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面部偏斜患者的颌面部结构进行锥形束CT三维扫描成像并测量，分析面部偏斜患者下颌骨的结构特征以及空间位置。方法:选取面部偏斜的患者61例为研究组(男7例，女54例)，年龄(23.97±5.80)岁，选取15例个别正常 患者为对照组(男2例，女13例)，年龄(22.47±5.49)岁，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对所选取研究对象进行颅面部锥形束CT成像，利用三维测量软件(Invivo5)的3D分析功能描绘测量相关解剖标志点，比较两组患者下颌骨形态与位置差异。 结果:①研究组偏斜侧下颌升支高度(54.78±6.30) mm与偏斜对侧(56.22±5.25) mm ( P＝0.004)，偏斜侧下颌体总长度(116.15±6.00) mm与偏斜对侧(117.96±6.20) mm ( P＝0.001)，偏斜侧髁突高度(23.34±3.80) mm与偏斜对侧(24.50±3.40) mm ( P＝0.001)，偏斜侧上颌尖牙垂直向位置(24.72±4.35) mm与偏斜对侧(25.29±4.32) mm ( P＝0.028)，偏斜侧上颌第一磨牙垂直向位置(22.60±4.51) mm与偏斜对侧(23.13±4.12) mm ( P＝0.041)，偏斜侧下颌升支内倾角度84.21°±3.16°与偏斜对侧82.87°±3.81° ( P＝0.015)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研究组偏斜侧与偏斜对侧下颌体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成年面部偏斜患者双侧存在多部位解剖结构的不对称性，偏斜侧的下颌升支高度、髁突高度更小，牙弓平面更高，下颌升支内倾角度更大。

目的:评估中国青年人群的面部不对称性。方法:2017年5至12月在北京地区公开招募青年受试者。使用VECTRA H1三维立体照相机为所有受试者拍摄面部三维照片。将照片导入Geomagic Wrap 2017中，标记软组织标志点并建立坐标系，通过外眦点的水平面和过口角点的水平面将面部分为上、中、下3个部分。冠状面上，通过坐标计算双侧标志点到正中矢状面的距离以及睑裂高；面深度方面，通过坐标计算面深度指标，共13个测量指标。以配对 t检验比较双侧测量值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并计算双侧绝对差值和非对称率。最后对男性和女性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招募到122名青年受试者，其中男性60名，年龄(25.1±3.8)岁，女性62名，年龄(27.3±4.3)岁。(1)冠状面上，男性双侧耳屏点和口角点到正中矢状面距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女性双侧外眦点、上睑顶点以及耳屏点到正中矢状面距离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双侧标志点中(除外睑裂高)，双侧外眦点到正中矢状面的距离绝对差值最小，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为(1.00±0.88) mm和(1.08±0.79) mm( t＝0.541， P＝0.589)，非对称率仅为2.1%和2.4%；双侧耳屏点到正中矢状面距离的绝对差值最大，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达到(3.45±2.54) mm和(2.89±2.86) mm( t＝-1.149， P＝0.253)，非对称率为4.6%和4.1%。(2)面深度方面，所有受试者双侧面深度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双侧耳屏点到颏前点距离绝对差值最大，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达到(2.62±1.69) mm和(2.45±1.69) mm( t＝-0.491, P＝0.625)，非对称率均为1.8%；双侧耳屏点到眉间点距离绝对差值最小，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为(1.77±1.25) mm和(1.91±1.54) mm( t＝0.587， P＝0.558)，非对称率为1.4%和1.6%。 结论:中国青年人群中普遍存在一定的面部不对称性，双侧绝对差值一般不超过3.5 mm，上1/3面部的对称性较高，下1/3面部对称性较低。

目的:探讨数字化正颌外科技术在半侧颜面短小畸形(HFM)患者正颌手术矫治中的应用效果及患者满意度。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正颌与唇腭裂整形外科收治的HFM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应用数字化正颌外科技术设计手术方案，三维打印中间 导板及终末 导板用于术中定位上、下颌骨含牙骨块的位置。术后第5天拍摄面部标准照和头颅CT，与术前设计方案拟合，以测量上颌骨各标志点及颏前点术后实际位置和术前设计位置与参考平面距离的误差，数据以 ± s表示，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比较，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间隔尺度法调查患者术后第7天及6个月的满意度(满分为100分)。 结果:共纳入9例HFM患者，男5例，女4例，年龄(25.8±3.8)岁。其中患侧位于左侧6例，位于右侧3例。所有患者手术实施顺利，术中 导板就位良好，上、下颌骨含牙骨块按照术前设计的位置准确移动并固定，术中未发生颌骨意外骨折等情况。术后5 d拍摄的面部标准照和CT显示，患者口颌系统功能恢复良好，无明显并发症发生。上颌骨各标志点及颏前点术后实际位置和术前设计位置与参考平面距离的误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上颌骨左侧第一磨牙近中颊尖点误差最大，为(0.92±0.34) mm。患者术后第7天满意度评分为(83.2±2.7)分，术后6个月评分为(73.8±2.5)分。 结论:数字化正颌外科技术能够精确指导手术，有效矫正HFM患者咬合平面、牙列中线及颏中线偏斜等畸形，患者术后初期满意度较高，但6个月后有所下降。

