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应用潜分类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纵向分析孕期血压数据，探索妊娠期间血压潜分类轨迹与未来发生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风险之间的联系。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在天津市19家社区医院招募的孕早期女性受试者，采集孕28周前5个阶段（即12、16、20、24和28周）的孕检血压数据纳入分析，同时采集孕妇基本信息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数据。应用LCGM建立收缩压、舒张压的潜分类轨迹模型；分别以收缩压轨迹、舒张压轨迹作为预测变量，以妊娠28周后至分娩时是否发生PE作为结局变量，进行PE的预测研究。结果:共纳入5 560例已生产的单胎妊娠孕妇，其中随访期间诊断PE 128例，妊娠期高血压106例。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收缩压与舒张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采用LCGM拟合血压动态变化，确定了4条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和4条舒张压潜分类轨迹。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对应的血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在校正了初检体重指数、是否初产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和谷丙转氨酶水平等混杂因素后，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4（SBP_traj_4）的 OR值为4.023（95% CI：2.368~6.835， P<0.001），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3（SBP_traj_3）的 OR值为1.854（95% CI：1.223~2.811， P=0.004）；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4（DBP_traj_4）的 OR值为2.527（95% CI：1.534~4.162， P<0.001），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2（DBP_traj_2）的 OR值为2.238（95% CI：1.328~3.772， P=0.002）。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基线血压水平联合血压轨迹对PE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应用LCGM潜分类增长模型构建孕12 ~28周的血压潜分类轨迹可对孕28周后PE进行早期预测分析，提示孕期血压潜分类轨迹是一种可用于孕妇PE危险分层的新方法。

目的:探讨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方法:收集54 888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06—2007年、2008—2009年、2010—2011年3次健康体检的相关资料，及其恶性肿瘤新发情况。利用研究对象3次健康体检的血压测量值，进行收缩压轨迹分组。采用寿命表法计算恶性肿瘤发生率，并进行恶性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收缩压轨迹将54 888人分为5组，其中低-稳定组14 326人，正常-稳定组25 630人，中-高组5 390人，高-中组6 438人，高-稳定组3 104人。在(4.95±0.53)年的随访期内，共新发恶性肿瘤1 070例。低-稳定组、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和高-稳定组的恶性肿瘤发生率分别为1.3%(177/14 326)、2.2%(491/25 360)、3.1%(147/5390)、2.7%(156/6 438)和3.8%(99/3 1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性别、年龄、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空腹血糖、总胆固醇、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后，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病有关，与低-稳定组相比，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高-稳定组的 HR分别为1.413、1.731、1.557和1.907(均 P<0.001)。 结论:高收缩压轨迹是恶性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化疗期癌因性疲乏（CRF）的纵向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癌因性疲乏评估量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结果:共纳入91例患者，化疗前、化疗3周后及化疗6周后各期重度CRF的发生率分别为1.1%（1/91）、8.8%（5/57）、2.1%（1/48）。广义估计方程显示，CRF总分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在化疗3周后达到顶峰（35.45 ± 13.07）分，轻度CRF随时间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BMI和睡眠日间功能障碍是CRF总分变化的影响因素；疾病分期、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是不同严重程度CRF变化的影响因素。 结论:乳腺癌患者化疗期CRF问题突出，医护人员应对BMI异常、日间功能障碍的高危个体给予关注。

目的:探讨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患者术中体温变化轨迹的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为术中体温管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舟山分院收治的150例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资料，采集手术开始时、术中30 min、术中60 min、术中90 min、术中120 min、手术结束时的体温数据。使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其体温变化的潜在类别，多元Logistic分析影响潜在类别的因素。结果:患者术中体温变化可分为3种轨迹，分别为体温正常组占30.0%（45/150）、低体温复苏组占38.7%（58/150）、低体温未复苏组占31.3%（47/150）。患者术中体温轨迹的3个潜在类别在年龄、BMI、输液量、手术和麻醉时间等指标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3.39~30.01，均 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输液量、手术和麻醉时间是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患者术中体温轨迹潜在类别的重要预测指标（均 P<0.01）。 结论:腹腔镜子宫切除术患者术中体温呈现3种变化轨迹，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术中体温的不同轨迹特征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

