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老年危重患者ICU获得性衰弱的危险因素,研究其在临床诊断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7年6月—2018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患者进行观察性队列研究,在患者清醒之日使用医学研究委员会评分进行肌力评估,根据临床肌力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试验组(肌力评分＜48分)和对照组(≥48分).收集和比较两组相关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老年危重患者ICU获得性衰弱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在老年患者ICU获得性衰弱发生中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收集62例清醒的老年危重患者,其中诊断为ICU获得性衰弱者30例为试验组(疾病发病率48.39％),无ICU获得性衰弱的32例为对照组.两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持续时间、脓毒症持续时间、脓毒症性休克、休克持续时间、多脏器功能障碍及其持续时间、机械通气持续时间、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及其使用时间、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及其使用时间、低钙血症及电解质紊乱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 Ⅱ评分及去甲肾上腺素使用时间是老年危重患者ICU获得性衰弱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提示应用去甲肾上腺素＞3 d和A-PACHE Ⅱ评分＞20分为截断点时预测性能最佳.结论 在老年危重患者中,APACHE Ⅱ评分和去甲肾上腺素使用时间是ICU获得性衰弱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和较好的预测指标.

目的:探索老年住院患者发生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2021年8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收治的310例老年患者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出与IBS-D发生相关的因素,并将这些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合共线性诊断,最终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将各独立危险因素可视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模型区分度,采用校准曲线(CC)评价模型准确度.结果: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40,95％CI:1.540～3.213)、使用抗生素种类(OR=4.598,95％CI:2.967～7.499)、齿痕舌(OR=8.398,95％CI:4.015～18.417)、白蛋白水平(OR=3.895,95％CI:1.946～7.904)是老年住院患者发生IBS-D的独立危险因素,且预测IBS-D发生的准确度良好.结论:本研究明确了 IBS-D的危险因素且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准确度良好.

目的 探讨新诊断糖尿病性脑梗死患者的血管病变特征.方法 搜集2017年1月至2024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4 172例)的临床资料.其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716例,分为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359例)和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357例).测定两组患者的随机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化白蛋白、果糖胺、肌酐、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型半胱氨酸.两组患者均进行头颅磁共振成像、磁共振血管造影、CT血管造影、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结果 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患者症状性脑梗死病史次数低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2).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的血糖水平低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1).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肌酐水平低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44).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发生前循环脑梗死的比例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16).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发生后循环脑梗死的比例低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2).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多发性脑梗死发生率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2).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多发性血管狭窄发生率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5).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颅内狭窄或闭塞血管总数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1).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前循环狭窄或闭塞血管数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1).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数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1).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颈内动脉颅外段狭窄或闭塞数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4).新诊断糖尿病脑梗死组颅外动脉狭窄或闭塞总数高于伴糖尿病史脑梗死组(P=0.0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新诊断糖尿病发生脑梗死的影响因素有:多支血管狭窄(P=0.045)、多发性脑梗死(P=0.030)、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P=0.031)、后循环脑梗死(P=0.001).结论 有部分新诊断糖尿病的患者是以脑梗死为首发表现的,与长期糖尿病病史的脑梗死患者相比,这些患者的梗死灶往往累及多个部位,且累及的狭窄或者闭塞血管更多,尤其以大脑中动脉为主,发生后循环梗死比例较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由炎症引发气流阻塞为特征的肺部疾病.COPD临床表现除常见的咳嗽、咳痰外,持续的气流受限和肺部生理功能下降以及肺纤维化改变也被认为是其主要病理症状[1-2],重症病情易恶化成肺心病和呼吸衰竭.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3-4],截止至2017年,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估计为5.449亿,其中约55％的病例归因于COPD;截止至2019年,COPD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40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高达8.2％[5].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成为全民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因此如何预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已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的 评价广东省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对目标人群常见传染病的预警效果.方法 分析2017-2022年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的监测数据,与同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报告信息系统中深圳市中小学生常见传染病数据作比较,采用错位相关分析,对监测症状及病种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性进行研究,探索利用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及时预警中小学生常见校园传染病的可行性及其效果.结果 2017-2022年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监测的上呼吸道症状、呕吐/腹泻症状、发热症状以及皮疹症状数据与其对应的校园常见传染病病例数据在以周为单位的水平下均具有相关性(r=0.24、r=0.45、r=0.39、r=0.58,均P＜0.05);与2019-2020年相比,2020-2022年发热症状、皮疹症状与其对应的校医常见传染病病例数关联性分别由r=0.70、r=0.79减弱至r=0.17、r=0.30(均P＜0.05);错位相关分析发现,上呼吸道症状、发热症状和皮疹症状可提前2～3周发现目标传染病的波动.结论 广东省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收集的中小学生因病缺勤症状数据能较好反映相应常见传染病病种的发生和流行态势,对于上呼吸道症状、发热症状和皮疹症状的监测数据可以提前起到预警及流行趋势预测作用;后续应扩大监测范围,更好的发挥预警作用.