目的:对MATR3基因新发点突变致散发性肌萎缩侧索硬化（sALS）患者临床资料及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方法:收集2021年4月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MATR3基因突变的1例sAL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其行生化、肌电图、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及基因检测。应用全外显子测序对先证者进行致病基因筛查，并应用Sanger测序技术对其进行突变位点的验证，通过SIFT Pred、Polyphen-2 HVAR Pred、MutationTaster Pred软件进行基因有害性预测。通过数据库检索，总结MATR3基因不同突变位点致ALS的临床特点。结果:先证者为69岁女性，以球肌力弱起病，逐渐累及颞肌、咬肌等颜面肌和四肢肌，体检除有上、下运动神经元受累外，还存在明显的颜面部肌肉萎缩。患者无ALS家族史。血清肌酸激酶、风湿免疫、肿瘤标志物等均正常，头颅MRI未见结构性病变和锥体束走行处异常信号，肌电图提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重复刺激波幅递减、瞬目反射和皮肤交感反应测定结果异常。基因筛查发现患者MATR3基因存在杂合突变c.1472A>G（p.Y491C），为错义突变，经软件预测为有害突变。结论:MATR3基因c.1472A>G（p.Y491C）位点变异可能为该患者的致病性突变，其临床表现除与经典ALS表现相似外还存在颜面部肌肉受累，肌电图提示皮肤交感反应和瞬目反射异常。

目的:评价单侧颧骨陈旧性骨折患者在数字外科技术辅助下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远期软、硬组织的对称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因单侧颧骨复合体陈旧性骨折在数字外科技术辅助下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术前及术后1年头面部螺旋CT数据导入ProPlan CMF 3.0软件，通过三维重建分别得到软、硬组织的STL模型，在面中部标记10组硬组织标志点及11组软组织标志点，并建立测量坐标系，测量并计算左、右对称标志点的不对称指数(AI)，数据以 ± s表示，同一组标志点术前与术后1年AI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从正常国人颅颌面三维形态数据库中选取研究对象，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7软件绘制正常人AI基线数据图，将患者术前和术后1年软、硬组织标志点AI纳入正常人AI基线图，评估患者软、硬组织对称性。 结果:共纳入30例单侧颧骨复合体陈旧性骨折患者，男17例，女13例，年龄18~55岁，平均25.2岁。术前硬组织AI为4.5±4.1，术后1年硬组织AI为2.0±1.7，各标志点AI较术前明显降低( P<0.01或<0.05)；术前软组织AI为4.5±4.0，术后1年软组织AI为2.3±1.9，各标志点AI较术前明显降低( P<0.01或<0.05)。从数据库中纳入正常人50例，男、女各25例，年龄18~57岁，平均23.8岁，硬组织标志点AI为2.1±2.0，软组织标志点AI为2.0±1.9。患者术后1年硬组织标志点AI均位于对称基线值以内，对称性良好；部分软组织标志点AI高于对称基线值，对称性欠佳。 结论:单侧颧骨复合体陈旧性骨折患者在数字外科技术辅助下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其面部软、硬组织三维对称性较术前均有明显改善，而软组织对称性较硬组织相对欠佳。