目的:探讨儿童至中年期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轨迹与成年期亚临床肾损伤（subclinical renal damage，SRD）的发生关系。方法:1987年在陕西汉中三个镇选取4 623名6~18岁儿童和青少年建立"汉中青少年高血压研究队列"，并分别于1989年、1992年、1995年、2005年、2013年和2017年进行随访，基于群体轨迹模型，根据不同BMI轨迹变化对人群进行分组，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不同BMI轨迹与中年期SRD发生的关系。结果:共纳入从儿童到中年期随访的2 678名受试者，根据BMI轨迹变化将人群分为：低增长组（ n=1 017）、中增长组（ n=1 353）和高增长组（ n=308），其中共有248名（9.3%）受试者在中年期出现SRD。低增长组、中增长组和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分别为0.9（0.6，1.4）、1.0（0.7，1.7）、1.6（0.8，3.2）（ P趋势<0.001），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98.5（87.6，111.6）、96.2（86.4，109.7）、95.3（87.5，125.0）ml·min -1·(1.73 m 2) -1（ P趋势=0.02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从BMI低增长组到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呈线性增加趋势[ β=3.16（95% CI 1.02~5.31）， P趋势=0.004]；BMI轨迹变化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无相关性且未呈现线性趋势[ β=-2.30（95% CI-5.18~0.57）， P趋势=0.117]。在校正性别、年龄、病史及生活方式等多种混杂因素后，BMI高增长组成年期SRD发生的风险是低增长组的2.83倍（ OR=2.83，95% CI 1.84~4.36， P趋势<0.001）。 结论:BMI增长水平较高，成年期SRD风险也显著升高。早期识别BMI轨迹可能有助于预测个体成年后的肾功能。

目的:探讨体质量指数（BMI）轨迹与新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为NAFLD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开滦研究中符合入选标准的16 388例观察对象组成研究队列，依据观察对象2006-2007、2008-2009、2010-2011年度健康体检的BMI数值，用SAS Proc Traj程序确定4个不同的BMI轨迹组，分别为低稳定组、中稳定组、中高稳定组、高稳定组，随访各组人群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年度健康体检时NAFLD的发病情况。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观察对象共14 998例，比较4组NAFLD累积发病率的差异，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BMI轨迹与新发NAFLD的相关性。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两两比较，方差齐用LSD检验，方差不齐则用Dunnett’s T3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用χ 2检验；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BMI轨迹组NAFLD累积发病率的差异。 结果:NAFLD的累积发病率随着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分别为31%、47%、63%、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校正年龄、性别等多种混杂因素后，BMI中稳定组、中高稳定组、高稳定组NAFLD发病风险仍为BMI低稳定组的1.757[95%可信区间（ CI）：1.589～1.942]、2.612（95% CI：2.353～2.900）、3.566（95% CI：3.129～4.064）倍（ P < 0.01）。 结论:发生NAFLD的风险随着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BMI长期高水平是NAFL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联合体重指数（TyG×BMI）的轨迹与新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2019连续3年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受检者，共2 304例为研究对象。依据健康体检的TyG×BMI数值，采用潜类别模型分组确定4个不同的TyG×BMI轨迹组，分别为低稳定组、中稳定组、高稳定组、极高稳定组。于2020、2021年体检时，随访各组人群NAFLD的发病情况。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TyG×BMI轨迹组NAFLD发病率的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TyG×BMI轨迹与新发NAFLD的相关性。结果:NAFLD的发病率随着TyG×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低、中、高、极高稳定组人群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3.00%、16.70%、20.10%和26.60%（ χ2=35.155， P<0.01）。与低稳定组相比，高、极高稳定组NAFLD的发病风险更高（高稳定组 HR分别为1.564、1.428、1.426、1.389，极高稳定组 HR分别为2.121、1.670、1.659、1.607，均 P<0.05）；其中在模型4中，校正性别、腰围、BMI、血糖、血脂、肝功等多种混杂因素后，高、极高稳定组的NAFLD的患病风险仍为低稳定组的1.389和1.607倍（95% CI：1.035~1.864、1.207~2.140）。 结论:NAFLD的患病风险随着TyG×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TyG×BMI可作为NAFLD的预测指标。