目的:探讨淋巴细胞/凝血酶原时间比值（LPR）、纤维蛋白原/白蛋白比值（FARI）等实验室指标对肝衰竭预后的影响，并构建新的肝衰竭预后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 114例肝衰竭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中男899例，女215例；年龄18～90岁，中位年龄46岁。收集肝衰竭患者的首次入院时血液学指标、肝功能指标、凝血功能指标以及基本临床特征。以肝衰竭确诊后90 d内死亡为患者预后结局指标，按7∶3的比例将纳入的研究对象分为建模组与验证组，再采用Lasso回归分析筛选肝衰竭预后影响因子并用十折交叉法进行验证，将影响因子纳入Logistic回归构建预测模型。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Hosmer-Lemeshow（H-L）指数评价校准度。结果:1 114例肝衰竭中90 d内死亡317例，病死率28.46%（317/1 114）。Lasso回归筛选LPR、凝血酶原活动度（PTA）、Na、TB、FARI、PT、中性粒细胞绝对值（NEU）、年龄（Age）是肝衰竭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预测模型LPTFA，Logit P =-1.75-6.57×LPR（109/L·sec）-0.04×PTA（%）-0.006×Na（mmol/L）+0.001×TB（μmol/L）+0.08×FARI（%）+0.009×PT（sec）+0.03×NEU（109/L）+0.04×Age。绘制列线图预测肝衰竭患者90 d内死亡率，该模型特异度为0.74，敏感度为0.56。该模型AUC为0.704（95%CI：0.660～0.740），明显高于MELD评分AUC的0.612（95%CI：0.570～0.650）（Z=4.207，P<0.001）。验证组中LPTFA模型AUC为0.686（95%CI：0.62～0.75），亦明显优于MELD评分AUC的0.563（95%CI：0.490～0.640） （Z=3.143，P=0.001 7）。运用H-L指数验证，建模组P=0.41，验证组P=0.19，两组H-L指数均大于0.05，说明模型校准度较高。结论:与MELD评分相比，基于LPR及FARI建立的肝衰竭预后预测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是较为可靠的预测模型。

目的:探讨经肛门内镜显微手术(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TEM)在不同特点的中低位直肠癌器官保留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于2017年1月至2023年10月间收治的81例行TEM术或采用TEM平台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aTME)的直肠癌患者资料。结果:患者根据临床和病理特征被分为三组：早期直肠癌行TEM术组(A组)、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后行TEM术组(B组)、进展期直肠癌采用TEM平台行taTME组(C组)。A组32例，临床分期cT1N0，均行TEM术；切除后具有高危因素者追加根治性手术或辅助放化疗。8例为肠镜切除后追加TEM术，术后病理均未见肿瘤。中位随访时间37.5个月(4～84个月)，无病生存30例(93.75%)。B组36例，nCRT后达到cCR或near-cCR，行TEM术。术后病理ypT0 21例(58.3%)、ypT1 4例(11.1%)、ypT2 10例(27.8%)、ypT3 1例(2.8%)。中位随访时间56个月(12～80个月)，无病生存26例(72.2%)。C组13例，临床分期为cT3＋NanyM0或cTanyN＋M0，所有患者nCRT后，采用TEM平台行taTME术。中位随访时间48个月(4～68个月)，无病生存11例(84.6%)。三组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18、0.934)。A、B组间肿瘤大小、距肛门距离、AS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0.015、0.001)。B、C组间肿瘤大小、AS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276)。三组间5年无进展生存期比较，A、B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A、C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B、C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34)。结论:TEM技术在中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具有重要作用，低危早期直肠癌可完整切除；对于有高危因素者，可在术后追加辅助放化疗。对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如行nCRT后肿瘤退缩不明显，可以TEM为平台行taTME术，实现低位保肛，但并发症较多；如达到cCR或near-cCR且患者保肛意愿强烈，可考虑行TEM术，但可能牺牲无进展生存时间。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中ARID1A基因突变及DEPDC1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漯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52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测序分析法和BCA法分析癌组织样本中ARID1A基因的突变情况和DEPDC1的蛋白表达水平,依据ARID1A基因的突变情况和DEPDC1的蛋白表达水平分为ARID1A基因突变组、ARID1A基因未突变组和DEPDC1高表达组、DEPDC1低表达组,并评估ARID1A基因突变、DEPDC1表达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大小和病理分化等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使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ARID1A基因突变及DEPDC1高表达对患者5年生存率的影响.结果 ARID1A基因突变组患者的低分化占比、Ⅲ～Ⅳ期占比、脉管侵犯占比均为63.64%(21/33)、54.55%(18/33)和60.61(20/33),明显高于ARID1A基因未突变组的29.41%(35/119)、24.37%(29/119)和31.93%(38/1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DEPDC1高表达组患者的Ⅲ～Ⅳ期占比、淋巴转移占比分别为46.51%(20/43)、53.49%(23/43),明显高于DEPDC1低表达组的24.77%(27/109)、24.77%(27/1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ARID1A基因未突变和DEPDC1低表达的患者5年生存率分别为70.59%和84.40%,明显高于ARID1A基因突变患者的39.39%和DEPDC1高表达患者的48.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RID1A基因突变及DEPDC1高表达可能在结直肠癌的发展和预后中发挥作用,为结直肠癌的分子分类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潜在的靶点.

