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CC类趋化因子受体2 ( C-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2，CCR2)对肺气肿小鼠模型中单核细胞型髓源性抑制性细胞(monocyti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MDSC)向肺脏迁移的影响。方法:将10只雄性野生型(wild type，WT)C57BL/6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肺气肿模型组，每组5只。分别应用H&E染色和马松(Masson)染色方法观察两组小鼠肺组织病理特征；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两组小鼠肺组织中M-MDSC比例以及M-MDSC表达CCR2水平。采集WT小鼠骨髓细胞，体外刺激诱导生成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标记羟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脂(5，6-carboxyfluorescein diacetate succinimidyl ester，CFSE)后分别过继转移给WT小鼠(WT组)和基因敲除肺气肿小鼠(CCR2 －/－组)，每组各3只，流式细胞术观察CFSE + M-MDSC在两组受体鼠肺脏等组织的分布情况。 结果:H&E染色结果显示肺气肿模型小鼠较对照组小鼠肺泡腔直径明显扩大，肺泡壁破坏增加，肺泡间隔断裂融合；Masson染色结果显示肺气肿模型小鼠肺组织中出现胶原纤维沉积。与对照组相比，肺气肿模型组小鼠M-MDSC占CD11b +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M-MDSC表达CCR2水平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6.40±1.58)%比(12.96±3.79)% ，(6424.56±2280.61)比(15660.02±945.95)， t＝3.575、7.481， P值均<0.05]。过继转移实验发现，与WT组相比，CCR2 －/－组小鼠脾脏、肠系膜淋巴结、肺脏、派式结、血液中CFSE + M-MDSC的百分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68.30±3.68)比(39.80±7.14)，(47.17±7.98)比(21.53±4.82)，(31.73±13.77)比(6.08±2.33)，(42.87±4.38)比(0.01±0.00)，(88.73±3.18)比(62.87±13.15)， t＝6.155、4.761、3.187、16.970、3.313， P值均<0.05]。WT组与CCR2 －/－组小鼠骨髓中CFSE + M-MDSC的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敲除CCR2基因能够有效抑制M-MDSC向肺气肿小鼠肺脏及肺外组织的聚集，提示CCR2通路可能参与肺气肿的发生发展进程。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检测人趋化因子受体6(CCR6)、人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在结直肠癌及肝转移组织中的表达，探讨CCR6参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可能机制。方法: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及山西省肿瘤医院2009至2017年资料齐全的62例原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结肠癌54例、直肠癌8例)手术切除存档蜡块，其中包含同期切除结直肠癌伴肝转移病灶的标本20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直肠癌及肝转移组织中CCR6、CCL20、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CCR6、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的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肝转移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CCR6、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表达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CCR6与E-钙黏着蛋白和波形蛋白的相关性。结果:CCR6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6.1%(41/62)；在伴有肝转移的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5.0 %(17/20)，在肝转移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70.0%(14/20)。CCL20在结直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3.9%(52/62)；在伴有肝转移的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90.0%(18/20)，在肝转移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90.0%(18/20)。E-钙黏着蛋白在结直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7.7%(42/62)；在伴有肝转移的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50.0%(10/20)，肝转移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5.0%(13/20)。波形蛋白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79.0%(49/62)；在伴有肝转移的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5.0%(17/20)，在肝转移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90.0%(18/20)。CCR6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 χ2＝11.142， P＝0.001)、肝转移( χ2＝4.694， P＝0.030)、TNM分期( χ2＝21.785， P<0.001)密切相关；E-钙黏着蛋白的表达与患者淋巴结转移( χ2＝4.694， P＝0.030)、肝转移( χ2＝4.253， P＝0.039)、TNM分期( χ2＝7.867， P＝0.005)密切相关；波形蛋白的表达与患者淋巴结转移( χ2＝7.293， P＝0.007)、TNM分期( χ2＝5.712， P＝0.017)密切相关。