例。年龄(54.9±14.0)岁。体质指数(23.9±2.8)kg/m 2。结石最大径(10.9±6.2)mm。结石位于左侧1 305例，右侧1 018例，双侧41例。术前体温(36.8±0.4)℃。血糖(5.7±1.5)mmol/L。血WBC(7.4±4.6)×10 9/L，中性粒细胞0.62±0.11。C反应蛋白(20.1±59.3)mg/L，降钙素原(1.6±11.8)μg/L，白细胞介素-6(11.3±32.9)pg/ml。术前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465例。qSOFA诊断尿脓毒血症的标准为：①呼吸频率≥22次/分；②收缩压≤100 mmHg(1 mmHg＝0.133 kPa)；③精神状态改变。满足1项记1分，qSOFA≥2分为阳性，诊断为尿脓毒血症。 结果:本研究2 364例的手术时间(39.3±23.0)min。术后2 h血WBC(6.7±2.9)×10 9/L，中性粒细胞0.70±0.12。qSOFA评分阳性69例，阴性2 295例。15例术后发生尿脓毒血症，发生率为0.6%。尿脓毒血症组和非尿脓毒血症组qSOFA阳性患者例数分别为15例和54例，术前/术后2 h血WBC比分别为2.5±1.6和0.7±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χ 2＝16.20， P<0.001)、结石体积大( t＝2.14， P＝0.050)、术前血WBC( t＝2.51， P＝0.025)、中性粒细胞( t＝2.90， P＝0.012)、C反应蛋白( t＝2.58，0.028)、降钙素原( t＝16.09， P<0.001)、白细胞介素-6( t＝7.88， P＝0.032)升高、术前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χ 2＝21.10， P<0.001)、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 t＝4.51， P＝0.001)、qSOFA阳性(χ 2＝502.10， P<0.001)与术后尿脓毒血症发生有关。将qSOFA阳性且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的患者定义为尿脓毒血症高危患者。单独使用qSOFA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98，阳性预测值为21.7%；单独使用术前/术后2 h血WBC比的AUC为0.98，特异性为60.0%，阳性预测值为38.5%；qSOFA联合术前/术后2 h血WBC比的AUC为1.00，特异性为98.3%，阳性预测值为93.8%，与前两者相比其预测效力明显提高。 结论:qSOFA阳性联合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可以在术后2 h早期、快速、准确地预测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后尿脓毒血症的发生。

目的:研究甲基转移酶抑制剂阿扎胞苷（5-azaC）对黑素瘤A375细胞中同源框A9（HOXA9）基因表达及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影响。方法:1、5、10、20 μmol/L 5-azaC分别作用于体外培养的A375细胞，以未经药物干预的常规培养A375细胞作为对照组，甲基化特异性PCR检测不同浓度5-azaC处理后HOXA9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筛选5-azaC最佳浓度进行后续实验。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5-azaC对A375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Transwell及细胞划痕实验分析5-azaC对A375细胞侵袭及迁移能力的影响，实时荧光定量PCR及Western印迹检测5-azaC作用后A375细胞中HOXA9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对照组A375细胞中HOXA9基因启动子区表现为甲基化状态，经5-azaC处理后，A375细胞中HOXA9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与非甲基化状态并存，且随5-azaC处理浓度的增加，HOXA9基因去甲基化程度越高，因此选择20 μmol/L 5-azaC浓度处理A375细胞72 h作为5-azaC处理组，用于后续实验。