面部软组织外形是提升容貌吸引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三维立体摄影在准确性、可重复性、自动化水平方面的提高，可以精确反映正畸或正颌手术带来的软组织变化，并促进医患沟通，目前已广泛用于治疗前的诊断、术前模拟和术后随访。该文归纳总结了面部软组织的数字化三维测量的研究进展，从三维立体摄影的准确性、头面部标志点和参考平面的确定方法、面部软组织三维测量分析的临床应用及展望等方面阐述了三维立体摄影在面部软组织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前景，以期为口腔正畸科、正颌外科和整形外科的临床诊断、治疗和疗效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纵隔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T-LBL/ALL）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11年8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61例纵隔T-LBL/ALL的病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影像、病理特点及预后。结果:男性46例，女性15例，男女比约3∶1；年龄5~71岁，中位年龄24岁，平均年龄24.5岁；影像学表现为纵隔软组织肿块（58例）或纵隔多发肿大融合淋巴结（1例），体积较大，直径4.9~18.3 cm，2例未获得影像资料。患者主要表现为上腔静脉综合征（咳嗽、呼吸困难、颜面部或颈部水肿）、胸闷或胸痛症状，约1/3患者出现B症状。61例标本均为穿刺活检，其中2例并有手术切除标本。组织形态学见胸腺组织上皮网结构破坏或完全消失，大量肿瘤性淋巴细胞弥漫浸润,并可见脂肪组织浸润、星空现象、列兵样排列、间质胶原增生硬化及肿瘤细胞挤压等，少部分病例出现小灶肿瘤性坏死。肿瘤性淋巴细胞小至中等大小，圆形，细胞质少，核稍扭曲，圆或卵圆形，染色质细，核仁不明显或有小核仁。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肿瘤细胞表达CD7（100%，33/33）、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TDT，93.4%，57/61）、CD99（83.3%，25/30）、CD1a（4/7）、CD10（8/18）、CD34（13.2%，5/38），不表达B细胞标志物CD20、PAX5及粒单核细胞标志物髓过氧化物酶（MPO），Ki-67阳性指数通常大于50%。1例做了T细胞受体重排，结果阳性。临床治疗采用化疗方案，Hyper-CVAD（环磷酰胺、长春地辛、地塞米松和表柔比星）方案最多（60.4%，32/53），其次为BFM-90（50.9%，27/53），部分选取以上2种及其他治疗方案。61例患者中6例失访，55例获得随访结果，存活26例（47.3%），5年生存率为50.6%。统计学显示患者预后与国际预后指数、患者的发病年龄、性别、肿块大小均无明确相关性。结论:纵隔T-LBL/ALL少见，临床送检以穿刺活检标本为主，组织学形态诊断困难，需紧密结合临床特点及免疫组织化学综合诊断。免疫组织化学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TDT、CD99、CD7、CD3、PAX5、CD34、CD10、Ki-67九种抗体的联合应用有助于大多数病例的诊断。

目的:探讨三维(3D)打印联合计算机导航技术在面中部多发性骨折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收治的面中部多发性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2组：术前采用AccuNavi-A 2.1导航软件进行手术规划和手术模拟、3D打印头颅模型、术中在计算机导航技术辅助下进行骨折复位和固定的患者为试验组；采用传统手术方法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在术前和术后1周头颅CT三维模型上标记标志点和构建三维坐标系，测量并计算各标志点的面部不对称指数(AI)，包括双侧眶下缘的最低点(O)、眶外1/3下方颧上颌缝最前点(MZ)、颧骨额突外侧缘和颞突上缘间的最凹点(C)、额突后缘C点上方最凹点(SC)、颧弓的最外侧点(Z)；记录手术时间；术后3个月，由患者对出现的并发症进行自我评估，包括复视、张口受限、面部麻木、咬合关系紊乱、术区瘢痕、瞳孔高度不一致的发生情况。AI用 M( Q1， Q3)表示，组内术前、后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2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手术时间以 ± s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患者并发症自我评估结果以例(%)表示，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32例患者，其中试验组16例，男9例，女7例，年龄17~60岁；对照组16例，男8例，女8例，年龄18~65岁。试验组患者术前O、MZ、C、SC、Z点AI术前分别为8.9(6.9，12.8)，10.0(7.7，12.6)，7.6(5.9，14.9)，10.7(7.2，22.0)，11.2(10.1，17.4)，术后分别为2.2(1.6，3.4)，2.5(1.7，3.4)，2.2(1.9，2.9)，2.6(1.7，3.1)，2.4(1.4，2.8)，对照组术前分别为10.4(8.1，12.5)，10.5(9.0，12.6)，6.6(5.3，8.2)，10.6(8.7，13.1)，10.9(9.8，13.4),术后分别为4.0(3.6，4.8)，4.3(3.8，5.4)，5.2(4.8，6.7)，4.3(3.1，5.1)，4.6(3.2，5.3)。2组患者术前各个标志点的AI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组患者术后各标志点AI均比术前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P<0.01或<0.05)；试验组术后各标志点AI显著低于对照组( P均<0.01)。试验组手术时间[(3.7±1.1) h]短于对照组[(4.8±1.9) h]( P<0.05)。试验组患者术区瘢痕[12.5%(2/16)]及瞳孔高度不一致[6.3%(1/16)]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的43.8%(7/16)、37.5%(6/16)( P<0.05)，在其他项目上比较2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面中部多发性骨折治疗中应用3D打印联合计算机导航技术可以缩短手术时间，使患者面型恢复更加对称，术后并发症出现的概率更低。

