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应用潜分类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纵向分析孕期血压数据，探索妊娠期间血压潜分类轨迹与未来发生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风险之间的联系。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在天津市19家社区医院招募的孕早期女性受试者，采集孕28周前5个阶段（即12、16、20、24和28周）的孕检血压数据纳入分析，同时采集孕妇基本信息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数据。应用LCGM建立收缩压、舒张压的潜分类轨迹模型；分别以收缩压轨迹、舒张压轨迹作为预测变量，以妊娠28周后至分娩时是否发生PE作为结局变量，进行PE的预测研究。结果:共纳入5 560例已生产的单胎妊娠孕妇，其中随访期间诊断PE 128例，妊娠期高血压106例。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收缩压与舒张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采用LCGM拟合血压动态变化，确定了4条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和4条舒张压潜分类轨迹。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对应的血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在校正了初检体重指数、是否初产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和谷丙转氨酶水平等混杂因素后，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4（SBP_traj_4）的 OR值为4.023（95% CI：2.368~6.835， P<0.001），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3（SBP_traj_3）的 OR值为1.854（95% CI：1.223~2.811， P=0.004）；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4（DBP_traj_4）的 OR值为2.527（95% CI：1.534~4.162， P<0.001），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2（DBP_traj_2）的 OR值为2.238（95% CI：1.328~3.772， P=0.002）。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基线血压水平联合血压轨迹对PE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应用LCGM潜分类增长模型构建孕12 ~28周的血压潜分类轨迹可对孕28周后PE进行早期预测分析，提示孕期血压潜分类轨迹是一种可用于孕妇PE危险分层的新方法。

目的: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联合体重指数（TyG×BMI）的轨迹与新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2019连续3年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受检者，共2 304例为研究对象。依据健康体检的TyG×BMI数值，采用潜类别模型分组确定4个不同的TyG×BMI轨迹组，分别为低稳定组、中稳定组、高稳定组、极高稳定组。于2020、2021年体检时，随访各组人群NAFLD的发病情况。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TyG×BMI轨迹组NAFLD发病率的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TyG×BMI轨迹与新发NAFLD的相关性。结果:NAFLD的发病率随着TyG×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低、中、高、极高稳定组人群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3.00%、16.70%、20.10%和26.60%（ χ2=35.155， P<0.01）。与低稳定组相比，高、极高稳定组NAFLD的发病风险更高（高稳定组 HR分别为1.564、1.428、1.426、1.389，极高稳定组 HR分别为2.121、1.670、1.659、1.607，均 P<0.05）；其中在模型4中，校正性别、腰围、BMI、血糖、血脂、肝功等多种混杂因素后，高、极高稳定组的NAFLD的患病风险仍为低稳定组的1.389和1.607倍（95% CI：1.035~1.864、1.207~2.140）。 结论:NAFLD的患病风险随着TyG×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TyG×BMI可作为NAFLD的预测指标。

传统观念认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通常是老年疾病。然而，随着大型队列研究随访时间的延长，人群肺功能发育轨迹得到了较完整的描绘，表明肺功能的下降可起源于生命早期。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慢性呼吸道症状、肺部影像学改变和肺生理结构异常却不符合慢阻肺的肺功能诊断的人群，在未来有患慢阻肺的倾向且影响预后，提示早期干预的必要性。2022版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病防治倡议提出了包括早发型慢阻肺和慢阻肺前期在内的一系列慢阻肺相关名词，为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慢阻肺开辟了新的机会，同时为慢阻肺生物学机制、疾病进展轨迹的研究设计提供指引。本文总结了早发型慢阻肺和慢阻肺前期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早期防治慢阻肺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心理弹性轨迹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10月—2020年10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00例首发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疾病相关资料调查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其进行调查。住院期间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出院后1个月随访时失访7例，3个月时失访8例，6个月时失访3例，最终共182例患者完成研究。结果:最终获得心理弹性下降、心理弹性升高、心理弹性平稳、心理弹性低水平下降4条心理弹性类别轨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功能障碍、无人照顾、有宗教信仰、在职工作、独居生活、有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心理弹性轨迹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脑卒中患者在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可呈现出不同类别的心理弹性轨迹，有功能障碍、无人照顾、有宗教信仰、在职工作、独居生活、有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心理弹性轨迹的影响因素，临床中应根据不同患者特点予以个性化干预。