与对照组相比，5-azaC处理组A375细胞增殖能力显著降低（72.46% ± 2.19%比100%， t = 28.09， P < 0.001），侵袭细胞数量显著减少[（242.70 ± 29.19）个比（466.00 ± 22.65）个， t = 10.47， P < 0.001]，迁移能力减弱（27.56% ± 2.74%比35.69% ± 2.50%， t = 3.79， P = 0.019），HOXA9 mRNA表达量升高（1.73 ± 0.28比1.01 ± 0.15， t = 3.93， P = 0.017），HOXA9蛋白表达量增多（0.62 ± 0.03比0.50 ± 0.01， t = 3.82， P = 0.019）。 结论:5-azaC能够降低黑素瘤细胞株A375的增殖、侵袭、迁移能力，且该过程可能机制之一是5-azaC反转HOXA9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激活基因表达，从而参与调控黑素瘤细胞生物学行为。

目的:探讨多西紫杉醇（Doc）诱导的多倍体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模型的增殖及凋亡特性，分析多倍体肿瘤细胞在化疗耐药及肿瘤复发中的潜在作用。方法:使用二甲基亚砜（DMSO）或1 μmol/L Doc处理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24 h，撤除药物后继续在完全培养液中培养至第3天或第5天，分别记为对照组、Doc 24 h组、Doc 24 h+3 d组、Doc 24 h+5 d组。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细胞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倍性和细胞周期，Dil标记法、CFSE标记法检测细胞增殖状况，Annexin-V/PI双标记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周期蛋白及凋亡蛋白变化。结果: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Doc 24 h组小部分存活细胞的体积略有增大，细胞呈多核状态；Doc 24 h+3 d组和Doc 24 h+5 d组细胞体积继续增大，细胞核仍呈多核状态。细胞倍性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多倍体细胞亚群比例为（3.40±0.95）%，Doc 24 h组为（20.80±2.87）%，Doc 24 h+3 d组为（55.67±3.85）%，Doc 24 h+5 d组为（76.20±2.51）%，随着撤药时间的延长，多倍体细胞亚群比例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478.054， P<0.05）。Doc 24 h组G 1期、S期细胞亚群比例低于对照组，G 2/M期细胞亚群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Doc 24 h组、Doc 24 h+3 d组、Doc 24 h+5 d组细胞中cdc2、P-cdc2（Thr14）、P-cdc2（Tyr15）、P-cyclin B1（Ser128）、P-cyclin B1（Ser147）蛋白表达水平依次下调，cyclin B1蛋白表达水平依次上调，cdc25c蛋白在Doc 24 h+3 d组、Doc 24 h+5 d组中表达水平下调。Dil染色结果显示，Doc 24 h组、Doc 24 h+3 d组、Doc 24 h+5 d组细胞标记的Dil荧光均未明显减弱。CFSE染色结果显示，随着撤药时间的延长，多倍体A549细胞标记的CFSE的荧光强度未发生明显改变。Annexin-V/PI双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Doc 24 h组凋亡细胞亚群比例升高（ P<0.05），Doc 24 h+3 d组和Doc 24 h+5 d组凋亡细胞亚群比例较Doc 24 h组降低（均 P<0.05），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Doc 24 h组、Doc 24 h+3 d组、Doc 24 h+5 d组细胞中抗凋亡蛋白bcl-xl和mcl-1表达依次上调，Doc 24 h组、Doc 24 h+3 d组细胞中促凋亡蛋白bax和bak表达上调，但在Doc 24 h+5 d组细胞中表达下调。 结论:Doc体外能够诱导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多倍体的形成；可使A549细胞周期阻滞在G 2/M期；Doc作用后，A549细胞增殖能力明显降低，细胞凋亡能力增强，但随着撤药时间延长，凋亡抵抗发生，相应的促凋亡蛋白和抗凋亡蛋白表达水平变化显著。这些特性可能有助于多倍体肿瘤细胞产生化疗干预后的耐药性及肿瘤复发。