目的:基于三维人脸模板的非刚性配准过程探讨外鼻缺损三维形态补全方法，为鼻赝复体的数字化设计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方法:选取2022年6至12月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修复科就诊的牙体缺损或缺失男性患者20例，年龄18~45岁，采集患者原始三维颜面数据，用Geomagic Wrap 2021软件构建外鼻缺损三维颜面数据。使用课题组前期研究中构建的结构化三维人脸模板数据，基于非缺损区形态，通过MeshMonk程序（一种非刚性配准算法）将三维人脸模板变形配准至外鼻缺损三维颜面数据上，获得三维人脸模板个性化变形后的数据，即补全人脸三维数据。基于外鼻缺损三维颜面数据的缺损边界，在补全人脸三维数据上裁剪出补全外鼻三维数据。对比分析补全人脸三维数据与原始三维颜面数据的鼻面角和鼻唇角，测量补全人脸三维数据鼻长与中面高、鼻宽与内眦间距的比值，评价补全外鼻三维数据的边缘曲线与外鼻缺损三维颜面数据缺损边缘曲线的边缘密合度，并分析补全外鼻三维数据与原始三维颜面数据鼻部相同标志点间距离值。结果:20例原始三维颜面数据与补全人脸三维数据的鼻面角（分别为28.2°±2.9°、28.4°±3.5°）、鼻唇角［分别为95.4°（19.2°）、99.9°（9.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23， P=0.823； Z=-1.72， P=0.086）。补全人脸三维数据鼻长与中面高的比值为0.63±0.03，鼻宽与内眦间距的比值为1.07±0.08。补全外鼻三维数据的边缘曲线与外鼻缺损三维颜面数据缺损边缘曲线的曲线偏差（均方根值）为（0.37±0.09）mm、最大偏差为（1.14±0.32）mm，曲线偏差值位于±1 mm之内的占比为（97±3）%。补全人脸三维数据与原始三维颜面数据上对应鼻部标志点间距离分别为鼻根点［1.52（1.92）］mm，鼻尖点（3.27±1.21）mm，鼻下点（1.99±1.09）mm，右鼻翼点（2.64±1.34）mm，左鼻翼点（2.42±1.38）mm。 结论:本项研究提出的外鼻缺损三维形态补全方法有较好的可行性，构建的补全外鼻三维数据的面部协调性和边缘密合度较好，形态与原始三维颜面数据的鼻部形态接近。

目的:评估2种上颌前份截骨术式对患者鼻部形态的影响。方法: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天津市口腔医院收治双颌前突患者30例，男8例，女22例，年龄19～32岁。根据入院的治疗顺序随机分为传统手术组与改良手术组，传统手术组20例，采用传统的上颌前份截骨术；改良手术组10例，采用改良上颌前份截骨术。于术前及术后1年对患者行头颅锥形束CT扫描，将获得的DICOM数据导入Proplan CMF 2.0软件，三维重建颅面部解剖结构，选取反映鼻部形态的软、硬组织标志点，同时建立3个定位平面及三维定点测量系统，测量手术前、后各标志点间的距离及角度，包括鼻唇角、上鼻唇角、下鼻唇角、鼻尖角、鼻尖倾斜度、鼻小柱倾斜度、鼻高、鼻尖深度、垂直鼻尖位置、鼻翼基底宽、内眦间距、鼻小柱高度、右侧鼻孔轴角、左侧鼻孔轴角、鼻孔面积，并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来评价2种术式对患者术后鼻部形态的影响。 结果:(1)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鼻唇角由术前的113.74°±9.42°增加至121.93°±4.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鼻小柱倾斜度由术前的129.86°±7.63°减少到120.06°±7.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鼻高及鼻翼基底宽度均较术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鼻尖角、鼻尖倾斜度、垂直鼻尖位置、鼻小柱高度、双侧鼻孔轴角及鼻孔面积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改良手术组患者术后鼻唇角由术前的110.75°±1.67°增至122.42°±6.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垂直鼻尖位置由术前的(11.87±1.39) mm减少至(11.16±1.02) mm；但鼻翼基底宽、鼻尖角、鼻尖倾斜度、鼻小柱倾斜度、鼻高、鼻小柱高度、双侧鼻孔轴角以及鼻孔面积，手术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传统的上颌前份截骨术相比，改良术式可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且对患者鼻部形态的影响非常小，掌握适应证，灵活应用才能获得最好的手术效果及患者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