CCR6、E-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均与结直肠癌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及分化程度无关(均 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CCR6( OR＝6.812，95% CI为1.206～38.474， P＝0.030)、E-钙黏着蛋白( OR＝0.256，95% CI为0.069～0.945， P＝0.041)是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在20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组织中，CCR6与E-钙黏着蛋白表达( r＝0.454， P＝0.044)、波形蛋白表达( r＝0.509， P＝0.022)相关。 结论:CCR6可能通过上皮间质转化机制促进结直肠癌的进展和肝转移。

目的:探索受体相互作用蛋白3(RIP3)对自身免疫性肝炎(AIH)肝脏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的调控作用。方法:纳入2018年1至6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行肝穿刺活组织病理学检查的AIH患者10例，同期选择年龄和性别均匹配且无肝功能异常的5例肝囊肿患者作为对照，应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AIH患者和对照者肝组织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情况。将Raw264.7巨噬细胞分为对照组、脂多糖组、脂多糖＋RIP3抑制剂GSK872(GSK872)组，采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巨噬细胞 RIP3、混合谱系蛋白激酶样结构域( MLKL)、 TNF- α、 IL-6、 IL-1 β、细胞炎性小体Nod样蛋白3( NLRP3)、CC趋化因子配体( CCL)2和 CCL5的mRNA水平；将Raw264.7巨噬细胞分为对照组、脂多糖组、脂多糖＋地塞米松组，采用qPCR检测巨噬细胞 TNF- α、 NLRP3、 RIP3和 MLKL的mRNA水平。选择24只6周龄雌性C57BL/6小鼠建立急性AIH小鼠模型，并将其分为对照组、刀豆蛋白A(ConA)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每组6只)，处死小鼠后收集外周血和肝组织，观察小鼠肝脏病理学表现，测定血清ALT和AST水平，采用qPCR检测 CCL2和CC趋化因子受体2( CCR2)的mRNA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小鼠肝脏巨噬细胞比例。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AIH患者肝脏CD68阳性组织驻留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和MAC387阳性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比例均高于对照者[(0.84±0.21)%比(0.09±0.03)%、(0.79±0.13)%比(0.03±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00、4.84， P均<0.05)。脂多糖组巨噬细胞内 RIP3、 MLKL、 TNF- α、 IL-6、 IL-1 β、 NLRP3、 CCL2、 CCL5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脂多糖＋GSK872组(1.64±0.16比1.07±0.07和0.63±0.11，10.45±1.37比1.10±0.33和1.51±0.63，5.43±0.59比0.94±0.06和2.59±0.45，204.20±30.73比1.26 ±0.19和111.40±11.62，20 848.00±362.00比1.09 ±0.26和10 940.00±566.60，7.47±1.17比1.09±0.09和3.79±0.89，68.03±5.15比1.14±0.19和14.09±2.62，5 935.12±96.20比1.43±0.46和673.50±49.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11、5.21，6.65、6.55，7.57、3.96，6.60、3.06，8.83、4.08，5.46、2.56，12.97、10.16，25.34、14.99； P均<0.05)。脂多糖组巨噬细胞 TNF- α、 NLRP3、 RIP3和 MLKL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和脂多糖＋地塞米松组(8.85±1.43比1.44±0.43和3.63±0.63，6.42±0.86比0.99±0.12和2.07±0.17，1.72±0.21比0.93±0.09和0.43±0.07，6.87±0.85比1.62±0.31和1.41±0.2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5、3.33，6.24、4.95，3.04、5.11，5.77、6.07； P均<0.05)。ConA组小鼠肝脏表现出明显的炎症细胞浸润和点状坏死。ConA组小鼠的血清ALT和AS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2 569.00±45.44)U/L比(49.38±9.07)、(103.00±14.07)和(759.30±34.99) U/L，(3 335.00±88.79)U/L比(108.50±18.10)、(460.00±97.40)和(1 573.85±36.06) U/L]，且ConA＋地塞米松组小鼠的血清ALT和AST水平均低于ConA＋GSK872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54、5.42、3.90、4.63、4.16、3.79、6.70、2.71， P均<0.05)。ConA组小鼠肝脏 CCL2和 CCR2的mRN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92.64±10.57比0.78±0.15、5.64±1.00和9.47±2.06，5.73±0.39比0.98±0.22、2.18±0.22和2.98±0.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66、7.24、5.87、8.71、8.58、5.45， P均<0.01)。ConA组小鼠肝脏CD45 ＋CD11b ＋F4/80 ＋总巨噬细胞比例和CD45 ＋CD11b hiF4/80 lo浸润的单核巨噬细胞比例均高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ConA＋GSK872组(0.86±0.02比0.73±0.03、0.68±0.02和0.72±0.03，0.56±0.02比0.08±0.02、0.11±0.01和0.08±0.01)，CD45 ＋CD11b loF4/80 hi肝脏驻留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比例低于对照组、ConA＋地塞米松组和GSK872组(0.24±0.03比0.58±0.04、0.52±0.07和0.56±0.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27、5.90、3.89，18.70、19.87、20.52，7.35、3.82、3.87， P均<0.05)。 结论:AIH患者肝脏巨噬细胞数量增加。RIP3信号介导免疫性肝炎肝脏单核细胞来源巨噬细胞浸润并可能成为AIH的潜在治疗靶点。