患者，男，90岁，冠心病30余年，高血压10余年，因"右下肢及右腹壁多发结节2个月余"于2021年7月入院。右下肢活检病理：（右小腿）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非生发中心型；免疫组化：CD20（+），CD79a（+），Bcl-2（+），CD2（-），CD3（-），CD10（-），MUM-1（-），c-Myc（-），CD30（-），ALK（-），EMA（-），CD56（-），S-100（-），HMB45（-），TIA-1（-），Bc1-6（-），Ki-67阳性率80%，原位杂交：EBER（-）。查体：神志清，精神可，不能自行站立，查体合作。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肝脾肋下未及，右下前腹壁可见两个突起性结节，右下肢可见红棕色无痛性皮损，高出皮面，大小约10 cm×5 cm，表面轻微渗出。右下肢凹陷性水肿，双下肢肌力Ⅳ级，肌张力正常。血常规、肝肾功能未见异常，红细胞沉降率48 mm/1 h，C反应蛋白11.1 g/L，LDH 276 U/L，EB病毒DNA未检出。动态心电图提示心律失常（频发房性早搏，短阵性房性心动过速，多源性室性心动过速，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PET-CT示右侧小腿皮下水肿，右小腿中下部肌层/间隙内软组织结节/肿块及右侧小腿、左中侧腹壁及右下前腹壁多部位皮肤、皮下病灶及上述区域淋巴结高度摄取FDG，结合病理，提示为活动性淋巴瘤。腿部皮肤分泌物培养示金黄色葡萄球菌、阴沟肠杆菌。诊断为原发皮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腿型（非生发中心型，non-GCB），T2aN2M0，IPI评分3分，中高危，ECOG评分3分。根据药敏结果给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治疗，于2021年7月予利妥昔单抗700 mg单药治疗，肿块未见明显缩小。2021年8月完善二代测序（NGS）检测：CD79B、MYD88、PIM1、SPEN突变，免疫组化：PD-L1阳性率约85%，周围少数免疫细胞阳性。考虑利妥昔单抗单药效果不佳，结合NGS结果给予ZR方案（利妥昔单抗700 mg第1天；泽布替尼160 mg口服每日2次）化疗，化疗间期规律口服泽布替尼160 mg每日2次。给予第7周期ZR方案时，入院心电图提示心房颤动，后自行转复，动态心电图较前无明显变化，考虑泽布替尼的心脏不良反应，第8周期泽布替尼减量至80 mg每日2次。2~8个周期ZR方案治疗期间患者右侧小腿水肿消退，包块消失，皮肤无隆起，可见圆形色素沉着，部分融合，无皮肤破损，无渗液。2022年3月复查PET-CT示右侧小腿中下部肌层/间隙内软组织病灶未见明显显示；右侧小腿、左中侧腹壁及右下前腹壁等处FDG代谢活性明显降低；右侧盆壁及右侧腹股沟区淋巴结体积缩小、FDG代谢活性减低；Deauvile评分2分。患者目前泽布替尼80 mg每日2次口服维持治疗，处于完全缓解状态。

目的:探讨粪肠球菌培养上清液诱导人牙周膜细胞（human periodontal ligament cell，hPDLC）的炎症反应及其在压力状态下的表达变化。方法:噻唑蓝（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MTT）法检测不同体积分数［0%（对照组）、1%、2%、5%、10%和20%］的粪肠球菌上清液对hPDLC增殖活性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粪肠球菌上清液刺激24 h后hPDLC表面Toll样受体2（Toll-like receptor 2，TLR-2）表达的改变；依据MTT及流式细胞术结果，将hPDLC分为不含粪肠球菌上清液的非诱导组与含5%粪肠球菌上清液的诱导组，每组均分别加载0、49及196 Pa的静压力，非诱导组和诱导组均以未加力（0 Pa）状态为对照。24 h 后观察hPDLC的形态变化，通过反转录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CR，RT-PCR）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hPDLC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及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结果:MTT法结果显示，培养48 h时，与对照组相比体积分数≥5%的粪肠球菌上清液能显著降低hPDLC的增殖活性（ P<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粪肠球菌上清液刺激hPDLC 24 h后其表面TLR-2阳性细胞率随上清液体积分数的增加而增加，0%、1%、2%、5%、10%和20%体积分数的上清液TLR-2阳性细胞率分别为（2.12±0.07）%、（2.41±0.32）%、（2.65±0.27）%、（4.76±0.46）%、（9.91±0.92）%、（12.01±1.35）%，体积分数≥5%时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RT-PCR结果显示，非诱导组施加49 