目的:探讨儿童至中年期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轨迹与成年期亚临床肾损伤（subclinical renal damage，SRD）的发生关系。方法:1987年在陕西汉中三个镇选取4 623名6~18岁儿童和青少年建立"汉中青少年高血压研究队列"，并分别于1989年、1992年、1995年、2005年、2013年和2017年进行随访，基于群体轨迹模型，根据不同BMI轨迹变化对人群进行分组，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不同BMI轨迹与中年期SRD发生的关系。结果:共纳入从儿童到中年期随访的2 678名受试者，根据BMI轨迹变化将人群分为：低增长组（ n=1 017）、中增长组（ n=1 353）和高增长组（ n=308），其中共有248名（9.3%）受试者在中年期出现SRD。低增长组、中增长组和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分别为0.9（0.6，1.4）、1.0（0.7，1.7）、1.6（0.8，3.2）（ P趋势<0.001），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为98.5（87.6，111.6）、96.2（86.4，109.7）、95.3（87.5，125.0）ml·min -1·(1.73 m 2) -1（ P趋势=0.025）。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从BMI低增长组到高增长组，尿白蛋白/肌酐比呈线性增加趋势[ β=3.16（95% CI 1.02~5.31）， P趋势=0.004]；BMI轨迹变化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无相关性且未呈现线性趋势[ β=-2.30（95% CI-5.18~0.57）， P趋势=0.117]。在校正性别、年龄、病史及生活方式等多种混杂因素后，BMI高增长组成年期SRD发生的风险是低增长组的2.83倍（ OR=2.83，95% CI 1.84~4.36， P趋势<0.001）。 结论:BMI增长水平较高，成年期SRD风险也显著升高。早期识别BMI轨迹可能有助于预测个体成年后的肾功能。

目的:研究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使用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前导下颌治疗中髁突运动轨迹的变化。方法:本研究为双向性队列研究，纳入2022至2023年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正畸科就诊的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15例[30侧髁突，平均年龄(13.27±1.67)岁]，使用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导下颌向前治疗，分别在导下颌治疗前(T0)、导下颌治疗中(T1)[治疗时长(3.43±0.83)个月]和导下颌结束时(T2)[治疗时长(10.95±1.45)个月]，采用下颌运动分析仪记录最大侧方运动、最大前伸运动和最大张口运动的髁突运动轨迹。比较治疗前、治疗中以及导下颌结束时的髁突运动轨迹特征，组间比较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组内左右侧髁突运动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结果:下颌前伸运动中髁突位移量在治疗中明显减小，在导下颌结束时又增大[髁突前后位移量治疗前7.8(6.18，8.54) mm，治疗中5.8(4.52，7.04) mm，导下颌结束时7.83(6.49，8.66) mm， P<0.001；髁突空间位移量治疗前9.52(7.83，10.66) mm，治疗中7.99(6.02，9.53) mm，导下颌结束时9.71(8.65，11.36) mm， P＝0.001]。在治疗前，下颌前伸运动中左右侧髁突位移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治疗中和导下颌结束时，左右侧髁突位移量未见统计学差异。治疗前、治疗中和导下颌结束时，侧方运动和前伸运动中髁突运动标准差逐渐减小。 结论: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在前导下颌治疗中，髁突运动范围发生先减小然后增大的适应性变化，左右侧髁突运动的差异减小，髁突运动标准差减小，下颌运动更趋于对称稳定。