目的:探究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PCSK9)在幽门螺杆菌( H. pylori)感染导致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收集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初次就诊于十堰市太和医院消化内科的60例胃炎患者( H. pylori阳性和阴性患者各30例)与30例健康体检者，检测其血清PCSK9水平。选取 H. pylori标准菌株、4种 H. pylori临床分离菌株、正常胃上皮细胞系GES-1与THP-1细胞经诱导形成的巨噬细胞。将 H. pylori菌株与胃上皮细胞系GES-1共培养以制备不同上清液培养基，设立磷酸盐缓冲液空培养基即阴性对照培养基(阴性对照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培养基( H. pylori感染GES-1组)、正常GES-1细胞上清液培养基(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PCSK9中和抗体培养基(抗PCSK9组)、 H. pylori与GES-1细胞共培养上清液+人免疫球蛋白G2培养基(同型对照组)。采用Transwell迁移实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平板集落形成实验、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实验等比较 H. pylori感染GES-1组、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和阴性对照组，以及抗PCSK9组和同型对照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CC趋化因子受体( CCR2)mRNA相对表达水平、白细胞介素(IL)-6和细胞坏死因子(TNF)-α释放水平、CD8 + T细胞胞膜磷酸化水平、巨噬细胞菌落数，分析PCSK9对 H. pylori感染导致炎症反应的调控机制。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H． pylori阳性胃炎患者的血清PCSK9水平高于 H. pylori阴性胃炎患者和健康体检者[(384.00±57.57) μg/L比(208.80±48.89)、(176.10±47.14)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71、15.31，均 P<0.001)。与阴性对照培养基相比， H. pylori标准菌株和4种分离菌株均可诱导正常胃上皮细胞系GES-1分泌PCSK9[(1 267.00±287.50] g/L比(2 717.00±199.20)、(4 858.00±302.40)、(3 167.00±334.20)、(6 075.00±597.30)、(4 283.00±331.20)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15、21.09、10.56、17.77、16.85，均 P<0.001)。 H. pylori感染GES-1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巨噬细胞 CCR2 mRNA相对表达水平、IL-6水平、TNF-α水平和巨噬细胞菌落数均高于 H. pylori未感染GES-1组和阴性对照组[132.20±5.67比84.83±4.62、39.83±4.12，8.66±0.94比6.52±0.47、1.00±0.09，(281.00±8.56) ng/L比(115.00±7.72)、(64.00±5.44) ng/L，(619.80±18.47) ng/L比(373.30±12.85)、(225.70±6.44) ng/L，(357.00±16.31)菌落形成单位(CFU)比(134.80±8.64)、(74.17±9.68) 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85、32.27，4.96、19.79，35.28、52.43，26.84、49.37，29.49、36.53；均 P<0.001)。 H. pylori感染GES-1组的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百分比，以及CD8 + T细胞胞膜CD3ζ Tyr142、杀伤分子颗粒酶B和穿孔素表达水平均低于 H. pylori未感染组和阴性对照组[(15.33±1.86)%比(34.50±3.72)%、(65.67±3.56)%，464.20±120.80比1 924.00±262.10、2 390.00±484.10，(6.41±0.42)%比(17.37±0.73)%、(26.60±1.57)%，(6.84±1.37)%比(14.53±0.48)%、(26.22±1.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1.27、30.70，12.39、9.45，30.50、31.90，25.96、13.00；均 P<0.001)。抗PCSK9组的巨噬细胞迁移数、 CCR2 mRNA相对表达水平、IL-6水平、TNF-α水平和巨噬细胞内菌落数均低于同型对照组[72.50±4.97比128.30±6.74、0.82±0.06比1.00±0.08、(85.50±4.37) ng/L比(277.70±8.98) ng/L、(291.80±13.69) ng/L比(615.30±12.65) ng/L、(111.50±10.21) CFU比(346.20±18.04) 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6.33、4.40、47.13、42.50、27.73，均 P<0.001)。抗PCSK9组的 H. pylori吞噬溶酶体共定位百分比，以及CD3ζ Tyr142、杀伤分子颗粒酶B和穿孔素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同型对照组[(51.05±3.03)%比(16.71±1.91)%、2 948.00±384.00比1 156.00±178.60、(53.88±3.86)%比(5.88±0.93)%、(32.80±2.07)%比(6.83±0.5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49、10.36、29.60、29.76，均 P<0.001)。 结论:H． pylori通过诱导胃上皮细胞释放PCSK9抑制CD8 +T活化和细胞毒作用，还可招募巨噬细胞，激活核因子κB信号轴上调巨噬细胞炎症因子释放水平，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杀伤作用，调控炎症反应。

