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小鼠的差异表达基因（DEG），并通过构建VILI小鼠模型对关键基因进行验证。方法:①实验1（生物信息学分析）：从基因表达数据库（GEO）下载VILI与自主呼吸对照组小鼠的肺组织基因芯片数据GSE9368和GSE11662，通过统计分析获得DEG，运用韦恩图获得两个数据的共同DEG，然后使用DAVID在线数据库对共同DEG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注释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KEGG）通路富集分析，最后利用基因与蛋白质相互作用检索在线数据库（STRING）对共同DEG进行基因编码蛋白相互作用（PPI）分析，并运用CytoScape软件、分子复合物检测分析插件（MCODE），以及CytoHubba插件中最大团中心性（MCC）、最大邻居连通度（MNC）与度（degree）算法进行拓扑分析，筛选出关键基因。②实验2（相关基因编码蛋白验证）：构建C57BL/6小鼠大潮气量（20 mL/kg）VILI模型，并设自主呼吸对照组。取小鼠肺组织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并对实验1中筛选出的关键基因编码蛋白进行免疫组化验证。结果:①实验1结果：GSE9368数据中筛选出114个DEG，其中上调99个，下调15个；GSE11662数据中筛选出258个DEG，其中上调188个，下调70个；获得共同DEG 66个，其中上调61个，下调5个。GO功能注释结果表明，共同DEG参与炎症反应、免疫应答、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趋化浸润等过程；KEGG通路富集分析提示共同DEG主要富集于细胞黏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及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等。通过STRING及CytoScape构建差异基因PPI网络图和重要子模块，并获得拓扑分析MCC、MNC及degree算法得出的交集基因，分别为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SOCS3）、白细胞介素-1β（IL-1β）、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整合素Itgam、CXC型趋化因子配体2（CXCL2）、CXC型趋化因子受体2（CXCR2）、L-选择素Sell及CC型趋化因子受体1（CCR1）。②实验2结果：构建大潮气量VILI小鼠模型结果显示，与自主呼吸对照组相比，机械通气结束后0 h小鼠肺组织有所损伤；通气结束后6 h肺组织结构受损明显，肺泡腔可见不同程度出血和塌陷，肺泡壁明显增厚，肺泡腔及间质还可见炎症细胞浸润。对拓扑分析交集前3位基因IL-1β、SOCS3、MMP-9的编码蛋白进行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随通气时间延长，小鼠肺组织中IL-1β、SOCS3、MMP-9蛋白表达逐渐上调，6 h时与自主呼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IL-1β（积分 A值）：8.40±2.67比5.10±0.94，SOCS3（积分 A值）：9.74±1.80比5.95±1.31，MMP-9（积分 A值）：11.45±6.20比5.36±1.28，均 P<0.05〕。 结论:基于GSE9368和GSE11662数据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VILI与炎症损伤、细胞因子及免疫细胞浸润相关；IL-1β、SOCS3、MMP-9蛋白可能为VILI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目的:探讨CC类趋化因子受体2 ( C-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2，CCR2)对肺气肿小鼠模型中单核细胞型髓源性抑制性细胞(monocyti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MDSC)向肺脏迁移的影响。方法:将10只雄性野生型(wild type，WT)C57BL/6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肺气肿模型组，每组5只。分别应用H&E染色和马松(Masson)染色方法观察两组小鼠肺组织病理特征；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两组小鼠肺组织中M-MDSC比例以及M-MDSC表达CCR2水平。采集WT小鼠骨髓细胞，体外刺激诱导生成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标记羟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脂(5，6-carboxyfluorescein diacetate succinimidyl ester，CFSE)后分别过继转移给WT小鼠(WT组)和基因敲除肺气肿小鼠(CCR2 －/－组)，每组各3只，流式细胞术观察CFSE + M-MDSC在两组受体鼠肺脏等组织的分布情况。 结果:H&E染色结果显示肺气肿模型小鼠较对照组小鼠肺泡腔直径明显扩大，肺泡壁破坏增加，肺泡间隔断裂融合；Masson染色结果显示肺气肿模型小鼠肺组织中出现胶原纤维沉积。与对照组相比，肺气肿模型组小鼠M-MDSC占CD11b +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M-MDSC表达CCR2水平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40±1.58)%比(12.96±3.79)% ，(6424.56±2280.61)比(15660.02±945.95)， t＝3.575、7.481， P值均<0.05]。