Pa压力时，hPDLC IL-1β和TNF-α mRNA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施加196 Pa压力时，hPDLC IL-1β和TNF-α mRNA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诱导组施加49和196 Pa压力时，hPDLC IL-1β和TNF-α mRNA表达均显著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ELISA结果与PCR结果趋势一致。 结论:高浓度的粪肠球菌上清液能抑制hPDLC的增殖活性；粪肠球菌上清液可以促进hPDLC表面TLR-2的表达；过度的机械压力可引起hPDLC细胞的炎症反应，导致hPDLC对压力不耐受，引起炎症反应加重。

目的:应用3D生物打印技术制备明胶/海藻酸钠/硅酸镁锂复合水凝胶负载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的仿生活性组织工程支架，探讨3D生物打印对含BMSCs水凝胶支架的成骨分化作用。方法:常规提取2周龄SD大鼠BMSCs并用流式细胞术鉴定，将明胶、海藻酸钠、硅酸镁锂混合，加入BMSCs后应用3D生物打印技术制备含细胞的复合水凝胶支架，应用注模法制备含细胞的非打印支架。体外实验中根据是否打印分为含细胞打印组和含细胞非打印组，每组制备12个样品，并设置单纯细胞对照组。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复合水凝胶内部结构，冻干法测定支架膨胀率和含水量。在培养3 d后用鬼笔环肽染色观察支架内细胞活性，分别于培养1，3，7 d后进行细胞增殖与毒性检测（CCK-8）实验测定吸光度值确定细胞增殖情况和培养7，14 d后使用RT-PCR检测成骨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Osterix）、骨钙素（OCN）、Ⅰ型胶原等成骨相关基因表达。体内实验根据是否打印及是否含有细胞分四组：含细胞打印植入组、含细胞非打印植入组、不含细胞打印植入组、不含细胞非打印植入组，每组支架制备9个样品。将四组支架分别植入36只8周龄SD大鼠臀后侧肌袋，左右随机，术后2，4，8周取材分别拍摄X线片，并对8周取材组织进行HE及Masson染色观察成骨分化情况。结果:流式细胞术鉴定细胞为BMSCs。水凝胶内部孔隙明显，细胞在孔隙内可自由伸展。含细胞打印组的支架膨胀率为（1 039.37±30.66）%，支架含水量为（91.21±0.26）%，与含细胞非打印组的支架膨胀率［（1 032.38±35.05）%］和支架含水量［（91.16±0.2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体外培养3 d水凝胶内细胞生长状态良好。体外培养1 d，各组吸光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培养3 d时，含细胞打印组和含细胞非打印组吸光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均高于单纯细胞对照组（ P<0.05）；培养7 d后，含细胞打印组吸光度值（2.72±0.17）高于含细胞非打印组（2.35±0.11）（ P<0.05），且均高于单纯细胞对照组（1.95±0.12）（ P<0.05）。体外培养7 d，含细胞打印组和含细胞非打印组的成骨分化相关基因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均高于单纯细胞对照组（ P<0.05）；体外培养14 d后，含细胞打印组的基因表达量［Osterix（1.650±0.095）、OCN（2.725±0.091）、Ⅰ型胶原（2.024±0.091）］均高于含细胞非打印组［Osterix（1.369±0.114）、OCN（2.174±0.198）、Ⅰ型胶原（1.617±0.082）］和单纯细胞对照组［Osterix（1.031±0.094）、OCN（1.116±0.092）、Ⅰ型胶原（0.736±0.140）］（ P<0.05）。体内植入2周，各组X线片灰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体内植入4周和8周，含细胞打印植入组和含细胞非打印植入组X线片灰度值高于不含细胞打印植入组和不含细胞非打印植入组（ P<0.01）；体内植入8周，HE染色显示载细胞支架不同程度降解并且与细胞相互浸入，Masson染色可见不同程度的胶原生成。 结论:复合水凝胶支架可为BMSCs生长提供良好的三维环境，3D生物打印可促进BMSCs在水凝胶支架内增殖和成骨分化；负载BMSCs的生物支架在体内可缓慢降解，具有较好的异位成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