目的:探讨免疫标记物CC-趋化因子受体7（CCR7）抗原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间收治的B型慢性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B-CLPD）患者643例，包括327例CLL、58例套细胞淋巴瘤（MCL）、34例滤泡淋巴瘤（FL）、36例边缘区淋巴瘤（MZL）、10例毛细胞白血病或其变异型（HCL/HCL-v）、40例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以及48例CD5 +B型慢性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未分类（B-CLPD-U）和90例CD5 -B-CLPD-U。同时收集本院健康管理中心2018年20名正常对照样本。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B-CLPD患者免疫表型及CCR7表达，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分析了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基因（ATM）缺失、13q14缺失、P53缺失和12三体，并利用Sanger测序分析了剪接因子3b亚基1（ SF3B1）、 NOTCH1、肿瘤蛋白53（ TP53）和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 IGHV）的基因突变情况。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CCR7的诊断价值和最佳阳性界值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 结果:CCR7在典型CLL和非典型CLL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0.8%（257/283）和84.1%（37/44），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1.228， P=0.268）。CCR7在CLL中阳性表达率为89.9%（294/327），平均荧光强度（MFI）为278（246，307），而CCR7在MCL、CD5 +B-CLPD、CD5 -B-CLPD、FL、WM、HCL/HCL-v和MZL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0.3%（6/58）、6.3%（3/48）、8.9%（8/90）、0、0、0和13.9%（5/36），MFI分别为114（106，128）、112（106，117）、110（104，121）、108（105，119）、111（105，124）、112（108，115）和109（105，120），与CLL相比，其他类型B-CLPD中CCR7阳性表达率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181.3、177.8、232、164.7、180.8、62.6、129， P<0.01）。另外CCR7阳性用于鉴别CLL与其他类型B-CLPD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9.9%、93.0%和92.3%。CCR7 +CLL患者CD49d阳性表达率为13.9%，低于CCR7 -CLL患者（42.1%）（χ 2=7.6， P=0.01）；而13q14缺失发生率为50.3%，高于CCR7 -CLL患者（20%）（χ 2=6.56， P=0.01）。 结论:CCR7在CLL与其他类型B-CLPD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明确变应性鼻炎（AR）患者外周血2型辅助性T细胞（Th2细胞）和2型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2细胞）的趋化特点，并探究其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与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sIgE）水平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分离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就诊的41例AR患者［男20例，女21例，年龄35.0（24.5，47.0）岁］和42名健康对照［男24例，女18例，年龄35.0（24.8，46.5）岁］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多色流式检测趋化因子受体CC类趋化因子受体（CCR）2、CCR3、CCR4、CCR5、CCR7、CCR8、趋化因子C-X3-C-基序受体1（CX3CR1）和趋化因子（C-X-C基序）受体4（CXCR4）在Th2和Tfh2细胞中的表达。分析这些趋化因子受体在Th2和Tfh2细胞上的表达量与血清sIgE水平及受试者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的关系。使用GraphPad Prism 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对照组Th2与Tfh2细胞的趋化特性具有明显差异：Th2细胞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CCR2、CCR3、CCR5、CCR8和CX3CR1；而Tfh2细胞高表达引导免疫细胞归巢的趋化因子受体CCR7和CXCR4。AR患者外周血Th2细胞较对照组表达更高水平的CCR2、CCR5和CX3CR1（ P值均<0.01），同时CCR2 +和CCR5 +Th2细胞的比例均与VAS评分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8、0.61， P值均<0.01）；Tfh2细胞较对照组表达更高水平的CCR7（ P<0.01），CCR7 +Tfh2细胞的比例与血清sIgE水平呈正相关（ r=0.51， P<0.01）。 结论:AR患者外周血CCR2 +和CCR5 + Th2细胞占Th2细胞的百分比可一定程度上反映AR的严重程度，而CCR7 + Tfh2细胞占Tfh2细胞的百分比与血清sIgE水平呈正相关。