过继转移实验发现，与WT组相比，CCR2 －/－组小鼠脾脏、肠系膜淋巴结、肺脏、派式结、血液中CFSE + M-MDSC的百分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8.30±3.68)比(39.80±7.14)，(47.17±7.98)比(21.53±4.82)，(31.73±13.77)比(6.08±2.33)，(42.87±4.38)比(0.01±0.00)，(88.73±3.18)比(62.87±13.15)， t＝6.155、4.761、3.187、16.970、3.313， P值均<0.05]。WT组与CCR2 －/－组小鼠骨髓中CFSE + M-MDSC的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敲除CCR2基因能够有效抑制M-MDSC向肺气肿小鼠肺脏及肺外组织的聚集，提示CCR2通路可能参与肺气肿的发生发展进程。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脓毒症外源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的差异表达基因（DEG），从转录组水平探讨脓毒症ARDS的早期诊断及防护机制。方法:将12只6~8周龄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脂多糖（LPS）致脓毒症ARDS模型组（模型组，腹腔注射LPS 15 mg/kg）与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每组6只。分别提取两组大鼠左肺组织RNA，采用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的双端测序模式进行高通量测序。采用DESeq2软件以| log 2差异倍数（FC）|≥3且 P<0.001筛选DEG。对DEG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STRING在线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并筛选关键基因。分离并提取2021年3月至11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收治的20例脓毒症患者及20例年龄匹配的同期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对关键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共筛选出DEG 286个，其中上调基因202个，下调基因84个。GO富集分析表明，DEG主要参与了中性粒细胞趋化迁移、抗菌体液反应、宿主免疫应答及体液免疫反应等生物学过程；KEGG富集分析显示，DEG主要通过参与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及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发挥生物学作用。PPI分析共筛选出节点蛋白262个，相互作用关系852条边；筛选出前15位关键基因，分别为IL-6、TNF、IL-10、IL-1β、CXC趋化因子配体1（CXCL1）、CXCL10、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R2、CXCL9、CC趋化因子配体7（CCL7）、CXCL11、CCL1、CXCL13、CCL12、CCL22。采用RT-qPCR对脓毒症ARDS患者与健康对照者PBMC进行差异基因测序验证，结果显示，脓毒症患者5个代表性关键基因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IL-6 mRNA（2 -ΔΔCt）：2.803±1.081比0.951±0.359，TNF mRNA（2 -ΔΔCt）：2.376±0.799比1.150±0.504，CXCL10 mRNA（2 -ΔΔCt）：2.500±0.815比1.107±0.515，CXCR3 mRNA（2 -ΔΔCt）：1.655±0.628比0.720±0.388，CCL22 mRNA（2 -ΔΔCt）：1.804±0.878比1.010±0.850，均 P<0.05〕，与RNA测序结果一致。 结论:炎症细胞趋化迁移脱颗粒、细胞因子免疫应答反应等生物学过程和CXCL10/CXCR3、IL-17等信号通路在脓毒症外源性ARDS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肺损伤机制和临床防治的新思路及新靶点。

目的:探讨"四素一肽两移植"集束化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应用规律及效果，为有效治疗及预防重症发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比较研究方法，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基础疾病、临床分型、住院时间、治疗费用、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等关键指标，评价"四素一肽两移植"集束化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应用规律及效果。结果:2020年以L型新冠病毒株为主，2021年以德尔塔变异株为主，2022年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轻型病例比例也在2022年最高，>65岁年龄组患者发展为重型和危重型的比例最高。纳入的150例患者，"四素一肽两移植"集束化治疗方案中干扰素使用率最高（100.0%）；2022年维生素C、干扰素和胸腺肽联合使用率最高；>65岁年龄组75.0%存在基础疾病，也是"四素一肽两移植"使用比例最高的年龄组。与轻型患者相比，随着严重程度增加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住院时间及人均住院费用均显著增加。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均出现了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有40.0%的重型患者在入院3 d内出现淋巴细胞计数最低；危重型患者入院时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或持续降低，采用调节免疫的"四素一肽两移植"的方法可有效挽救危重型患者的生命。新冠病毒感染的所有病例中，51.3%为无症状感染者，其次以呼吸道症状（48.7%）和肺部病变（38.0%）为主。