目的:基于治疗前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信号值构建局部进展期胰腺癌（LAPC）续贯放化疗生存获益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立体定向放疗（SBRT）的39例LAPC患者临床影像学资料。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男26例，女13例；年龄33～80岁，中位年龄64岁。胰头癌33例，胰体尾癌6例。30例患者SBRT放疗后续贯替吉奥（S-1）化疗。SBRT放疗前均行多b值下DWI序列成像检查，成像时采用11个b值（0、25、50、75、100、150、200、400、600、800、1 000 s/mm2），得到11帧不同b值下的重叠DWI图像。采用Cox回归分析不同b值下的感兴趣区域（ROI）平均信号值（SI）与总体生存期（OS）之间的相关性，筛选独立风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拟行续贯放化疗LAPC患者的生存获益情况。预测误差曲线（PEC）分析通过计算Brier综合分数（IBS）来评估预测误差。结果:随访时间87～1 095 d，中位随访时间353 d；随访期间38例死亡，1例存活。患者OS为84～1 095 d，中位OS为352 d，1年生存率46%。Cox回归分析显示，SI100（HR=0.997，95%CI：0.996～0.998）、SI600（HR=0.996，95%CI：0.993～0.998）、SI800 （HR=0.994，95%CI：0.991～0.997）和S1000（HR=0.993，95%CI：0.989～0.996）是OS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PEC分析显示，预测模型1 （SI100 + S-1，C-index 0.712）、模型2 （SI600 +年龄+S-1，C-index 0.731）、模型3 （SI800 +年龄+ S-1，C-index 0.736）、模型4 （SI1000 +年龄+ S-1，C-index 0.732）均较模型内其他组合预测误差小，IBS分别为0.134、0.133、0.130和0.133，并构建相应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线性校准图显示预测效果及实际观察效应之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进一步证实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可靠性。结论:基于放化疗前DWI序列信号值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能够对拟进行放化疗LAPC患者的生存期获益进行预测，为临床医师制定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依据，避免过度医疗。

目的:回顾性分析直肠癌患者行根治术前的直肠高分辨磁共振检查资料，观察患者直肠侧系膜结构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术前行直肠高分辨磁共振成像（MRI）的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根据MRI图像观察直肠系膜筋膜（MRF）双侧的直肠侧系膜结构及直肠中动脉（MRA）并测量相关参数，包含直肠侧系膜中断宽度、直肠中动脉类型和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结合临床资料与患者无病生存（DFS）资料进行Cox回归分析，构建患者术前预测模型及绘制Nomogram图和（ROC）曲线。结果:最终258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术前直肠高分辨MRI中所有患者双侧均观察到MRF的中断及MRA走行。MRA可分为4种类型：前外侧型、外侧型、后外侧型、细小分支型。根据术后有无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将患者分为复发转移组和未复发转移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右侧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HR：3.042，95%CI：1.928~4.798，P<0.001）、mrT分期（HR：3.618，95%CI：1.223~10.705，P=0.021）和右侧侧系膜宽度（HR：1.001，95%CI：1.000~1.001，P=0.012）为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因素。Nomogram预测模型C-index指数为0.733（95%CI：0.686~0.781）。1、3及5年DFS的AUC分别为0.784、0.808以及0.888。结论:直肠高分辨MRI可观察到直肠侧系膜和直肠中动脉固有存在，右侧侧系膜中断宽度和右侧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是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术中更好地处理直肠侧系膜，可能会为患者带来更好的预后，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