目的:观察高压氧治疗对于颅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并探讨其相关机制。方法:选取50只Sprague-Dawley大鼠，随机选取16只作为假手术对照组，剩余34只采用侧向液压打击(lateral fluid percussion, LFP)法进行颅脑损伤大鼠模型的构建。从建模成功的大鼠中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选择16只作为脑损伤对照组(不进行高压氧治疗)，另选16只颅脑损伤大鼠作为高压氧治疗组。高压氧治疗组于造模后6 h进行高压氧治疗，连续4周。通过水迷宫实验检测3组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并比较3组大鼠神经细胞凋亡数、胆碱乙酰转移酶(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ChAT)阳性细胞数以及海马部位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情况。结果:水迷宫实验中假手术对照组大鼠所用时间最短，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用时最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穿越站台区域的次数在假手术对照组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空间探索实验中高压氧治疗组大鼠在站台附近的运动轨迹较密集，在目标象限的运动时长和运动距离较长。脑损伤对照组大鼠的神经细胞凋亡明显高于高压氧治疗组和假手术对照组，假手术对照组细胞凋亡最少。ChAT阳性细胞数在假手术对照组数量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少，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细胞平均截面积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大鼠海马区HIF-a阳性细胞数在脑损伤对照组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假手术对照组几乎无棕色细胞；3组大鼠大脑组织含水量及伊文氏蓝含量在假手术对照组最低，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高压氧治疗能够明显改善大鼠海马区神经细胞存活状况，减少细胞凋亡和HIF-1α表达，提高大鼠的学习与记忆能力，能够减轻局部脑水肿，促进大鼠血脑屏障的恢复能力。

目的:探讨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方法:收集54 888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06—2007年、2008—2009年、2010—2011年3次健康体检的相关资料，及其恶性肿瘤新发情况。利用研究对象3次健康体检的血压测量值，进行收缩压轨迹分组。采用寿命表法计算恶性肿瘤发生率，并进行恶性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收缩压轨迹将54 888人分为5组，其中低-稳定组14 326人，正常-稳定组25 630人，中-高组5 390人，高-中组6 438人，高-稳定组3 104人。在(4.95±0.53)年的随访期内，共新发恶性肿瘤1 070例。低-稳定组、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和高-稳定组的恶性肿瘤发生率分别为1.3%(177/14 326)、2.2%(491/25 360)、3.1%(147/5390)、2.7%(156/6 438)和3.8%(99/3 1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性别、年龄、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空腹血糖、总胆固醇、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后，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病有关，与低-稳定组相比，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高-稳定组的 HR分别为1.413、1.731、1.557和1.907(均 P<0.001)。 结论:高收缩压轨迹是恶性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体质量指数（BMI）轨迹与新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为NAFLD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开滦研究中符合入选标准的16 388例观察对象组成研究队列，依据观察对象2006-2007、2008-2009、2010-2011年度健康体检的BMI数值，用SAS Proc Traj程序确定4个不同的BMI轨迹组，分别为低稳定组、中稳定组、中高稳定组、高稳定组，随访各组人群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年度健康体检时NAFLD的发病情况。最终纳入统计分析的观察对象共14 998例，比较4组NAFLD累积发病率的差异，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BMI轨迹与新发NAFLD的相关性。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两两比较，方差齐用LSD检验，方差不齐则用Dunnett’s T3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用χ 2检验；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BMI轨迹组NAFLD累积发病率的差异。 结果:NAFLD的累积发病率随着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分别为31%、47%、63%、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校正年龄、性别等多种混杂因素后，BMI中稳定组、中高稳定组、高稳定组NAFLD发病风险仍为BMI低稳定组的1.757[95%可信区间（ CI）：1.589～1.942]、2.612（95% CI：2.353～2.900）、3.566（95% CI：3.129～4.064）倍（ P < 0.01）。 结论:发生NAFLD的风险随着BMI轨迹的升高而增加，BMI长期高水平是NAFL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益处发现的变化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为制订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接受治疗的232例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在患者确诊后1、3、6个月调查家庭照顾者益处发现水平，使用增长混合模型识别益处发现的轨迹类别，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轨迹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益处发现总体水平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F=83.06， P<0.01），从1个月（47.02 ± 14.79）分到6个月（58.13 ± 13.18）分；共识别出3种益处发现轨迹类别，根据其特征分别命名为高水平下降组、中等水平稳定组、低水平升高组，分别为12、67、153例。单因素分析显示，家庭照顾者年龄与文化程度、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支付类型、肿瘤是否转移、治疗方式、家庭照顾者是否与患者同住、有无共同照顾者与益处发现轨迹类别有关（ χ2值为6.71 ~15.0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照顾者年龄与文化程度、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治疗方式、家庭照顾者是否与患者同住是益处发现轨迹类别的主要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益处发现随患者确诊时长呈现不同的变化轨迹，总体水平变化呈上升趋势，超过半数的家庭照顾者属于益处发现低水平升高组。医护人员应根据益处发现变化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给予家庭照顾者阶段性及特异性的护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