肾功能异常患者使用"四素一肽两移植"集束化治疗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凝血功能异常患者和肝功能异常患者。该集束化治疗促进各种临床分型患者CD4 + 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明显增加；成人患者治疗后随着病毒转阴，M1型巨噬细胞比例升高，抑制免疫的调节性T细胞（Treg）和感染相关的CC趋化因子受体10 +（CCR10 +）Treg细胞比例减少，轻型患者变化幅度更大、下降更快。 结论:高龄伴基础疾病是新冠肺炎重症发生的危险因素；对患者进行"四素一肽两移植"集束化精细治疗可改善其淋巴细胞构成比例和器官功能，可控制重症发生发展并延长生命；除CD4 + T细胞比例，M1型巨噬细胞、总Treg细胞和CCR10 +Treg细胞比例也可用于判断成人患者病情变化。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血清CC趋化因子受体3（CCR3）、CC趋化因子5（CCL5）的表达及对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如皋市人民医院经手术治疗的90例NSCLC患者（NSCLC组）的临床资料，选取同期95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两组血清CCR3、CCL5水平并进行比较。对NSCLC患者进行为期2年的术后随访，记录患者术后复发转移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后发生复发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CCR3、CCL5水平对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效能。结果:NSCLC组CCR3、CCL5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290±36）pg/ml比（183±23）pg/ml；（15.7± 3.1）pg/ml比（6.2±1.2）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4.02、27.24，均 P<0.001）。NSCLC组术后复发转移发生率为34.44%（31/90）。复发转移患者CCR3、CCL5水平均高于无复发转移患者[（315±39）pg/ml比（276±35）pg/ml；（17.5±3.4）pg/ml比（14.7±2.9）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87、4.04，均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复发转移患者中Ⅲ A期、低分化、淋巴结转移者比例均高于无复发转移患者（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 OR＝2.587，95% CI 1.509~4.434）、CCR3水平（ OR＝2.215，95% CI 1.354~3.623）、CCL5水平（ OR＝2.343，95% CI 1.193~4.598）是NSCLC患者术后发生复发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CCR3、CCL5及二者联合预测NSCLC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10、0.684、0.854。 结论:CCR3、CCL5在NSCLC患者血清中异常高表达，是患者术后发生复发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CCR3、CCL5联合检测可有效预测患者术后复发转移情况。

过敏性哮喘是以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为特征的复杂的、多基因相关的疾病。真菌、尘螨是过敏性哮喘最主要的吸入过敏原，并常以多种过敏原混合形式存在。近年来，遗传学研究证明多个基因与过敏性哮喘发作相关。该文主要对与尘螨、真菌所致过敏性哮喘相关的基因如解整合素-金属蛋白酶33(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inase 33，ADAM33)、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糖蛋白A为主的重复序列（glycoprotein A repetitions predominant，GARP）、Toll样受体3 (toll like receptor 3，TLR3)、甘露糖结合凝集素2（mannose-binding lectin 2，MBL2）、趋化因子（CC基序）配体17[chemokine(C-C motif) ligand 17,CCL17]等进行综述。

目的:探索受体相互作用蛋白3(RIP3)对自身免疫性肝炎(AIH)肝脏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的调控作用。方法:纳入2018年1至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行肝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的AIH患者10例，同期选择年龄和性别均匹配且无肝功能异常的5例肝囊肿患者作为对照，应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AIH患者和对照者肝组织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情况。将Raw264.7巨噬细胞分为对照组、脂多糖组、脂多糖＋RIP3抑制剂GSK872(GSK872)组，采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巨噬细胞 RIP3、混合谱系蛋白激酶样结构域( MLKL)、 TNF- α、 IL-6、 IL-1 β、细胞炎性小体Nod样蛋白3( NLRP3)、CC趋化因子配体( CCL)2和 CCL5的mRNA水平；将Raw264.7巨噬细胞分为对照组、脂多糖组、脂多糖＋地塞米松组，采用qPCR检测巨噬细胞 TNF- α、 NLRP3、 RIP3和 MLKL的mRNA水平。