目的:探讨母亲孕期饮食模式与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的关联。方法:研究对象为马鞍山母婴健康队列1 241对母子。使用食物频率问卷收集母亲孕期饮食数据，分别在儿童出生时、3、6、12、18和24月龄6个时间段随访，收集队列儿童身高和体重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母亲孕期饮食模式类别，利用组基多轨迹模型拟合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母亲孕期饮食模式与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的关联。结果:母亲孕期饮食模式记为蛋白型、健康型、素食型、加工型和饮料型5种饮食模式，可解释总饮食变异的50.04%，其中蛋白型饮食模式能解释21.34%，为主要饮食模式。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记为偏瘦型、一般型和偏胖型变化轨迹，分别占42.9%、45.6%和11.5%。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后，发现健康型和饮料型饮食模式与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有统计学关联（ P<0.05）。偏瘦型与一般型变化轨迹相比，健康型饮食模式低水平组儿童在生命早期更倾向于偏瘦型变化轨迹（ OR=1.286，95% CI：1.002~1.651）。偏胖型与一般型变化轨迹相比，饮料型饮食模式高水平组儿童在生命早期更倾向于偏胖型变化轨迹（ OR=0.565，95% CI：0.342~0.935）。其他饮食模式与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无统计学关联。 结论:母亲孕期饮食模式会影响儿童早期BMI变化轨迹，其中低水平健康型饮食模式为偏瘦型变化轨迹的独立危险因素，高水平饮料型饮食模式为偏胖型变化轨迹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癌因性疲乏的变化轨迹，并分析心理社会等因素对轨迹类别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选取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胸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162例。于手术前（T0）收集患者的心理弹性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并于术前（T0）、术后3 d（T1）、术后1周（T2）、术后2周（T3）、术后1个月（T4），调查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水平。使用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轨迹类别，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拟合出3条癌因性疲乏轨迹，分别为无疲乏组（31.7%）、疲乏上升组（36.0%）、持续疲乏组（32.3%）；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史（ χ2=14.83， P<0.05）、BMI（ χ2=29.67， P<0.05）、血红蛋白（ F=4.57， P<0.05）、心理弹性（ F=35.53， P<0.05）、社会支持（ F=47.53， P<0.05）与癌因性疲乏轨迹类别有关；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吸烟史、超重/肥胖、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是癌因性疲乏轨迹的预测因素（均 P<0.05）。 结论: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的癌因性疲乏存在不同变化轨迹，超重/肥胖、心理弹性越低的患者越有可能出现持续疲乏趋势；有吸烟史和社会支持越低的患者越有可能出现疲乏上升趋势。针对此类肺癌患者，医务人员应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改善其癌因性疲乏状况。

目的:分析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血脂变化轨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以浙江省台州市2004年1月至2021年4月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运用 χ2检验分析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基线指标情况，应用潜在类别混合模型描述研究对象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血脂变化轨迹，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脂变化轨迹的影响因素。采用R 3.5.0.软件LCMM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 079例HIV感染者中，年龄 M（ Q1， Q3）为31（43，55）岁，以男性（78.1%，1 623/2 079）和已婚（58.7%，1 221/2 079）为主，BMI≥24.0 kg/m 2占18.9%（393/2 079），异性性传播途径占67.7%（1 407/2 079）。血脂变化轨迹分为3种：倒U形（2.3%，48/2 079）、进展型（31.3%，650/2 079）和一般轨迹（U形）（66.4%，1 381/2 079），倒U形和进展型确定为危险轨迹（33.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抗病毒治疗方案为齐多夫定-替诺福韦-依非韦伦（3TC- TDF-EFV）、基线TC水平<5.2 mmol/L、基线TG水平<1.7 mmol/L、BMI为18.5~23.9 kg/m 2、基线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200个/μl和抗病毒治疗时间<5年者，抗病毒治疗方案一直使用齐多夫定-拉米夫定-依非韦伦（3TC-AZT-EFV）（a OR=1.99，95% CI：1.44~2.77）和更换为克力芝（LPV/r）（a OR=3.17 ，95% CI：2.00~5.01）、基线TC水平分别为5.2~6.1 mmol/L（a OR=2.55，95% CI：1.92~3.39）和≥6.2 mmol/L（a OR=5.89，95% CI：3.76~9.25）、基线TG水平分别为1.7~2.2 mmol/L（a OR=2.00，95% CI：1.53~2.62）和≥2.3 mmol/L（a OR=6.51，95% CI：4.97~8.54）、BMI为≥24.0 kg/m 2（a OR=1.44，95% CI：1.11~1.88）的HIV感染者较容易出现血脂变化的危险轨迹。而BMI 为<18.5 kg/m 2（a OR=0.55，95% CI：0.35~0.86）、基线CD4计数为200~349个/μl（a OR=0.67，95% CI：0.52~0.87）和≥350个/μl（a OR=0.71，95% CI：0.54~0.94）、抗病毒治疗时长为5~9年（a OR=0.74，95% CI：0.56~0.99）和≥10年（a OR=0.53，95% CI：0.22~0.67）的HIV感染者较不容易出现血脂变化的危险轨迹。 结论:部分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的血脂变化呈危险轨迹状态，与AZT和LPV/r等特定抗病毒药物使用、抗病毒治疗时长、基线CD4计数、TC、TG和BMI显著关联，建议HIV感染者开始抗病毒治疗阶段的同时，加强血脂监测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