目的:分析IgA肾病（IgAN）伴扁桃体炎患者辅助T细胞22（Th22）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轴的表达变化，探讨其与临床病理改变的关系。方法:纳入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经肾活检确诊为IgAN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肾脏病理类型及是否合并扁桃体炎分为IgAN合并扁桃体炎（IgAN+扁桃体炎）组、单纯IgAN（IgAN）组、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组和对照组（HC）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h17、Th22细胞及Th22细胞CC型趋化因子受体（CCR）4、CCR6、CCR10表达阳性细胞占比；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Th22细胞效应因子白细胞介素（IL）-22，促分化因子IL-1β、IL-6、TNF-α、CC型趋化因子配体（CCL）22、CCL20、CCL27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HC）检测肾组织中CCL22、CCL20和CCL27的表达。比较分析各组临床病理指标、Th22细胞占比及相关趋化因子表达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4例IgAN患者，其中14例合并扁桃体炎，另纳入10例MsPGN患者及16例健康人作为对照。各组性别、年龄匹配，血压、肾功能、血脂等生化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IgAN组、MsPGN组及IgAN+扁桃体炎组外周血Th22细胞、CCR10表达阳性细胞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IL-22、IL-1β、IL-6、TNF-α、CCL20、CCL22、CCL27水平亦较高，且IgAN+扁桃体炎组更为显著（均 P<0.05）。各组肾脏组织CCL20、CCL22、CCL27表达改变与其外周血变化一致。合并血尿的IgAN患者外周血Th22细胞占比显著高于无血尿组患者。病理分型（E1、S1或T1-2）较重的IgAN患者外周血Th22细胞占比显著高于病理分型较轻者（E0、S0或T0）。 结论:Th22细胞及CCL27/CCR10轴参与了IgAN发病过程，扁桃体炎可加重IgAN的临床与病理损伤。

目的 探讨血清几丁质酶-3类蛋白-1(CHI3L1)、CC趋化因子受体2(CCR2)水平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及对预后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21年6月至 2022 年 12 月于邯郸市第一医院就诊的AIS患者 129 例作为AIS组,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将患者分为轻度组 63 例、中度组 39 例和重度组 27 例,随访 3 个月后依据改良Rankin量表(mRS)分为预后良好组 97 例和预后不良组 32 例.另选取同期 97 例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AIS组与对照组、不同严重程度和不同预后AIS患者血清CHI3L1、CCR2 水平.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AIS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CHI3L1、CCR2 水平对AIS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AIS组血清CHI3L1、CCR2 水平高于对照组(t=38.958、21.382,P<0.05);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血清CHI3L1、CCR2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1.538、34.760,P<0.05);预后良好组患者血清中的CHI3L1、CCR2 水平低于预后不良组(t=6.226、8.694,P<0.05);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CHI3L1、CCR2 水平均是AIS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OR=1.493、2.593,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CHI3L1、CCR2及两者联合预测AIS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69、0.882、0.965,敏感度为 70.10%、86.60%、87.63%,特异度为 93.75%、90.62%、96.87%,两者联合预测优于血清CHI3L1、CCR2单独预测(Z=2.990、2.931,P<0.05).结论 AIS患者病情越严重血清CHI3L1、CCR2水平越高,两者均可预测AIS患者预后不良,两者联合预测效能更佳.

目的 探究血清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4(FGFR-4)、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糖类抗原(CA125)检测对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2月至2023年2月来我院治疗的133例确诊为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患者为观察组,选同期来我院治疗的108例甲状腺良性病变患者为良性病变组,另选取同期来我院体检的120例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测定血清FGFR-4、CCL11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CA125水平;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对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断价值.结果 甲状腺癌组和良性病变组患者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均显著升高,且甲状腺癌组与良性病变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甲状腺癌组患者手术后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均显著下降(P＜0.05);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在低分化、有淋巴结转移、Ⅲ+Ⅳ期患者中的水平显著升高(P＜0.05);血清FGFR-4、CCL11、CA125诊断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93、0.808、0.647,3项联合诊断的AUC为0.867,3项联合诊断优于各个指标单独诊断(Z二者联合 vs FGFR-4=2.334、Z二者联合 vs CCL11=1.966、Z二者联合 vs CA125=5.132,P=0.020、0.048、0.000).结论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均上调,且血清FGFR-4、CCL11、CA125水平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以及TNM分期有关,3项联合诊断分化型甲状腺癌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