选择24只6周龄雌性C57BL/6小鼠建立急性AIH小鼠模型，并将其分为对照组、刀豆蛋白A(ConA)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每组6只)，处死小鼠后收集外周血和肝组织，观察小鼠肝脏病理学表现，测定血清ALT和AST水平，采用qPCR检测 CCL2和CC趋化因子受体2( CCR2)的mRNA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小鼠肝脏巨噬细胞比例。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AIH患者肝脏CD68阳性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和MAC387阳性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比例均高于对照者[(0.84±0.21)%比(0.09±0.03)%、(0.79±0.13)%比(0.03±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00、4.84， P均<0.05)。脂多糖组巨噬细胞内 RIP3、 MLKL、 TNF- α、 IL-6、 IL-1 β、 NLRP3、 CCL2、 CCL5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脂多糖＋GSK872组(1.64±0.16比1.07±0.07和0.63±0.11，10.45±1.37比1.10±0.33和1.51±0.63，5.43±0.59比0.94±0.06和2.59±0.45，204.20±30.73比1.26 ±0.19和111.40±11.62，20 848.00±362.00比1.09 ±0.26和10 940.00±566.60，7.47±1.17比1.09±0.09和3.79±0.89，68.03±5.15比1.14±0.19和14.09±2.62，5 935.12±96.20比1.43±0.46和673.50±49.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11、5.21，6.65、6.55，7.57、3.96，6.60、3.06，8.83、4.08，5.46、2.56，12.97、10.16，25.34、14.99； P均<0.05)。脂多糖组巨噬细胞 TNF- α、 NLRP3、 RIP3和 MLKL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脂多糖＋地塞米松组(8.85±1.43比1.44±0.43和3.63±0.63，6.42±0.86比0.99±0.12和2.07±0.17，1.72±0.21比0.93±0.09和0.43±0.07，6.87±0.85比1.62±0.31和1.41±0.2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5、3.33，6.24、4.95，3.04、5.11，5.77、6.07； P均<0.05)。ConA组小鼠肝脏表现出明显的炎症细胞浸润和点状坏死。ConA组小鼠的血清ALT和AS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2 569.00±45.44)U/L比(49.38±9.07)、(103.00±14.07)和(759.30±34.99) U/L，(3 335.00±88.79)U/L比(108.50±18.10)、(460.00±97.40)和(1 573.85±36.06) U/L]，且ConA＋地塞米松组小鼠的血清ALT和AST水平均低于ConA＋GSK872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54、5.42、3.90、4.63、4.16、3.79、6.70、2.71， P均<0.05)。ConA组小鼠肝脏 CCL2和 CCR2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92.64±10.57比0.78±0.15、5.64±1.00和9.47±2.06，5.73±0.39比0.98±0.22、2.18±0.22和2.98±0.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66、7.24、5.87、8.71、8.58、5.45， P均<0.01)。ConA组小鼠肝脏CD45 ＋CD11b ＋F4/80 ＋总巨噬细胞比例和CD45 ＋CD11b hiF4/80 lo浸润的单核巨噬细胞比例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0.86±0.02比0.73±0.03、0.68±0.02和0.72±0.03，0.56±0.02比0.08±0.02、0.11±0.01和0.08±0.01)，CD45 ＋CD11b loF4/80 hi肝脏驻留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比例低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GSK872组(0.24±0.03比0.58±0.04、0.52±0.07和0.56±0.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27、5.90、3.89，18.70、19.87、20.52，7.35、3.82、3.87， P均<0.05)。 结论:AIH患者肝脏巨噬细胞数量增加。RIP3信号介导免疫性肝炎肝脏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并可能成为AIH的潜在治疗靶点。

目的:探究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PCSK9)在幽门螺杆菌( H. pylori)感染导致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收集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初次就诊于十堰市太和医院消化内科的60例胃炎患者( H. pylori阳性和阴性患者各30例)与30例健康体检者，检测其血清PCSK9水平。选取 H. pylori标准菌株、4种 H. pylori临床分离菌株、正常胃上皮细胞系GES-1与THP-1细胞经诱导形成的巨噬细胞。将 H. pylori菌株与胃上皮细胞系GES-1共培养以制备不同上清液培养基，设立磷酸盐缓冲液空培养基即阴性对照培养基(阴性对照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培养基( H. pylori感染GES-1组)、正常GES-1细胞上清液培养基(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PCSK9中和抗体培养基(抗PCSK9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人免疫球蛋白G2培养基(同型对照组)。采用Transwell迁移实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平板集落形成实验、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实验等比较 H. pylori感染GES-1组、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和阴性对照组，以及抗PCSK9组和同型对照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CC趋化因子受体( CCR2)mRNA相对表达水平、白细胞介素(IL)-6和细胞坏死因子(TNF)-α释放水平、CD8 + T细胞胞膜磷酸化水平、巨噬细胞菌落数，分析PCSK9对 H. pylori感染导致炎症反应的调控机制。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H． pylori阳性胃炎患者的血清PCSK9水平高于 H. pylori阴性胃炎患者和健康体检者[(384.00±57.57) μg/L比(208.80±48.89)、(176.10±47.14)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71、15.31，均 P<0.001)。与阴性对照培养基相比， H. pylori标准菌株和4种分离菌株均可诱导正常胃上皮细胞系GES-1分泌PCSK9[(1 267.00±287.50] g/L比(2 717.00±199.20)、(4 858.00±302.40)、(3 167.00±334.20)、(6 075.00±597.30)、(4 283.00±331.20)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15、21.09、10.56、17.77、16.85，均 P<0.001)。 H. pylori感染GES-1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巨噬细胞 CCR2 mRNA相对表达水平、IL-6水平、TNF-α水平和巨噬细胞菌落数均高于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和阴性对照组[132.20±5.67比84.83±4.62、39.83±4.12，8.66±0.94比6.52±0.47、1.00±0.09，(281.00±8.56) ng/L比(115.00±7.72)、(64.00±5.44) ng/L，(619.80±18.47) ng/L比(373.30±12.85)、(225.70±6.44) ng/L，(357.00±16.31)菌落形成单位(CFU)比(134.80±8.64)、(74.17±9.68) 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85、32.27，4.96、19.79，35.28、52.43，26.84、49.37，29.49、36.53；均 P<0.001)。 H. pylori感染GES-1组的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百分比，以及CD8 + T细胞胞膜CD3ζ Tyr142、杀伤分子颗粒酶B和穿孔素表达水平均低于 H. pylori未感染组和阴性对照组[(15.33±1.86)%比(34.50±3.72)%、(65.67±3.56)%，464.20±120.80比1 924.00±262.10、2 390.00±484.10，(6.41±0.42)%比(17.37±0.73)%、(26.60±1.57)%，(6.84±1.37)%比(14.53±0.48)%、(26.22±1.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1.27、30.70，12.39、9.45，30.50、31.90，25.96、13.00；均 P<0.001)。抗PCSK9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 CCR2 mRNA相对表达水平、IL-6水平、TNF-α水平和巨噬细胞内菌落数均低于同型对照组[72.50±4.97比128.30±6.74、0.82±0.06比1.00±0.08、(85.50±4.37) ng/L比(277.70±8.98) ng/L、(291.80±13.69) ng/L比(615.30±12.65) ng/L、(111.50±10.21) CFU比(346.20±18.04) 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6.33、4.40、47.13、42.50、27.73，均 P<0.001)。抗PCSK9组的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百分比，以及CD3ζ Tyr142、杀伤分子颗粒酶B和穿孔素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同型对照组[(51.05±3.03)%比(16.71±1.91)%、2 948.00±384.00比1 156.00±178.60、(53.88±3.86)%比(5.88±0.93)%、(32.80±2.07)%比(6.83±0.5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49、10.36、29.60、29.76，均 P<0.001)。 结论:H． pylori通过诱导胃上皮细胞释放PCSK9抑制CD8 +T活化和细胞毒作用，还可招募巨噬细胞，激活核因子κB信号轴上调巨噬细胞炎症因子释放水平，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杀伤作用，调控炎症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